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南非共的轉型

非國大與南非共：南非版的「國共合作」

南非除了多黨制以外，在非國大內部還有個獨特的「多派制」，正式的說法叫「非國大-南非共-南非工會全國大會（簡稱工全會）三方聯盟」，也可以叫做「大黨中的多黨制」。多黨中主要的就是南非共產黨。三方聯盟其實是議會民主政治中的執政聯盟。作為執政聯盟中重要成分的南非共，我們國內一些報道稱之為「參政黨」。南非共當然不是我國口徑中那種「民主黨派」式的「參政黨」，她其實是聯合執政的南非執政黨之一。而且需要強調的是，三方聯盟的這種聯合執政也與議會民主體制下由於一黨在選舉後優勢不足、只能與其他黨聯合組閣的情況完全不同——那種聯合組閣的各黨在競選時是各自獨立的，政見可以差異很大甚至是對手，聯合只是為避免相持不下而達成的妥協。三方聯盟則完全不同，它是在政治上立場相近、歷史上合作密切的情況下，競選時以一個黨的形式出場，只是在內部存在著「三方」。

在世界歷史上，由於當年共產國際信奉暴力革命，排斥議會民主，絕大多數共產黨政權是通過革命奪權或外來「解放」建立的。除了只有兩萬多人口的「袖珍國家」聖馬力諾、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摩爾多瓦，以及尚在暴力革命與議會民主之間徘徊的尼泊爾三個小國，在比較特殊的條件下有過憲政民主制下的共產黨政府外，堅持「共產國際話語」的政黨在多黨制下通過民主選舉完全執政的情況還沒有過。最接近於此的，是憲政民主體制下共產黨部分執政，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和南非共就是這方面的兩大典型。其中印共（馬）有在國內三個邦長期執政的經歷，而南非共則在全國成為聯合執政者之一。

與中共同齡的南非共成立於1921年，最初是白人南非工黨中的激進左派接受共產國際指導改組而來，當時主要靠白種工人支持，曾在「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為白色南非而戰」的口號下發動過1922年「蘭德暴動」。這次武裝起義因脫離黑人多數群眾而失敗。此後共產國際指導南非共又轉向「黑人統治」，在1924年黨代表大會上提出建立「土著共和國」的主張，強調南非應該是個屬於土著，亦即黑人的國家，並為此對黨自身實行「非洲化」改造，到1928年，1750名黨員中已有1600人是黑人。但是，共產國際後來再次改變主張。1929年，南非共提出新的「戰略路線」，要求「通過爭取多數人統治的群眾鬥爭走上通往社會主義的捷徑」。所謂「多數人統治」區別於多數種族的統治，而明確定義為民主制，即不分種族的勞動者多數統治。

1930年代斯大林（港譯史太林）搞大清洗，南非共也跟著搞黨內整肅，開展打擊所謂「本廷主義」（本廷為當時的政治局常委）等幾次運動，弄得元氣大傷，黨員一度只剩不到百人，有幾年連黨的領導人是誰都成了謎。1939年後，摩西·科坦任總書記，黨的情況開始穩定。科坦領導南非共直到1978年，期間南非共一度獲得合法地位，並於1948年正式聲明放棄「土著共和國」目標，從而導致與泛非大式的黑人民族主義者的決裂，但與非國大為代表的「非種族主義」的黑人解放運動的聯盟卻鞏固下來。

1950年白人當局取締南非共，黨一度被迫解散，1953年恢復地下黨，並且幫助非國大中曼德拉等激進派從蘇聯取得支持，於1961年12月16「丁干日」成立「民族之矛」，開始武裝鬥爭。經過幾十年奮鬥，憑借為黑人解放運動做出的貢獻，以及和族際主義的黑人領袖在非國大中的親密合作，南非共不僅崛起為非洲最強大的共產黨，而且作為非國大的一部分實際上也是南非的執政黨之一。2002年非國大「五十一大」上當選的全國執委會中，南非共成員約佔三分之一。南非共提出的舊南非屬「特殊殖民地」，當前任務是「民族民主革命」等說法都成為非國大的官方理論。

