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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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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之死:谈谈复旦中文系争议悼文

谢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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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复旦数学系凶案已是满城风雨,近日中文系朱教授一篇半文不白的悼念文字更是招致舆论挞伐。朱文最大的问题倒不在网友们扣的字眼,而是文气不通,读来颇感生涩。如以古文悼词的标准考察,则并不合格;但若将之视为对“古文”本身的悼念,则着实令人伤感。毕竟古文早就死了,该文不过以吊诡的形式重申了这一死讯。
朱文本为朋友圈随感,但随即被公示于复旦官网

复旦数学出身,又转入文史的我,对这两则新闻五味杂陈。未撰文评论数学系凶案,主要是不想以个人视角蹭这个可悲的热点。对中文系的悼文也一样,我不了解作者,但听说他学术造诣不凡,深得学生爱戴——这是完全可能的:古文甚至现代文写作能力与中文系的学术研究没有必然关系。因此本文也无意抨击学者个人的学养,而是谈谈上述现象何以发生:古文教研室主任为何不必写好古文?什么是古文?古文又是如何死的?


古文是一个谱系而非一种文体


如今谈及古文写作,好像是与应用文、说明文、散文平行的文体,可以用来彰显才学、或在高考夺人眼球。其实不仅今人讨论“古文”,视之为与“现代文”对应的他者,唐宋明清的学者,无一不谈“古文”,彼此却又不尽相同。“古文”严格来说,应当是包含先秦文、秦汉文、唐宋文与明清文的一个谱系。

这一谱系中不同文风的语感也并不相同,以我个人为例。我对“古文”的认知从一年级读《三国演义》开始。那至多算是糅杂了白话的浅近“文言”,但对字都认不全的我仍颇为艰涩,只是囫囵吞枣地乱翻。诸葛瑾念成诸葛窝至今被我爸津津乐道。支撑这一阅读动力的,不过是课间休息时给同学讲故事的炫耀欲。故事有时而穷,到三年级陆续有同学也读起三国,为了稳住自己的权威形象,我又翻起了老爸书架的《三国志》。读罢难免对三国的前史感兴趣,于是初中就这么不求甚解地读了前四史。高中时对《三苏文选》手不释卷,高考所写的古文也化用了不少三苏谋篇的结构。关于“古文”语感,我最得意的是高中一次考试,古文阅读是《子虚赋》。我读罢断言这绝非司马相如的原文。老师颇感惊讶,确实是徐汇教研组长为了出题所仿写的,问我如何得知。其实要是抠字眼似乎也没什么大错,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现代味道,不少句法舍弃了古文中更简要的表达,所以是古文为表,现代文为里(作为对比,鲁迅文章内核则是古文)。

我当时自恃准确的“古文”,除却教材,主要是前四史与三苏文章,如此片面自然也有翻车的时候。大学时有个同学发朋友圈,引了一段“古文”;当时刚好仓央嘉措的文青伪作泛滥,我便留言说“这遣词造句一看就不是古人写的”,却被告知是晚清的《浮生六记》。羞愧之余,我也意识到古文绝非一成不变,明清时已演化地与白话相近。这或许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迟迟没有下卷的原因,毕竟写到明清就能看出他所鼓吹的白话运动并无新意可言。前年在书城,发现某网红写手翻译了“白话本《浮生六记》”,还洋洋洒洒写的译后序,顿觉文风更迭之快,连19世纪的白话都需要再白话一番。

转入书籍史领域后,我对晚明的笑话书情有独钟,顺便读了些俗文学,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幼时读《三国演义》的起点。恍然发现,“古文”不仅因时而变,即便在同一时空,不同社会阶层眼中的“古文”也迥然相异。比如明中叶,前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后又有鼓吹“唐宋古文”的风潮。但在晚明游戏书籍《博笑珠玑》中,却把“古文”与“俗语”或“江湖俏语”并列。如“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之类俗谚便视为古文;甚至连“邻舍养儿我也养,聪明愚钝一般同”等打油诗也算。此处“古文”似指民俗之古。

由此观之,“古文”观念依照不同时代与阶层变动,构成一条跨越时空的“谱系”。这一谱系中的每一种古文,均可由古/新或雅/俗的程度加以定位。若就《博笑珠玑》那种打油诗程度的“古文”而言,朱文倒也不算粗俗,只不过这类晚明通俗读物虽然格调不高,但通俗中仍具有母语者的一致性,不像朱文有半文不白、语势不通的问题。如果要比喻的话,晚明的打油诗好比中学肄业者所发的朋友圈,朱文则像海外汉学家仿写的中文(或国内大学生的GRE作文)——后者用了一些考究的词汇,却远没有前者地道。

然而这段悼念文字的作者不仅是复旦中文系教授,也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为何他的古文,犹如汉学家的中文,都透着一股“异域风情”?另一方面,明代文人精英为何又对古文有台阁体、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诸多门派,争斗不休?这两个问题实则指向了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侧面,即文学写作能力与政治权力的捆绑与脱钩。


