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为什么也是三心二意的帝国主义者

一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英国（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却有意识的同帝国主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后来我想了想，觉得如果用三心二意来形容的话，那么还有另一类帝国主义者——德国人，他们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这么做的。

1897年，德国政治家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在国会宣布德国将占领中国的胶州湾的时候，说出了每个中国学生在历史教科书上都能读到的那句话： “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阳光下的地盘”这个词组是如此的顺口夺目，以至于每个人都能形象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来源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争夺”这个论断。

教科书并没有写出来的是，德国自由党人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于1899年在国会跟着说了这么一番话：“胶州，那个著名的‘太阳下的一席之地’，对我们来说成本实在太高，数百万马克在那里像在太阳下的奶油一样融化。” 一年后，即1900年，他继续说道：“总理阁下在昨天的言论中相当尖锐地指出：只要有条件，德国也可以继续攫取更多的殖民地。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 我们在胶州阳光下的地盘已经足够烫手，我们不能再有向任意一个地方扩张我们领土或势力范围的想法。”

欧根对“阳光下的地盘”嗤之以鼻是有道理的。学者一般认为，德意志帝国的殖民举动开始于1884年，终结于1919年。它的“阳光下的地盘”绝大部分位于非洲，囊括坦噶尼喀、西南非洲、喀麦隆、多哥兰，较小部分位于太平洋，包括新几内亚及其他一些群岛，最后则是中国的胶州湾。这些土地的面积加在一起大概在270万平方公里左右，下辖的人口约一千五百万人。这些“阳光下的地盘”是德意志帝国费尽心机冒着与其他欧洲大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夺下来的，但回过头来看，却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可言。

英国殖民史学家菲尔德豪斯指出，除了多哥兰（约88000平方公里）和萨摩亚群岛之外，所有的德国殖民地都在经济上无法自我支撑，需要从柏林获得大笔补助才能平衡预算。在1914年，这笔钱超过了5000万英镑。如果将德国在船舶运输、海上防御和低息贷款上的补贴也都算上的话，那么德国纳税人开支约在一亿英镑（约20.45亿德国马克）左右。这些殖民地与德国之间的贸易总金额，则明显少于德国为维持这些殖民地花掉的钱。1904年，殖民地贸易的总额约6149万马克，到了1913年，上涨到约2亿862万马克。尽管有上涨，殖民地贸易也只占到德国海外贸易量的0.5%左右。殖民地本身也没有给德国提供什么不可替代/或缺的原材料。在1910年，殖民地向德国出口的棉花约等于它进口总量的0.25%，油脂只占2.12%。占比最高的产品是橡胶，也只达到了13.62%。在资本投资方面，殖民地也没有为德国资本解决出路。在1913年，德国在全体殖民地的投资累积起来也不过5亿马克，这笔钱并不大，德国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南非的兰德金矿上就花了同等多的钱。 迁往这些殖民地的德国移民也少得可怜，1913年统计下来，也总共只有约两万人，其中三千人还是士兵和宪兵。

那为什么德国人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争夺殖民地呢？

二
德意志帝国的殖民事业是从俾斯麦时期开始的，但俾斯麦自己其实对获得殖民地不太感兴趣。应该说，他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对英国普遍有种既羡又妒的心情，对英国人的各种政策私下里总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俾斯麦其实也不例外，他的殖民风格也受到英国帝国思想的极大影响，即正式殖民统治所带来的财政负担、政治责任和军事风险都难以预料，不如“非正式帝国”来的方便节省。

换句话说，尽管俾斯麦以“铁与血”的姿态为人所熟记，但私下里，他是一个极端务实主义者，帝国主义事业的表面光荣吸引不了他。在俾斯麦这里，殖民帝国是一个手段，而不会是目的本身。他认为，德意志帝国如果要在海外进行扩张，非要考虑经济成本不可。如果非要获得殖民地不可，那么最好是私人企业在前，德国国家在后，创建一个保护领，以避免德国国家的过度投入。