不過，儘管南非共事實上是南非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但她並不單獨參加競選，而是加入非國大，把非國大作為一個競選聯盟來參加憲政民主博弈。這樣的合作方式令人想起中國當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那也是採取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黨內有黨」方式。區別在於：今天的南非共是合法註冊的左派政黨，她的51,874名黨員（2007年數字）身份完全公開，並不是「地下黨」。加入非國大的黨員都履行過非國大的手續，要遵守非國大的章程，在非國大代表大會中有公開的南非共黨團，如同非國大中的其他派別——非國大本身就是承認「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

南非共產黨與軍隊國家化

當年非國大搞武裝鬥爭時，相信暴力革命的南非共黨員曾積極參與組建非國大武裝「民族之矛」。由於非國大本是盧圖利時代的溫和、非暴力組織，儘管被白人當局逼上梁山，到曼德拉一代走上了武裝鬥爭之路，但溫和的傳統並未消失；而南非共卻一開始就是激進派，當年為「白種工人解放」就搞過武裝起義，轉為黑人解放後也是駕輕就熟，加上當時「民族之矛」的軍事政治培訓又主要靠蘇聯、古巴等共產黨國家，所以南非共在「民族之矛」中的影響比在整個非國大中更突出。黨的主要領導人多擔任過民族之矛的高級指揮員，民族之矛的高層也多是南非共產黨員。但南非共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前途寄託於「工人和勞動者」的支持，而不是槍桿子的支持，她始終是非國大的武裝，而不是南非共的武裝。

南非民主化後，參加民主進程的各方都接受軍隊國家化原則。南非境內原有的各支武裝合編為新南非的國家軍隊——新國防軍（SANDF，直譯為「南非國民防衛力量」）。它完全按憲政民主國家的方式建軍。民選總統是憲法規定的軍隊統帥，文職國防部長與政黨內閣共進退，而現役將領都是無黨派職業軍人，軍中不能有黨派活動。軍人不乾政，軍隊服從政府，而政府無論總統制下對民選總統負責，還是議會制下對民選議會負責，實質都是服從選民多數。根據這些原則，原民族之矛中的南非共成員都退出了軍界，除了南非共總書記查爾斯·恩卡庫拉在姆貝基與祖馬之間的莫特蘭蒂看守政府（2008-2009）中當過不到一年的國防部長（也是以非國大而不是南非共的名義）外，南非共與軍隊已無職務聯繫。

不管軍官的出身如何，高度職業化、國家化的新南非軍隊始終聽命於民選政府，近20年來南非政局時有變化，但軍隊從不乾政。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轉型都因軍事政變、軍閥混戰、軍人乾政、武將專權而夭折，南非得以幸免於此禍，這在南非這麼一個矛盾重重、傳統上社會一直有暴戾之氣的國度是十分可貴的。之所以能夠如此，其一是由於過去南非白人內部的民主法治比較完善，白人軍隊雖然有鎮壓黑人、維護種族隔離之罪，但對白人國家而言還是有遵守憲政的傳統，新南非把民主擴大到不分種族的全體國民，那種傳統在全民憲政中也就延續下來。

但更重要的還是其二，也是由於包括南非共在內的新南非各黨派嚴守軍隊國家化的規則。黨派通過競選全力謀政，但不通過滲透謀軍。尤其是南非共，民族之矛這支原來雖非共產黨的軍隊，但很大程度上確是以共產黨員為骨幹的軍隊能夠順利融入新國防軍，轉型為憲政民主制度下的國家軍隊，南非共毅然退出軍隊確實是個很重要的條件。

南非工人階級與貧苦民眾的「代議士」

雖然不贊成階級專政而且主張多黨制民主，但這並不影響南非共代表工人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甚至不影響這一代表相當激進。這並不是南非共自稱，而是南非窮人和勞工階層用選票體現的事實。南非共雖然並不直接競選，但南非國會和地方議會中共產黨議員並不少。儘管他們是以非國大候選人而非南非共候選人名義參選，但議會政治中每個議員都有競選個性，不是光念官方文件就能贏得選民的。而南非共議員的個性就是特別注意爭取工人和窮人的選票，他們也以此取得了階級的授權，並且要取信於這些階級選民。

