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我2019年9月入境英国，不知不觉就在这座岛上住了两年零四个月，已经在外过了三个年了，在伦敦待的时长早已超过了宁波。虽然说一直在岛上住着，但实际上并不能感觉不到这是个岛。伦敦不靠海，偶尔看到海鸥；格拉斯哥实则也不靠海，窝在河湾的口上而已，倒是常常看得到海鸥。能看到海的机会不多，在爱丁堡东北角上的利斯（Leith）可以，在画家特纳（J. M. W. Turner）早年生活过的马盖特（Margate）可以，在湖区的野山上可以，在卡迪夫（Cardiff）的高楼上也可以。但看到了海又如何呢，看到了海就能证明大不列颠是个岛吗？

看到了海也不能证明大不列颠是个岛。宁波北仑有海，上海浦东也有海，大连有海，深圳也有海，但是谁都不会说这四个地方是岛。我们大概不能从直接的经验中得知大不列颠是个岛，除非有人可以一眼把四面的水都看尽。可是，我们又不至于否定这一事实，起码从地理学上，从他人的描述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确认这一我们无法亲身体认的事实——“大不列颠是个岛”。我们生活在直接经验和间接知识的重叠区域中。

实际上，连使用“大不列颠”我都得小心翼翼，我得仔细地区分好几个术语。“大不列颠（岛）”（Great Britain）在地理上指的是欧洲西北、大西洋东北的一座岛屿，它并不包括相邻的爱尔兰岛和周边小岛屿如马恩岛（Isle of Man）和怀特岛（Isle of Wight）等。政治意义上的“大不列颠”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的习惯性代称之一，或用更简短的“不列颠”（Britain）指代，一定程度上和“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U.K.）互用。但“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两词在含义和色彩上终究有微妙的差别，前者有缅怀大英帝国、给殖民帝国招魂之虞，故除了车牌上的“GB”，日常中使用频率说不上很高。无论如何，“大不列颠”的地理和政治两层含义有明显的区隔，“联合王国”的领土主体是“大不列颠（岛）”，但如若只提“大不列颠（岛）”则忽视了北爱尔兰、王室属地、海外领地和周边小岛。中文译名“英国”是习惯用法，从词源上讲则不准确，如果单单用“英”来指代“联合王国”，则排除了英格兰之外的其他组成部分，显然不全面；相应地，“大英帝国”（The British Empire）这个名字虽然简洁有力，但词源上讲也不准确。所以，当我说“大不列颠是个岛”，我必须厘清我说的具体是什么，是一座地理上存在的岛屿，而不是有多种色彩和含义的政治名称。也就是说，我们援引某个间接知识的同时，也在排除其他的知识，最起码在厘清多个知识间的区别。

在试图讲述我在这座岛上的生活时，总是脱离不了我生活的那些地方和经历的事。我在伦敦住得时间最长，幸亏有学校的宿舍和好友James，让我不再像交换那年一样，要坐四十分钟地铁才能进城。我常常活动的地方是学校，大英博物馆，soho，河岸，Covent Garden，Regent’s canal, Islington，Lewisham；借着名叫Boris bike的公共自行车，我穿梭在小街小巷里；由着地铁、轻轨和公交车，摇摇晃晃把我带到各个风格迥异的街区和市镇。我欣赏伦敦的多元，我也为街头的流浪汉和贫困的街区伤心；我享受着各式各样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也漫游在城内城外的大小公园；我在大英博物馆接过导游私活，也在小中餐店里端过盘子，我给皇家人类学会组织过会议，给JLPT监过考，也随着游行的群众径直穿过大街……回想起来，我的伦敦生活很难有什么总结，好事居多，也都是每个留学生都能做的平常事，既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没有什么能自夸的。除伦敦以外，我和格拉斯哥、爱丁堡、诺丁汉都有特别的情谊和缘分，让我不止一次往来这些地方，让我看到不同风光的同时，也见识不同的性情和文化。我明白，我没见过的远比见过的多，没经历过的远比经历过的多，因此需要格外谨慎，把经历和见闻圈在“自己”这条边界内，毕竟我代表不了其他人，就像伦敦不能代替整个英国。也就是说，在描述某个直接经验的同时，也在排除其他人的经验，最起码在厘清多个经验间的区别。

于是，我不仅身在岛上，知识和经验也渐渐成了“岛”。

老实说，英国的组成和称呼确实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对外国人来说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详细了解，对于很多英国本国人来说知不知道都无所谓。这个感受在我去拜访北爱尔兰的朋友Jane时特别明显。Jane是我在西班牙路上结识的朋友，我们一起同行过好几天，也因此留下了很多回忆。我和她保持联系已经有三年多了，说要去北爱尔兰拜访她也不止一次两次，可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坐上启程的航班已经是今年一月了。从格拉斯哥出发，降落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航行一个小时都不到，但这算两年多来第一次离开大不列颠岛。和苏格兰一样，北爱尔兰也有自己的一套防疫政策，用来追踪疫情的应用和二维码也和英格兰不同，不过使用起来没有障碍。我们和天一在三栋小教堂的包夹下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出发到了Jane的家。

