告别2021：记住一些无法被夺走的

12月30日这天，我要回到哥廷根，在火车包厢里遇见了一个正在批改作业的德国中年姐姐。

她叫狄安娜，之前也在哥廷根大学，读美国研究。毕业后她在一个研究机构工作数年。三十多岁时，她经历了漫长的教师资格培训和考试，成为一名拉丁语和英语教师，薪资优渥，十年就这样过去了。眼下她在批改的，就是高中生的拉丁语作业。

狄安娜讲起一篇她喜欢的作文，是一个女生解析金苹果和帕里斯的故事。在权力、智慧和海伦之间，帕里斯选择了海伦。“他当然会这么选择，这就是男人会干的事情”，那个女生带着嘲讽地写道，我们包厢里的三个人都笑了。接着，应我的邀请，狄安娜顺便给我们朗诵了一篇拉丁语课文。

从柏林回哥廷根的火车大约两个半小时，足够狄安娜分享一些她的人生。她来自东德，但很小世界就彻底改变了。

“我刚去了柏林的东德历史博物馆，”我说起这几天的旅途经验。

“大部分都是坏的历史，对吗？”狄安娜笑着说。

接着她开始讲述自己的童年：

“我12岁的时候，柏林墙倒塌了。我们都是小孩，意识不到那意味着什么。可能我的父母有不同的记忆吧。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学、放学，和小朋友玩耍，斯塔西的残酷，到不了我们这里。后来我们换了来自西德的老师，他带着同情来解救我们。但是当他问起我们的悲惨生活时，我们毫无感觉，他所接受的那种体系，也在那一刻崩溃了。他带着好心过来，发现小孩并不需要他的解救，我们的生活并不那么悲惨，是他想象不出来的。”

“东德发生过很多残酷的事情，但我童年的每日记忆也是真实的。只是现在这些记忆，都变成了我最私人的记忆，或者和我一代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不会被书写，不存放进博物馆。我的一个学生，甚至会把纳粹的旗帜认为成东德的旗帜。”

“年轻人也厌倦历史了，过去就这样成为混沌的一团。我不认为这真实的一面，会成为下一代人的记忆。我们这代人离开后，东德在公众心中，只剩下模糊不清的负面形象，人们不会记住与意识形态不符的细微差别之处。”

她接着叹了口气。

狄安娜提到的关键词让我印象深刻。记忆。历史。日常。作为一个在东德度过童年的德国人，她在和一个陌生人的对话中，为什么要讲这些？我想是因为每个人都要去捍卫她/他的记忆。即便不是因为德国统一，狄安娜没办法在成年后去位于西德的哥廷根上大学，没办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收入体面、拥有安全感和自由的成年人，她仍然要对陌生人说出自己的童年，至少这样，会有另一个人被赋予她的记忆。我和她一样，都不希望历史只剩下好与坏的截然二分。在意识形态之下，仍然有很多暧昧的、细微的、日常的事件和情绪，存在于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中。

全球大流行两年了，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想回忆过去的一年。而在宏大的叙事中，我们每个人关于新冠大流行的正确记忆，恐怕都已被肆意更改了好几回了。即便是在此时此刻，仍然能看到孕妇、产妇、小孩在这之下的糟糕境遇，透过一些微弱的声音发表在互联网上，很快会被抹除痕迹，淹没在宏大正确的叙事之下。

翻看这一年的旧相册，我也能想起很多痛苦的日子。但我也意识到，也许我们太习惯于总结个人在过去一年的成就、得失，试图得出一个“这一年还不赖”、“来年再接再厉”的工具主义结论，获得一些启发，再树立新的目标。也因此，那些未能实现的年份，那些遭遇厄运和不公的年份，会让一整年都失去任何意义。

我想，若不想服从“正确”的记忆，我们还可以捍卫自己的私人记忆，和更多的人分享它。若不想参与唯一的叙事，也不要忘记日常的细微之处。这肯定不是我们唯一该做的事情，因为只有共同体和社会，才能够真正保卫你的记忆空间和日常生活。

但至少此时此刻，给自己一些私人时间，记住一些无法被夺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