盡人皆知，在南非執政的三方聯盟中，南非共與南非工會全國大會又是個更為緊密的兩方聯盟。雙方常常協調一致，對非國大中的「自由主義」開展鬥爭。只有數萬黨員的南非共與會員多達近200萬的工全會互為表裡，贏得眾多支持。推出「蜜蜂法」、把黑人中的貧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的非國大還能一直贏得多數選票，與這兩方的影響是分不開的。當然受了委託，就要代理人家的利益，為了對勞工選民負責，南非共與工會也常常為勞資矛盾與非國大及政府相左。特別是在2012年馬里卡納礦山慘案後，當時被認為是民粹主義的祖馬政府都指責罷工礦工「暴徒」首先襲警，就連身為礦工工會和工全會前領袖的非國大大佬拉馬福薩，在已經變身為大亨後也指責罷工「暴徒」要為事件負責，致使工全會的態度也曖昧起來。這時只有南非共明確支持罷工者，要求追究開槍警方的責任。

但也正因為這「工人階級的代表」首先是基於代議制下的「階級」委託，而非基於宣稱的意識形態，南非共有時捍衛的工人訴求並不一定吻合於她的理論體系。祖馬政府時期，「激進」的非國大青年聯盟一度很活躍，大肆鼓吹津巴布韋式的「國有化」。然而南非窮人，尤其是黑人窮人從「種族社會主義」的白人政府時期就不喜歡國有制，他們對「蜜蜂法」的意見在於要求把「黑人經濟賦權」推廣到包括個體戶在內的下層，而不是只施惠於一些黑人寡頭，但他們並不贊成津巴布韋式的「社會主義」。因此南非共也堅決反對馬勒馬等人的國有化主張，在這一點上，南非共倒是與姆貝基乃至民主聯盟等自由主義黨派一致的。

真正的自信：南非共產黨如何總結「蘇東劇變」

從某種意義上講，南非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共產黨。在2012年7月「十三大」上通過的最新一版黨綱中仍然充滿了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代表「工人階級」，爭取「結束資本主義」和「人剝削人」，建設「社會主義」並進而走向「共產主義」，從「按勞分配」走向「按需分配」，乃至「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等等共產國際時代的傳統詞彙，而沒有一句關於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說法。就連今天的俄羅斯共產黨也沒有傳統到這個份上——今天的俄共是很突出民族主義的。

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講，南非共又非常「自由化」。在這個黨綱的核心「目標」一章中，與「工人階級利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並列的居然還有「多黨制」和「個人權利」。南非共聲明，民主不是手段而是「目標」，不僅在當前這個歷史階段，而且「在所有階段，南非共產黨都致力於一種社會秩序，它將完全尊重我們社會的所有部分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權利，以及個人的民主權利。南非共產黨將承認所有社會組織和政黨的獨立性，承認它們在南非憲法範圍內的功能和權利。這意味著多黨制的政治框架，在其中會有定期的、開放的和自由的選舉。在這樣一個框架中，南非共產黨將主要致力於推進工人階級及其盟友的利益，在生活的各個領域與其他政治力量進行民主的競爭。「南非共產黨應在與其他政黨的意識形態競爭中作為民主的先鋒而贏得承認。」

除了黨綱關於「目標」的上述宣示，南非共還在其他場合反復表示：「那些往往被誤認為是‘資產階級政治民主’的一人一票制、定期多黨競選制度、公民基本權利法案、司法獨立等成果不是資產階級賜予的，而是南非人民通過長期的、艱苦的鬥爭得到的，社會主義必須捍衛，不能以追求更高的社會主義民主‘模式’為名而將其拋棄。」

2007年，南非共副總書記克羅寧發表《民主與社會主義》一文，指出「所謂‘資產階級民主’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而是工人階級的勝利」。「我們通常所說的‘自由民主人權’是工人階級和人民力量不斷推進的成就，」由於勞動者的奮鬥，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局部地、不均勻地得到實現」，但實際上「這一系列價值觀和制度安排——包括一以貫之地和原則性地尊重人權、三權分立、多黨選舉」對社會主義有著更大的重要性。而在前蘇聯，「所有這些原則被侵蝕的結果就是集中導致了‘社會主義’的停滯和崩潰。」

