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11章第Ⅲ節：掠奪掠奪者
多年以來，鄧尼金將軍第一次發現自己置身于普通的俄羅斯人中間，他坐在火車三等車廂裡，偽裝成一名波蘭貴族，正在前往頓河的路上：
現在我只是一個被人推搡和咒駡的布爾喬亞，有時出於惡意，有時只是路過，但幸運的是沒有人注意到我。此時我更清楚地看到了現實生活，並感到害怕。我看到了對思想和他人的無限仇恨，對所有在社會或智力上高於民眾的事物的無限仇恨，對所有帶有一絲富足痕跡的事物的無限仇恨，甚至對無生命的事物的無限仇恨，那都是某種對民眾來說陌生的或不可接觸的文化的標誌。這種感覺道出了幾個世紀積累的苦難，三年戰爭的血淚，以及革命領袖煽起的歇斯底里。
在1917-1918年那個可怕的冬天，這位未來的白軍領導人並不是唯一一個感受到群眾憤怒的、逃離布爾什維克俄國的難民。回憶錄文學中充滿了王公貴族、伯爵夫人、藝術家、作家和商人類似的敘述，他們為了逃離布爾什維克政權而不得不穿越革命的俄羅斯，經歷了艱難的旅程。他們都對途中遇到的普通人的粗魯和敵意表達了同樣的震驚：這些人不就是他們的保姆和女僕、廚師和管家的兄弟姐妹嗎？他們昨天還顯得那麼親切而恭敬？就好像僕人階層一直戴著偽善的面具，突然被革命一陣風吹走了，露出下面仇恨的本來面目。
對絕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打倒一切社會特權是革命的基本原則。俄羅斯人有一個悠久的社會平等傳統，可以追溯到農民村社。它體現在社會正義的普遍觀念中，而1917年革命的核心就是社會正義。俄羅斯人民的共同信念是，剩餘財富是不道德的，財產是盜竊，體力勞動是唯一真正的價值來源，這與其說歸功於馬克思學說，不如說歸功於農民村社的平等主義習俗。這些社會正義的理想也已成為俄羅斯農民自己獨特的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在俄國農民心目中，貧窮是一種基督教的美德。【1】“謙卑的人要臣服大地！”正是這一點賦予了革命在民眾意識中准宗教的地位：對財富的鬥爭被視為通往人間天堂大門的煉獄。
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對民眾具有廣泛吸引力，那是他們承諾消滅一切特權，用一個平等的共和國取代不公正的社會制度。一個普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烏托邦願景是革命的大眾理想主義的基石。例如，一位農民工在1917年5月寫信給全俄農民蘇維埃：“所有的人，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應該得到供養；每個人都可以從委員會那裡得到屬於他的、公正和平等的配給，以便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食物。委員會不僅應平等分配食物，還應平等分配工作和生活空間；一切都應該宣佈為公共財產。”對所有上級權力形式（法官、官員、牧師、鄉紳、雇主等）的拒絕是社會革命的主要驅動力。通過為這場反特權戰爭賦予制度化的形式，布爾什維克能夠利用眾多窮人——他們從看到富人和權貴被摧毀中獲得快感——的革命能量，而不管這是否會改善他們自己的境況。如果蘇維埃政權無法減輕窮人的痛苦，它至少可以使富人的生活比他們自己的生活更悲慘——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心理滿足的原因。1918年之後，隨著革命理想被玷污，人民變得越來越貧窮，布爾什維克政權也越來越傾向於將其吸引力幾乎完全建立在這種粗俗的復仇樂趣上。在慶祝1919年新年到來的一篇社論中，《真理報》自豪地宣佈：
那些富人、時髦的女士、昂貴的餐館和私人豪宅、氣派的大門、撒謊的報紙、所有腐敗的“黃金生活”在哪裡？都被掃地出門了。在大街上，你再也看不到一個穿著皮草大衣的、富有的巴林[紳士]在閱讀《俄國官方公報》[1917年10月後關閉的一家自由派報紙]。沒有《俄國官方公報》，沒有皮草大衣的巴林；他住在烏克蘭或庫班，可能因為靠三等配給生活而精疲力竭，變得面黃肌瘦；他甚至不再有巴林的樣子。
