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八九不再是一場遙遠的悲劇

六四三十二週年，已難有公開的大眾紀念活動在香港舉行。雖然當權者沒有表明要用「國安法」來阻止民眾悼念，但本身繼承自英殖時期的法律體系已足夠用作打壓的工具。

解放軍的戒嚴部隊和國安法和選舉改革，論粗暴程度真的有很大有大的距離。但八九民運跟前年後半年香港的運動，無疑是有可比之處。亦因為這樣的經驗，八九民運在我來說不再純粹是那個政治上的圖騰和民族/人類的悲劇。我想強調「劇」這個字。因為由始至終，我只是在華南的一個小城去觀看當年北京發生的事。對！我們為此投入過、奉獻過，但終究還只是在邊界的另一邊打氣、譴責、悲傷的觀眾而已。

但前年六月中，那種「劇」的感覺開始消失。當事情發生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在國家鎮壓機器面前的是自己認識的人（有時也包括我自己）時，那就不再像是只有忠奸之分的劇目。

當運動的邏輯顯然是用盡各種方法促使街頭衝頭進一步升級時，我不知哪一天想起了「天安門四君子」。面對著不願意撤出廣場的學生，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和周舵四人利用自己的名氣和絕食行動，取得了廣場上的影響力。六月四日凌晨，他們對於廣場上的學生大致上能安全撤退，功不可沒。

回到香港，看著局勢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當權的沒有全面讓步、黃營要升級。美帝當然不會派美軍登陸香港。民間的武力和組織性，怎敵得過香港警察？駐港解放軍粉墨登場，也只是搬走示威者設下的路障。更多的人受傷、更多的示威者被捕已是必然。但香港已沒有出現「天安門四君子」的客觀條件。

十一月，中大（香港中文大學，也是我的母校）攻防戰。我晚上走進了校園。當時警方已撤退，校園內不少人在製汽油彈、傳物資。其實要找個位置參與這場浩瀚的鬥爭，絕非難事。但在那充滿革命豪情的氣氛中，我選擇了置身事外。我覺得，我一幫忙，就是在令更多的人受苦，而不是在為解放出力。

當然，可能真正的原因是我作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保守性。又，假使這場運動不是那麼右、我不會早就自絕於群眾，令我無法投入，令我有如上的判斷。

「王維林」的勇氣當然可敬。但如果將他拉離馬路的人是平民百姓，那幾個人更加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