俾斯麦的这个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的宰相办公室主任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在给海军部的一封信里认为，殖民地为德国工业带来的好处大多是幻想。英国和法国的经验表明，成本往往高于价值。为了个别贸易和工业部门而向整个国家征税是很难成立的，初具规模的德国海军也无法与其他殖民国家抗衡，征召的军队很难在热带地区服役。最好将这一领域留给私人企业，国家干预是不合适的。 1871年，法国战败，德国要求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人提出以越南交换，俾斯麦回答道：“我根本不在乎殖民地，它们的用处只是补给站。”

在1873年，俾斯麦在给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一封备忘录中写道：“（他）一贯奉行不寻求在欧洲以外获取领土的政策”，因为“对德国来说，这些领土注定是软弱而非力量的源泉”。 该年，英国驻德意志帝国的大使报告说，俾斯麦也说道：“殖民地只会导致软弱，因为殖民地只能由强大的舰队来保卫，而德国的地理位置并不允许它发展成为第一流的海军强国。”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俾斯麦仍然不为殖民地所动。在1880年，一位德国高层政治家称“（俾斯麦）现在和其他时候一样，不愿意听到殖民地。他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舰队来保卫它们，我们的官僚机构也没有足够的技能来管理它们。” 1881年，他仍然说道：“只要我还是首相，我们就不会卷入殖民主义。”

当然，俾斯麦对海外殖民帝国计划的厌恶也不尽然全出自对英国和美国作为的观察。也有一个很实际的因素在起作用：建立殖民帝国要花钱，很多的钱，这些钱需要获得德国国会的批准，而俾斯麦最厌恶的事情莫过于增加国会的影响力。1881年，有一位鲁尔的工业家向俾斯麦建议德国吞并台湾，俾斯麦回复说：“殖民地需要一个民族感情比党派精神更为强烈的母国。在这个帝国议会中，仅仅维持帝国的现状就已经相当困难，甚至连在国内维持军队都颇为不易。只有在帝国在财政上得到巩固之后，我们才能考虑启动这样艰巨的事业。萨摩亚就是一个例子。殖民地的管理将只是为议会提供一个更大的操场。我们无法直接管理殖民地，只能支持公司。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需要一个除了发表演讲和给政府制造困难之外还有其他目标的国会。”。

尽管有以上这些意见和言辞，俾斯麦却还是走上了海外殖民的道路。1884年，俾斯麦告诉英国，德国有意在西南非洲获得一块土地，而英国予以了承认。这一举动是德意志海外殖民帝国的肇始。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俾斯麦在与英国的争争吵吵中在随后一年在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东非和新几内亚等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使德国成为了世界第四大殖民帝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突然转变呢？俾斯麦不是对殖民地不感兴趣吗。要回答其中的缘由，恐怕先要介绍一些背景知识。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各国统治者们都在进行着一场艰辛的政治园艺工作，企图把宪政体制与旧制度嫁接在一起。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还是奥地利，都纷纷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最低限度的立宪政体”。这往往意味着有一部被当真的宪法，有一个功能受到极大削弱但仍有一定实权兼吵吵嚷嚷的民选议会，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这种体制从正面的角度讲，这是赋权与政府的自我约束，从负面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以看成是威权人物对政党和人民的某种“驯化”。于是政治分裂的因子就内含其中。

在德意志，霍亨索伦王朝一直有一套防御性弹性改革策略，即主动有控制的进行政治改革，以保证政治的主导权掌握在王室与贵族手里。《俾斯麦回忆录》中有一则故事，是当时还是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后来成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一世）当笑话讲给俾斯麦听的。当时俄国同普鲁士还是盟友，沙皇尼古拉找老朋友普鲁士国王借两个低级军官，帮他背部按摩，理由如下：“对于我的俄罗斯人，只要我能盯着他们的脸，就不愁对付不了他们，可是背上没长眼睛，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到我身旁来。” 沙皇本人猜忌其臣民如斯，普鲁士国王无疑引以为戒。俾斯麦自己呢，也否认自己是绝对专制统治的爱好者，他自承“我一直认为君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应受到一种独立的全国性代表机构的监督”，以免君权肆意妄为。不过，尽管王室与贵族都承认，有必要让普鲁士——德意志臣民享受一定的经济自由、私权保障乃至政治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决定将政权拱手相让。他们所希望的建立的这个体制，是“君主民辅”制。