在蘇東劇變的1990年，南非共以總書記喬·斯洛沃的名義發表了《社會主義失敗了嗎？》的長篇聲明。該文尖銳地提出：面對現實社會主義的危機，「我們要警惕的是：A.為斯大林主義尋找藉口。B.把危機歸咎於改革的步伐。C.如果我們宣佈暫停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社會主義的批判，那麼最糟糕的替代是：D.得出結論認為，社會主義理論的扭曲不可避免。」

斯洛沃說：有人指責戈爾巴喬夫改革「在諸如波蘭、匈牙利、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共產主義政治霸權的‘崩潰’」，但是，「在上述國家，儘管有超過40年的教育，媒體等各方面壟斷的優勢，執政黨卻找不到他們聲稱代表的階級的一個有意義的部分的支持——實際上甚至找不到自己大部分黨員的支持，以捍衛他們或他們的社會主義版本。指責為克服社會主義弊病進行的改革和公開性，就像是指責為疾病而進行的診斷和處方。事實上，挽救社會主義前途的唯一辦法，就是以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勇氣來當機立斷。」

南非共的這篇聲明指出：斯大林主義的最大弊病，就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搞「官僚獨裁」。這種「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為此，斯洛沃不僅批判了斯大林，還對列寧的「專政」說進行了反思。他認為，在馬克思那裡，「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作為一種通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是偶爾提到的，馬克思「沒有給出更多的定義」。恩格斯提到巴黎公社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在斯洛沃看來，巴黎公社只是一個「例外的社會經驗，它導致一個短暫的工人城邦，而這個城邦也並非是社會主義導向的」。後來列寧強調了這一概念，並用以解釋當時俄國極端狀態下的革命暴力，雖然有其情勢原因，但也導致了不良的影響。

斯洛沃引述當年盧森堡批評列寧的話：「只給政府的支持者和一黨的成員（無論他們如何人多勢眾）以自由，那根本就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完全是持不同政見者的自由。……當‘自由’成為一種專享的特權時，這個詞的意義就消失了。」斯洛沃就此評論道：「盧森堡的自由概念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他認為，真正的民主有賴於反對黨的存在，「從社會主義的角度講，我們忘記了，一黨國家的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里是無處可尋的。世界各地的各種一黨統治有足夠的經驗表明，一黨制下推動真正的民主不僅是困難的，長遠來看甚至是不可能的。」他說：「在任何情況下，實行一黨制並且甚至沒有黨內民主和問責制，就直接變成了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的政治暴政——這就是不同時期在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

在南非共的官方網站中，1990年的這篇文獻至今被置於重要位置。當然，其中有的話他們後來不再講了，如蘇聯解體後，他們已不再稱讚「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勇氣」。但是批判一黨制，肯定多黨制，主張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斯大林或穆加貝式的社會主義等基本觀點，直到最近這份黨綱中還是一以貫之的。2013年1月6日，南非共在紀念斯洛沃逝世18週年的文章中，仍然高度評價了這部文獻，並嚴厲批評了「國際上那些繼續相信蘇聯（的體制）沒有什麼嚴重錯誤的‘不承認主義’者」，指出他們把蘇聯解體等等「這一切都只歸咎於一個人——戈爾巴喬夫的背叛」是多麼荒謬。

的確，「蘇東劇變」後，南非共是世界各國共產黨中極少的幾個堅持不改旗易幟、而且力量還明顯增長的佼佼者。南非共可以說是當代世界最自信的共產黨之一——她的自信就表現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與別人公平競爭，自信可以靠講理、靠做事來取勝。南非共從來不是「甘地主義」者，在別人武力鎮壓她時她會武力抗爭，不會任人宰割束手待斃。但她也不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早在武裝鬥爭時期，她就在自己的綱領中放棄了「專政」的說法，更不會用槍桿子去摧毀憲政民主。

「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

南非社會現在仍然處於變革之中，南非共在這一過程中也會與時俱進。

從邏輯上講，當打著普世理想旗號實行專制的蘇聯模式破產後，原共產國際衍生下來的政治力量，包括俄國人在內，面臨的主要是兩種選擇：或者為維護專制而放棄普世理想，或者為堅持普世理想而放棄專制，接受民主。前一選擇要求從「民族傳統」而不是從「英特那雄納爾」尋找專制資源，把伊凡雷帝、秦始皇而不是馬克思作為自己的鼻祖，從而演變為「本民族至上」的、甚至種族主義性質的專制者。後一選擇則要求堅持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傳統和普世平等理想，但改變了19世紀歐洲專制制度和「有財產資格的民主」制度下激進左派形成的暴力革命與專政主張，在普選制民主條件下，通過代議制真正取得自己聲稱代表的勞動者階級的授權，通過憲政民主推進普世平等，從而演變為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