中文系之殇:文学场域与政治权力的脱钩


我在《敌在阅卷组》一文中,曾以场域理论(field)考察科举与高考的异同。简而言之,明清的科举几乎垄断了阶级流动的渠道,使天下仕子“一心只读圣贤书”。在科举场域获取的功名,又可转为其他场域的经济、文化或政治资本。因此对科举文章优劣的评判权,在晚明为不同势力所争夺,甚至创造了“文权”一词。明初的科举文风由三杨等翰林出身的内阁重臣把持,即所谓台阁体。这一时期“文权”与“政治权力”高度重叠。明中叶以六部官员为主的前后七子开始攻击“台阁体”文风萎靡,高举“文必秦汉”的复古大旗。其后归有光等人更以“唐宋古文”来批驳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凡此种种看似是文学史领域的文风之争,实则也是中低层官员由政治权威手中争夺“文权”的过程。随着晚明制举用书的发展,“文权”最终滑落到屡试不第的参考书作者手中,犹如如今各位考研名师,其高考成绩大多平庸,但无碍于在教辅领域呼风唤雨。

然而不论是内阁首辅、六部官员、一介县令、或者屡试不第的士商文人,要改变文风,毕竟还是得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无论“文权”在何人之手,科举永远都是绝大多数人通往政治权力的不二法门,非文笔超凡不能服众。这就是古人获取功名后,无论成为高官还是学者,文笔不至于不堪的原因(最多不擅长诗词等影响备考的“旁门左道”)。

高考与科举最大的区别便是考试与政治权力脱钩,语文更是最大的受害者。科举场域中,写一手好文章几乎开启了通往政治资本的坦途;如今遑论高考考生,即便是名校中文系教授也与政治权力全然无关。权力是最大的春药,政治权力又是诸权之首。若非为了成为“治人者”,谁会呕心沥血钻研文章学?“辞赋小道”是曹植的凡尔赛,却是如今的现实:与政治权力脱钩,正是中文系不必锤炼写作的根源。上峰所仰赖的国师已不是文学造诣不凡的翰林,而是现代学术体系下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与科学家。如今的历史系相比于明清修史的高官大儒,地位已大幅下降,中文系怕是犹有过之。

如今的文学精英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是莫言这种享誉文坛的作家;二是北大复旦等名校的中文系学者。两者的区别犹如足球明星之于明星解说。正如解说员并不必然踢球,中文系教授也不必然擅长写作。学术圈的中文写作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生产资本的场域,而附着于整个学术场域之下:发表论文、评职称、拿基金的逻辑在中文系和理工科等不那么“文雅”的专业并无二致。有中文系的朋友跟我吐槽,在中文系谈文学写作甚至会被嘲笑,这大概就跟明代人嘲笑有人痴迷作诗,耽误了科举正途一般。然而八股文章做得好,毕竟还能锻炼写作能力——现代学术论文就写作而言,则颇为机械而缺乏美感。

很多人以为中文系是中国文学创作系,那恐怕是科举体系下翰林院之类概念的错觉,中文系实则是中国文学评论系。文学青年进中文系,约等于足球少年去腾讯体育。解说员纵使把比赛吹得天花乱坠,也只能培养解说员而非球员。从这个角度,朱文所揭露的也非学养不足,而只是残酷的现实:你不能要求解说员带领中国队杀进世界杯。但解说员仍应有评判球技优劣的能力,学者可以不擅长文言,但不应对好坏失去判别。该文言辞不通,即便作者最初放在朋友圈,作为悼念文字也有不够严肃之嫌。至于把它贴到官网的行政人员,则缺乏必要的文字审美,给本是朋友圈随感的朱文煞有介事地加上了落款,反招致更多骂声。五四以来科举骂了百年,到头来高考不仅内卷程度犹有过之,连培养文字审美的功能也消失殆尽。


古文的谱系自民国而终


不过总的来说,古文之死,并非一两位学者之过。严格来说,古文在白话文运动时就死了,如今的学者至多算是给古文扫墓时态度不够肃穆。历代文风如何演变,总能称得上秦汉古文、唐宋古文、明清古文,谁听过民国古文(鲁迅倒是算,他自己不认)、甚至新中国古文(如果那些“古风”也算古文的话,那大家也别批判朱文了)。古文的谱系自民国而终。它不仅突然被抛弃,现代学术环境也不允许其复生,在西方知识论把持知识生产上游的背景下,传统的文章学已无容身之地。中文系写的也是期刊论文的文,而非文以载道的文。从这个角度,中国才是“汉学家”的大本营。这么说并非群嘲,我自己也深感阅读古文时的疏离感,恍如漫步异乡。

如今之古文仿佛圆明园的断壁残垣

但可悲的并不是解说员不会踢球,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除了中文系这些“足球解说”,哪里还有“球员”,或者“足球从业者”呢?不能怪大众误把“解说”当成“球员”,只能说在这个时代,古文确实也该死了。

但“古文之死”这个概念本身仍有矛盾。人只有死了才算“作古”,文字也只有死了才算“古文”。明人眼中的秦汉文、唐宋文,自然是死的,因而需要复活。不过明人至少不会把先秦、秦汉、唐宋混为一谈。如今把辛亥之前统称“古文”,连《浮生六记》都要出白话译文,只能说古文死透了,你我都是古文世界的异乡人。倘若扳倒一个学者便能理正风气那还算有救,可悲的是对个人的口诛笔伐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朱的研究依照如今的学术规范也确实无可指摘。

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把复旦“古文悼词”当成对古文本身的哀悼。心念及此,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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