当德意志帝国创立之后，根据1871年帝国宪法，帝国立法机构由两院制议会构成，分成上下两院，上院是联邦议会，由各邦派出代表构成，掌握实权。下院才是普选出来的帝国议会，权能很小。官吏任命、军队统率、内阁组成均不在帝国议会权限范围内。帝国议会的最大权力在预算方面，它可以同意或者拒绝政府提出的预算。不过，即使它拒绝，政府还是可以仍然按照上一年的财政预算获得资金，而不至于断粮，有学者因此讽刺说，帝国议会是一个“没有政府的议会”，此言非虚。

对霍亨索伦王朝来说，帝国议会的真正作用在哪儿呢？它是一条护城河，能够吸收并缓冲德意志人民的政治热情。第一，它让大家伙能有个念想，消停消停；二，为政府提供合法性；三，最重要的，当时德国社会是很多元的，各邦有很强的地方主义情绪，又有新教徒天主教徒的对立，再加上城乡差别、阶级与产业对立，帝国政府预计将看到社会上多个阶层、集团或组织将为了选票而互相斗争，帝国政府可以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四，它制造一种渐进主义气氛，给政府以从容布局的时间、空间。

正是由于这种“工具性宪政”所蕴含的分割对抗性质，才让俾斯麦有机可乘，可以利用皇帝与议会的矛盾，来让自己数十年大权在握，让威廉一世笑称自己是“在这样一位宰相手下当皇帝”。高林在《帝国圆舞曲》一书中对俾斯麦有这样的妙语——“俾斯麦满足于依靠帝国议会各党派的的分裂和不团结，利用他们各自的利益矛盾，来操纵帝国议会的票数推动自己的统治时，他就成了一个帝国宰相府里的拿破仑三世。”

当然，认为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类似，也不是高林的独创。这种操纵，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里奇•韦乐（Hans-Ulrich Wehler）在1970年就犀利的指出：

“1871年成立的俾斯麦领导的大普鲁士帝国是‘自上而下’的军事革命的产物。年轻帝国的合法性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也没有建立在普遍接受的基本政治信念体系上……在他的新德国中（这个国家的阶级斗争很紧张），俾斯麦必须掩盖社会和政治差异，为此他依赖于一种负面整合的技术。他的方法是激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正是由于这些内外群体之间的永久冲突，他才能为自己的政策获得不同组成的多数支持。德国首相因此不断面临着为其体制提供合法性的压力，需要不断为他的帝国政策提供集结点，并定期取得新的政治成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政权结构的分类中，俾斯麦体制可以被归类为某种波拿巴主义独裁政制：一个传统的、不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现自己受到社会和政治变革强大力量的威胁，要通过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从宪政转向经济，从国内的解放转向对外的成功——来保卫和稳定自己。”

换句话说，在其统治基础狭窄的情况下，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依靠的是反复的借力打力与政治腾挪。他们需要用普选来表示自己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但又不能真的将普选的结果化为政治现实。为了应对这个两难局面，德意志帝国需要一个张扬的君主，需要议题政治，需要他们用宣传、游行、节庆和外交冒险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以掩盖他帽子下面那只拿着兔子的手。