Jane在车站接到我，特别惊喜，马上给了我一个拥抱，紧接着就一路寒暄一路开车回家。广场上的小市集正在开，小镇街道不宽，两边的房子沿路蹲着。Jane开口说到，她在这里住了很多年，已经厌了，疫情之中商店关门，这座小镇也没有生机，本要去国外看女儿和孙子的计划也一推再推……她一边说话，一边捏着档杆迅速地捣着，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脸上的笑容一刻都没消失过。我这个时候才注意到她的头发，相比三年前路上的她，头发已经成了黑白灰混合，之前染的颜色早就褪了，而短发仍旧是短发，容貌也没有多少改变。她说疫情对她直接影响并不大，因为她和丈夫两个人住在镇子郊外，有点anti-social。我正琢磨着，小车七摇八拐到了家，我这才明白她的意思。她家在一片跑马地里，前后左右邻居都没有，除了数就是草地和小溪。进前庭的水泥墩有半人高，刚好留出一个车道，小车一个拐弯钻进去，眼前就是这座遗世独立的房子。Jane笑着说欢迎，她的丈夫Johnny也迎了出来，前庭的一角是两头毛驴，远处是一个巨大的扇形太阳能板，像雷达一样立在草地上。我们从小门进去，一派温馨，温和的颜色，原木的质感，宽敞的空间，动辄几十年的老物件，小幅的画作和照片，满柜的旅行指南，风格迥异的小摆件，过道里的帆船模型，壁炉旁桶子里的木块……在随后的几次聊天中，他们回顾了这座房子的重建经过，听两人说着如何一砖一瓦，说到当年来时没电没水，又说当年帮工的老爸不是个好挖机手。Johnny眼里的笑意一刻也没消失过，只是他的笑容和动作比Jane来得柔和。

手上相册的老照片一页接着一页，他们从房子说到孩子，我们从学业聊到职业，北爱尔兰的独特慢慢浮现出来。两人都来自英格兰，年轻时迁居到了北爱尔兰，原本因为工作住在首府，之后再迁到了如今的地方。在他们的记忆中，几十年前的贝尔法斯特安检非常严格，连去超市买东西都要伸平双臂接受检查，更不要说一些街区晚上的铁门和宵禁了。各个社群之间的冲突是摆在明面上的，宗教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天主教和新教两派各自亲和爱尔兰和英国，两派不仅在取名上仔细斟酌，连描述对方的相貌都有成套的说法；两个群体分住在不同的街道，如今在贝尔法斯特仍然可以看到过去争端的遗留，那些纪念碑、旗帜、党派、墙，都是过去的缩影，不过已经成为了首府主要的景点之一了。其实Jane和Johnny也试过置身事外，比如给孩子取些旧约希伯来名字来避免站队，但就算如此，麻烦也曾找上过门。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纠葛早有所闻，但在这里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我仔细地听着看着问着想着，我知道我又在占着作为“外来人”的便宜了。可是对于北爱尔兰以外的英国人来说，对白厅、西敏宫和白金汉宫来说，这片地方曾经的冲突和如今的和平意味着什么呢？这时，Johnny说，曾经有朋友从英格兰来北爱尔兰，问要不要用护照；又有人问，英国号码能不能拨来北爱尔兰，是不是要加国际区号……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例，他们就当谈资一笑而过，我们也跟着笑了。在一个环境中浸淫日久，很多东西日用而不知，那么跳脱出去如何呢？于是我们上了去都柏林的班车。

北爱尔兰是计划之中，但爱尔兰是临时起意，好在交通方便，只要乘坐一班往来两地的大巴车即可，边界是开放的，我们最终也没有弄明白到底偷渡了没有。据说，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边界两边能明显看出经济的好坏，北方六郡的道路明显比南方共和国好，但如今情况完全变了，南方由于欧盟的援助而迎头赶上，大有超越之势。大巴车稳稳当当地串起市镇穿过乡村，像针线一样把两边缝补起来，把我们带到都柏林。