南非共迄今的公開宣示都符合第二種選擇，但問題並不僅僅在於宣示。作為一個歷史上由白人理想主義者創建的黨，南非共在那些極端的「黑人統治」論者眼裡永遠是有原罪的。雖然她後來融入了黑人解放運動，並成為這一運動的功臣，但是在這一運動中她始終與過去的泛非大、現在的穆加貝、馬勒馬這類「黑人統治」派格格不入，並一直凸顯自己的族際主義立場。直到如今，南非共在「黨慶」紀念活動中還會掛出創黨領袖安德魯斯、帶領黨創建新南非的前總書記、主席斯洛沃這些白人先賢的大照片，並在最近的黨綱中高調重申反對「部族主義、仇外心理、狹隘民族主義」。

可以說，在抵制南非「津巴布韋化」的問題上，南非共與馬勒馬這類極左派的距離，甚至與非國大主流派的距離，都比與民主聯盟這類自由主義者的距離還大，以至於在馬勒馬倡導國有化的情況下，傳統上被認為喜歡國有的南非共卻明確抵制這種主張。當然，未來不排除南非共中會有一些黑人成員「與時俱進」地迎合「黑人統治」潮流，但是這一潮流的潮頭早就有別人佔據。南非共如果不想泯滅自己的特性，變成別人的尾巴，是不可能走這條自我消亡之路的。

需要指出的是：南非共不贊成馬勒馬的國有化主張，並不表明她向右轉，因為她的二次分配主張仍很激進。後來之所以放棄國有化的「生產社會主義」，而改為保留私有企業，實行「生產上的資本主義，分配上的社會主義」，通過二次分配來實現平等，主要也並不是因為資本家抵制導致左派屈服，更不是因為「背叛工人階級」變成了「資產階級政黨」。其實，民主制下的國有化一般都是贖買，資本家固然不願意被沒收，但稅率太高變成為他人賺錢，贖買對他就未必更不利了。所以，資本家抵制高稅收未必就輕於抵制國家贖買。

然而真正的問題是：在這些民主國家搞國營企業，如果其他條件相當，實踐下來往往既不如民主國家的私營企業，也不如專制國家的國營企業。道理很簡單：私營企業家有積累激勵，專制國家的國營企業雖然沒有這種激勵，但「升遷激勵」還是給了幹部認真管理「紅色血汗工廠」的動力。而民主制下工會發達，升遷又受民意影響，紅色血汗工廠難辦，廠長討好工人、大家一起吃國家的大鍋飯就成了常見病。很多蘇東國家劇變後之所以急於把國企私有化，未必是新自由主義理論有多大影響，實在是民主化以後國企「預算軟約束」更嚴重，財務狀況惡化，不得不急於脫手。瑞典、南非也有這種因素。在這種情況下，讓企業家來經營工廠，國家通過再分配政策保護勞工權益，就成了勞動者也贊成的事。因此南非共對國有化不熱心，其社會主義價值觀與代議制下對工人階級選民的責任，主要都通過再分配來體現，就是自然的事了。

政治上主張多黨制民主，經濟上不搞國有化，而搞福利國家，加上對鄰國搞人權外交，南非共除了話語體系比較陳舊外，與一般社會民主黨到底有多少區別，確實不好說了。不過，這並不影響其為「工人階級政黨」——她與南非工會的表裡關係、她得到的勞工選票都是明擺著的。如果主張官營經濟卻毫無工人授權的人才算「工人階級代表」，那我國古代的王莽、桑弘羊之輩早就當仁不讓了！南非共之所以能在「世界共運低潮」時期成了那麼大氣候，除了她自身的努力外，南非是非洲惟一工業化國家，有最發達的工運傳統，而南非共又確實體現了這一傳統，成為工人民眾的「代議士」，這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