德国的海外殖民政策不得不受制于这个大环境。

三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俾斯麦会在1884年陡然转变态度，让德国冲入殖民活动之中？
有很多历史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德国的殖民行动只是俾斯麦的一种外交手腕。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A.J.P.泰勒就持这种看法，认为俾斯麦的殖民政策是其大战略的一部分，服从于欧洲大陆政策。俾斯麦一直想要防止在欧洲出现一个反德同盟，与法国达成和解或孤立法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俾斯麦在1882年曾对法国大使说道：“我要的是息事宁人，我愿意言归于好。我们没有任何道理去想法设法伤害你们，我们倒是处于还欠你们一笔补偿的地位。” 在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英法关系恶化，而俾斯麦认为，此时与英国因为殖民问题爆发争吵，有助于法德接近（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A.J.P.泰勒同时也认为，俾斯麦如此行动还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他不喜欢英国的议会民主，特别是格拉斯顿式的自由主义，他更不喜欢德国那些崇拜英国的人。” 在1884年，德国的国会选举临近，俾斯麦需要大喊大叫“德意志帝国在危险中！”，来吓唬群众，使国会对他驯顺听话，这是他的一贯伎俩。这个时候与英国来一场殖民冲突，有助于他完成这一目标。此外，当时的王储是腓特烈•威廉是一个亲英派，他的妻子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公主。腓特烈夫妻二人均为自由主义者，都景仰英国，他们也希望改革德国政治，实现英国式的宪政体制。腓特烈本人就称帝国宪法是“巧妙地人为制造的混乱”。 俾斯麦本人从未喜欢过腓特烈，他非常担心老皇帝威廉一世一旦去世，腓特烈就会夺走他的权势，因此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限制新皇帝的施政。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俾斯麦透露说：“在我们开始实行殖民政策时，我们将面临王储的一个很长的统治时期，在此时期中英国的影响将居主导地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必须推行这样的殖民政策，它既得德国的人心，又能随时与英国发生冲突。”

第二种主要解释则是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等历史学家提出的“社会帝国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德国的对外殖民活动主要是为了应对社会压力,转移大众的注意力。“出于国内和经济的考虑而进行的海外扩张已经成为法国波拿巴主义政治风格的一个要素，俾斯麦……意识到了这种扩张的优势，将其视为应对不断发生的经济挫折以及对整个体系构成的永久直接或潜在威胁的解药。”

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在德国境内，已经出现了一大批鼓吹殖民政策的人和团体。1868年，商业地理和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成立，1878年，德国非洲协会成立。1881年，西德殖民和出口协会在其章程中宣称“为德意志帝国争取农业和商业殖民地”。1882年，德国殖民协会成立。到1884年，德国殖民协会拥有了43个分支机构和9000名会员，德国大多数大工业家和金融家都加入了该协会，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钢铁制造商协会、23个商会、15个贸易协会、16个大城市的市议会和市长也都成为了该协会的组织会员。这个协会中既有商人，著名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也有传教士和达官显贵。 他们鼓吹海外殖民的理由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老生常谈：殖民地将为德国工业品提供专属市场；为德国移民提供生存空间；德国肩负文明使命，有义务将其优越文化传播到全球各地；殖民还有助于克服国内紧张局势解决德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说一些德国商人还认为殖民地的意义在于为自己、为国家带来经济收益，另外一些德国人则将殖民地看成是一个有待实现的乌托邦，将殖民者视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先锋。他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没有被内部冲突撕裂的新德国，从而超越1871年政治与社会秩序。这种想法中明显带有反工业化、反民主的保守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这些理由中也有说得过去的背景，比如说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各个欧洲国家（德国也在内）都纷纷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这些保护主义措施对德国的出口造成了伤害。又比如说，德国人在那个时候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浪潮，移民主要前往美国，总数超过了200万人，当时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会导致德意志民族活力的消失。再比如说，当时的德国已经出现了很尖锐的政治和文化斗争，当时已经有一些民间人士提倡祸水外引，他们认为“海外政策中的共同经济利益”是 “德国内部统一 ”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种海外扩张……我们人民的团结……才能得到巩固”。 还有一点是这些人没有说出口的，那就是“仇英”。英国因其自由政体（相对德国而言）、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和经济领先地位，被许多德国人所反感，跟英国人在殖民地问题上展开竞争是这些人喜闻乐见的事情。