从上大巴车开始，我就提醒自己，这不仅是两年来首次离开大不列颠岛，而且是首次离开英国，但当我最终到了都柏林，我却发现一切都那么熟悉。阔别近两年的老朋友在车站把我们接出来，慢慢往市里走，都柏林的城市风光渐渐展开。我好奇地打量着路边的建筑、雕塑，留心着地标和路牌，但除了城市建筑的体量和颜色之外，这里和伦敦相似点实在太多：车辆行驶的方向一致，人们使用的语言一致，道路的命名一致，连路上的商店品牌也一致……朋友还说笑，称曾经在伦敦上学时走的是河岸街（The Strand），如今还是河岸街。最有意思的是爱尔兰考古博物馆外面的一个邮筒，英国国王的记号还在，但是整体已经被涂成了象征爱尔兰的绿色。在宗主国痕迹的留存上，爱尔兰和其他殖民地首府是很相似的，比如加尔各答和河内。硬的机制比如军队和政府早已从这座岛上撤离，但是软的机制却留了下来，对于爱尔兰身份的构建，对于共和国体制的孕育，无不预设了一个相对的“不列颠人”（British）和“联合王国”。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作为爱尔兰的精神高地之一，是由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批准成立，院子里正在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们所着的袍子、所用的术语和东边岛上也没有差多少。老图书馆的样貌相当传统，木制的长厅配上木制的书架，启蒙运动留下的遗产罗列其上，借着一架小小的活动楼梯穿梭两层之间，挨着书架的是纯白大理石的头像，宣告其学术传统承接古希腊和古罗马，其copyright library的身份则让它享有了英语出版界的尊位，和大英图书馆、牛津Bodleian图书馆一样可以揽下英爱两地的所有出版物。这个图书馆无疑是温润的，经年累月的沉淀让木材沉着，让石料柔和，中央展陈一架最古老的爱尔兰竖琴，听着来者的脚步声和地板的吱吱呀呀，另一头展陈的《爱尔兰独立宣言》也消下了火气。在这里安放手抄古本《凯尔经》自然是熨帖的，那些精描细画字符和图案，那些缤纷绚烂的颜色，就仿佛从爱尔兰的翠绿中生长出来的，又从木头和羊皮的缝隙中抽身而出。就这样，爱尔兰就在智识上嵌合进了一个更大的体系，即使这个体系中龃龉丛生。

也就是说，我们否认不了那些有形无形的关联，盘虬交错，我们就在拉扯中审视自己和他人，分不开的水乳交融，割得断的藕断丝连。当我们流连在爱尔兰作家博物馆里，看着王尔德、乔伊斯等人的作品和语录，地图模型上标记出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四周柔顺的隔断上印着作家对故土的赤诚，耳机里回响着爱尔兰语和英语的二重唱：“我们现在使用的仍然是殖民者的语言”。当我们坐上爱尔兰司机的旅行巴士转而向北来到北爱尔兰的海岸，看着脚下六边形的石柱，回想着爱尔兰巨人和苏格兰巨人的传说，紧锣密鼓的跟团游最后急匆匆地把我们扔在了贝尔法斯特的市中心，下车告别时，司机随口嘟囔了一句：“你们有英格兰口音，也不知道你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好还是不好。不过无所谓的。”我明白了，我试着跳脱，但又被拽回去了——两边的关联实在太深了。

SOAS也是这样，有一股无形的力把自己拽回去，却是因为关联变浅了。我一直为学院的多元化鼓与呼，我也相信这是走向互相了解，打破“岛”的状态的一种方式。我原本计划把自己在SOAS前后三年的观察和感受写下来，题目都拟好了，就叫做《我们是枫叶、银杏、菩提子》，取SOAS树状标志上代表不同地区文化的几种叶子，来记录我各有特色的朋友们。但是当我准备开始写，我发现自己很难写下去，一来是疫情直接斩断了我和SOAS社群间的往来，原本清晰的一张张面孔渐渐都模糊起来，更有甚者直接消失了；二来是学校在困难时期的种种举措，让我反问自己，“多元”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学院里的朋友有英国本地的，有南亚的，有东亚的，有欧陆的，也有中东国家的，研究的话题有家庭、宗教、仪式、遗产、文学、传媒等等，研究的区域有中国、日本、叙利亚、南非、尼日利亚等等，这三个维度的排列组合已经非常丰富了，加上人类学课程设置的话题广度，多样性着实让我惊叹。SOAS给了我这样一种环境，让我在这里说中文觉得自在，也不会有人因为你对其他文化好奇而惊讶，这个环境相对于伦敦这样的多元都市来说也是个例外。但也正因为它是个例外，所以需要活在量身打造的社群当中，也就是SOAS学生、老师和员工创造出的社群当中，如果脱离这个社群，SOAS在我思维方式和知识上留下的痕迹、在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上给我的影响，就很可能会由“财富”变成“负担”，因为脱离了这里，他人和你并不一定在同温层里，思维和行为上的差异也就明显了。所以，当这个社群的真实感被疫情之中的各种特殊手段所淡化，多元之间缺少了互动的渠道和场所，文化缺少了真实的个体来承载和演示，它就容易被本质化地还原成一些游离的符号，对于这些符号的肤浅偏见喧嚣尘上，偏见带来的偏执和内耗充满暗礁。这样一来，我发现我组织文字的风险了，原本的写作计划也就搁置了。“多元”毕竟不足以支撑学校的日常运作，没办法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于是，裁撤和裁员必不可少，“多元”也就让位于现实的需要了。更让我深有体会的是，学界的知识再生产一不留心就滑入了局限当中，学科的存在毕竟意味着规训，也就是说，有一种所谓的“正确”存在，也有一套捍卫这种“正确”的机制——这种规训体现在教学大纲的设计上，体现在阅读材料的选择上，体现在论文写作的评定上，也体现在师生间的互动中——某些场合，在“多元”的旗帜下，里子确是“一元”的。就这样，各种各样的原因把SOAS拽了回去，有些是因为学院自创始以来的矛盾特质，有些是则是当下环境中的无奈。

那么，立足现实当中，在多元之间寻找并构建关联似乎仍然是一条出路，这样一来，知识和经验都可能脱离孤岛。这条路要付出多少努力，我不知道，但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态离开“大不列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