在德国政体下，这些人当然无法左右俾斯麦的考虑，但俾斯麦显然能够觉察到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舆论热点，并能成为一种吸引大众支持的政治动员手段。无论是寻求倾销产品的工业家，还是寻求文明教化的传教士，以及一想到德国有望成为世界强国就自豪感爆棚的爱国者，都会被这一政策吸引，聚集在政府麾下，这样有助于缓解群众的不满情绪及要求变革的国内压力，帝国主义还能成为群众政治活动的替代品，缓和阶级间的矛盾和冲突。“俾斯麦的帝国主义在现代德国历史上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延续性因素，即德国外交政策总是对国内困局做出的应对之策，而并非是源于外部压力或是出于任何捍卫传统外部利益的需求。”

当然，一个政治家的决策可能是由多种因素所推进的。对德国经济状况的焦虑，对社会稳定的担忧，对安全和市场的追求，以及欧洲和世界政治的动态，可能都在同时影响着俾斯麦的考虑。比如“社会帝国主义”论的批评者指出，俾斯麦本人对殖民地的爱好明显是工具性的，国内政治与社会因素对俾斯麦的制约压力没有那么大，即使进行了海外扩张，俾斯麦始终保持了几分谨慎姿态，并没有把殖民地看成是一项耀武扬威的旗帜象征。在1885年，俾斯麦强调说，他反对模仿法国的殖民风格，即先获取土地，再派出殖民者、官员和驻军。国旗应在贸易之后，而不是在之前。“这就是我的目标。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立即实现这一目标，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必须先培养出足够强大的（先于旗帜的）公司，但我在这些地区的目标是管理商人，而不是管理官僚，也不是管理军事和普鲁士官员。我们的枢密顾问和下级官员在国内都很出色，但在殖民地，我对海外的汉萨人（即商人）抱有更高的期望，我正在不遗余力地把治理的义务推给这些企业家。我的目标是由贸易公司管理（殖民地）政府，帝国和皇帝将对他们进行监督和保护。” 到了1886年，俾斯麦承认：“他对海外殖民政策并无多少热情”，“我当然希望，我们仍然能够在非洲设计出一种类似于使英国在东印度群岛如此强大的制度。在那里，商人是唯一的权威。”在1888年，他又说道，“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最好将适应视为指导其海外贸易关系的一般规则。武力必须是例外”。他仍然认为“我们的殖民计划受到这样的限制：保护德国的开拓者，但不拥有正式的殖民地”，这样做，才是“实际的和正确的”。 换句话说，俾斯麦想要的并不是政府大力投资的“温室殖民地”。

俾斯麦失望地观察到德国搞到手的这些殖民地并没有多少商业前景，私人贸易公司也并不能支撑殖民地的管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俾斯麦很快就失去了对殖民地的兴趣（当然，腓特烈生病去世，法国热衷于殖民主义的总理茹费理去职都是原因）。1885之后，俾斯麦明显从殖民政策上退缩了。1885年，他对一位英国来访者说道，他之所以对殖民地有兴趣完全是为了取悦法国。 1888年，他对另外一位德国探险家则说道：“你的非洲地图确实很好，但我的非洲地图却是放在欧洲的。这儿是俄国，这儿是法国，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 到了1889年，俾斯麦希望能把德属西南非洲、东非和萨摩亚转让给英国或者意大利。在这之前，他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放弃对若干地方的主权要求，并与英国签署了一项条约，谋求达成妥协。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帝国主义”的说法有误呢？那肯定也不是。因为俾斯麦虽然停止了德国殖民扩张的势头，但却也没有真的扔掉德国已经获得的殖民地（尽管到最后他已经把殖民地看成是一项骗局）。德国作家卡尔•布劳恩（Karl Braun）如此描述德国当时的民间情绪：“离海越远，对殖民地的热情就越高。在施瓦本，这种现象最为严重，因为施瓦本的大多数人从未见过大海。” 对很多德国人来说，殖民地的意义根本就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国家荣耀和力量的象征，凭此可以与英国媲美，而英国是这些德国人在私下既羡又恨的。这种情结如此之深，已经成为一种形势，而这种形势很显然是俾斯麦所无法放弃的，他如果真贸然放弃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自己能做到有节制的利用之而不被其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之后的德国领导人也能够同样做到。

俾斯麦自己在1890年被威廉二世所驱逐下台，而威廉二世在回忆录中追述了自己与俾斯麦的决裂，有些是权力之争——“帝国宪法是为了配合俾斯麦作为政治家的非凡优势制定的，但这双大靴子并非适合所有人……外交部俨然成了俾斯麦的私人办公室……我渐渐的明白了，在现实中我没有自己的国务内阁，内阁大臣已经习惯性的认为自己是俾斯麦的属下。”有些则是政见分歧，海外殖民就在其中——“当他（俾斯麦）为德意志帝国收购第一批殖民地……时，我按照他的意愿告诉了他这次行动在人民和海军中产生的影响，并向他描述了德意志人热情支持新家园的景象。但他却说这件事不值得这样做。后来俾斯麦经常跟我谈论殖民地问题，我发现他有意地将殖民地视为商业对象或交换对象，而不是为帝国发挥效用的领地或原材料的产地。我从汉萨商人工会了解到，商人和资本家已经开始大力开发殖民地，并希望得到海军的保护。……外交部完全陷入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游戏中，它对殖民地、海军以及英国丝毫不感兴趣，对世界政治也毫无经验。” 你看，社会帝国主义让俾斯麦下了台，这就是所谓形势比人强。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帝国主义还是有解释力的。

四
如果说社会帝国主义只能部分解释俾斯麦的作为，那么威廉二世时期，社会帝国主义就展现出了它的全部威力。俾斯麦“借力打力”的政治操弄到了威廉二世时期结出了“硕果”，一方面德国社会日益分裂，各派恶斗不休；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日益融合为一体，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被这种思潮所裹挟，任何背离这种思潮的人或者团体都可能被扣上“不爱国”或“叛徒”的帽子，遭到各种攻击。

当威廉二世执政后，他自诩为人民的皇帝，对“民意”要比俾斯麦更加敏感，他把海军联盟、泛德联盟和殖民协会所提出的帝国主义要求看成是人民呼声。此外，威廉二世为人又虚荣兼刚愎自用，对帝国荣光毫无抵抗能力。他也亟需要与众不同政绩，来凸显他驱逐老臣俾斯麦的正当性。这些都是他提出“世界政治”战略，将夺取殖民地和海军建设当成第一要务的原因。

威廉二世手下的大臣，也各自看到了“世界政治”的国内政治好处。冯·比洛在1897年成为外交部长，1900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被威廉二世看成是“自己的俾斯麦”，但他具有极强的佞臣气息，唯威廉二世命是从。他明确看出，霍亨索伦王室日益不受欢迎，而为王室赢得公众支持的途径就是复兴“民族意识”。 而复兴民族意识的方式就是“世界政治”。在1897年，在与另一位威廉二世皇帝的密友的通信中，他写道：“我将主要的重点放在外交政策上，只有成功的外交政策才能有助于和解、安抚、团结和统一。如果德国人民继续只考虑军事法庭改革法案和陶施审判（Tausch trial） ，那么帝国的国内局势就会迅速恶化到奥地利的程度。” 他要“将目光从琐碎的党派争论和次要的内部事务转移到外交政策中震撼世界的决定性问题”。1899年，西班牙人把太平洋上的凯洛琳群岛（Caroline Islands）转让给了德国，布洛兴奋的指出：“这一收获将激励人民和海军……跟随陛下沿着通往世界强权、伟大和永恒荣耀的道路越走越远”。

另一位重臣，约翰内斯• 冯•米克尔（Johannes von Miquel），在1897年开始担任普鲁士王国的副首相，在国务会议上有这样的发言：

“必须将政治分歧降至次要地位，并在经济领域寻求达成一致的基础。在下次选举中，还可以提出民族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很少被提交到帝国议会，这是一个缺点。在英国，八分之七的议会问题都与外交形势有关，而我们却喜欢沉湎于国内问题。他（米克尔）曾希望殖民政策能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国外，但这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了。因此，我们必须把外交政策问题引入帝国议会，因为在外交事务中，民族的感情通常是一致的。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未取得的成功将在国会辩论中给人留下良好印象，政治分歧也将因此得到缓和。” 换句话说，他也赞成“祸水外流”。

海军上将蒂尔皮茨（Von Tirpitz）是德意志帝国海军建设的灵魂人物，他也说道：“在帝国主义这一新的、重要的国家任务中，以及在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中，我们对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了强有力的缓和手段。”

换句话说，殖民地在德国政治家的考虑中，越来越有剧场与象征意义。而既然初心不纯，那么落实到实践层面，德国的殖民地计划就显得有些潦草。尽管德国与英国的龃龉不断，还在大力建设海军，但真正落实到现实中的殖民地却寥寥无几。不止一位观察者或者历史学家都写到，德国的殖民话语与其行动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令人生疑。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克莱格·戈登（Gordon Alexander Craig）写道：“对其他受影响的列强来说，德国的动机模糊不清，这一点虽不像（其外交）语言那样令人不快，但却更令人费解。1894年4月和5月，马夏尔和卡普里维（时任德意志帝国首相）告诉哈茨费尔特(时任驻英大使)，为了加强政府在公众舆论中的威信，获得萨摩亚群岛是绝对必要的；令大使困惑的是，两个月后，柏林方面完全忘记了群岛的重要性。”英国外交大臣在1894年的信件中说道：“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后果，很难理解他们（德国人）期望通过这种政策获得什么好处……我不能假装读懂谜底”。

在已有的殖民地治理中，德国政府的重心也没有放在发展上。尽管德国人标榜自己会科学系统的进行管理，但实际上却没有放多少心思和资本在上面。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西南非洲，德国人把本地人视为待支配的农奴阶层，殖民政府没收了70% 的土地，将其交给德国移民。而本地人则被置于严格的身份控制之下，并被强迫劳动。不出意外的是，在该地，很快爆发了赫雷罗人 (Herero)和纳马人（Nama）起义。德意志帝国政府，认为这次起义对德国殖民统治的挑战具有象征意义，坚持认为冲突只有在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才能结束，派遣了一位将军，这位将军视此为一场种族战争，发誓要消灭整个民族。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在战场上的屠杀，驱赶残余至沙漠，以及死亡集中营。八万名赫雷罗人最后剩下来一万五千老弱妇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坦噶尼喀。很多人都认为，以后纳粹德国三四十年代在中东欧搞的那套法西斯体制与种族灭绝思想，就来源于这段殖民经历，这个说法并不是毫无说服力的。不出意外的是，这样的殖民统治根本不会产生经济效应。

总而言之，如果说德意志帝国是一场保守革命的产物，那么德意志帝国主义也是同一种东西的自然延伸。而这样一种反历史的事物，似乎注定尴尬无比。

最后让我们再对照一下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帝国主义上的三心二意吧，它们俩恰成鲜明对比。如果说英国人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德国人正好相反。英国人可以说是人间清醒，对帝国以及帝国主义对内的危害与成本心知肚明，所以三心二意。德国人则是过分沉醉其中，以至于追末忘本，所以三心二意。那么，这里的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过分热切的帝国主义者其实是进行不了帝国主义事业的。

而我们这里正好盛产“过分热切的帝国主义者”。

注：本文已经发表在了新京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