這場平民對特權的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是高爾基在二月革命後所譴責的暴力和破壞的延續。人們對有產階級懷著共同的仇恨和不信任，懷著共同殘酷的報復欲望，也懷著共同摧毀舊文明的衝動。對有產階級來說，這一切似乎都是同一場革命風暴的一部分。他們把1917年的暴力與普加喬夫起義相提並論，後者是一波無政府主義的農民毀滅浪潮，“無意義和無情的”——普希金曾這樣描述它，自18世紀以來一直困擾著俄國。他們指責布爾什維克激發了人民“黑暗”和“野蠻”的本能，就像他們的前輩在19世紀指責普加喬夫的追隨者一樣。然而，這種粗糙的、生硬的刻板印象可能更多地告訴我們那些使用它們的人的資訊，而不是它們想要描述的人。換句話說，只有那些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和“受人尊敬的”的人，憑藉社會優越感，才會把群眾暴力定義為“無政府主義”、“黑暗”和“野蠻”。如果從暴力本身來看，十月之後的反特權戰爭與早期針對有產階級的暴力形式之間存在著重大差別。
首先，十月之後的暴力被一種關於階級和階級衝突的新語言所表述並合法化，這種語言是由社會主義政黨在1917年發展起來的。舊式對有產階級者恭敬的稱呼方式（先生和紳士）被逐步淘汰。它們很快就變成了對那些失去頭銜和財富的人的一種侮辱或嘲笑。布爾什維克稱他們為“舊人”。平等主義稱呼形式——“同志”（指黨員和工人）和“公民”（指所有其他人）——的普及似乎標誌著一種新的共和主義平等，當然，在現實中，用喬治·奧威爾的話說，“同志”比其他稱謂更平等。在最具階級意識的產業工人中，“同志”一詞長期以來具有情同手足和團結一心的含義。它是無產階級自豪感的象徵，成為在反對富人的階級戰爭中區分和團結窮人復仇大軍的標誌。這種新的階級語言喚醒了曾經受壓迫者的尊嚴和力量感。這一點很快反映在下層階級的著裝風格和肢體語言上，變得更加自信。軍人和工人將帽子向後傾斜，解開上衣扣子，以示傲慢的蔑視。他們走來走去，腰帶上明顯別著一把手槍，整個人顯得耀武揚威、咄咄逼人。他們粗魯地對“社會上層人士”說話，拒絕把電車座位讓給婦女，坐在劇院裡抽煙喝酒，雙腳翹在前面的椅子上。
在從未讀過馬克思著作的普通人心中，階級劃分更多的是基於情感而非客觀的社會標準。例如，流行的術語“布爾喬亞”並沒有固定的階級內涵，儘管它明顯來自“資產階級”這個詞。它被用作對雇主、官員、地主、牧師、商人、猶太人、學生、專業人士或其他任何穿著得體、模樣像外國人或看起來很富裕的人的一般性辱駡。饑餓的工人譴責農民是布爾喬亞，因為他們被認為囤積食品；而農民——他們經常將這個詞與“船主”（駁船的主人）和“掮客”（來自證券交易所）混淆——也同樣譴責工人，以及所有普通市民，因為他們被認為囤積製成品。換言之，布爾喬亞與其說是一個階級，不如說是一群千夫所指的替罪羊，或者潛伏內部的敵人，他們幾乎可以被隨心所欲地重新定義，用以解釋市場的崩潰、戰爭的苦難和社會的普遍不平等。村民們經常把布爾喬亞描述為農民一個“隱藏的”和“狡猾的”敵人，是他們所有問題的罪魁禍首：他可能是一位市民，一名商人或者一個官員。在城市排隊領取食物的隊伍裡，人們編造無窮無盡的陰謀論來解釋麵包短缺的原因，諸如布爾喬亞、“投機者”、“德國人”和“猶太人”實際上是同義詞。這是一個自相殘殺的社會——只是每個人都認為他們在與布爾喬亞作戰。
社會主義報刊通過將布爾喬亞描述為“人民公敵”來煽動這種大眾情緒。1917年最暢銷的小冊子是威廉·李蔔克內西（不要與卡爾·李蔔克內西相混淆）的《蜘蛛和蒼蠅》，它比任何其他出版物更有助於塑造普通民眾的政治和階級意識。在各主要社會主義政黨的贊助下，該書二十多個不同版本售出了幾百萬冊。《蜘蛛和蒼蠅》將俄羅斯分為兩個交戰的物種：
蜘蛛是主人，是財主，是剝削者，是鄉紳，是富人，是牧師，是皮條客，是各種各樣的寄生蟲！……蒼蠅是不幸的工人，他們必須服從資本家想出的所有那些法律——必須服從，不然窮人連一點麵包屑都沒有。【2】
富人和受過教育的人，由於貼上了布爾喬亞的標籤，自然而然地被詆毀為反社會分子。“布爾喬亞，”一位社會主義小冊子作者寫道，“是一個隻考慮自己，只想自己肚子的人。這是一個冷漠的人，如果涉及到他的錢財或食物，他隨時準備掐住任何人的喉嚨。”隨著社會危機的加深，布爾喬亞越來越多地被譴責為“寄生蟲”和“吸血鬼”，要求推翻他們的暴力呼聲越來越頻繁，不僅來自極左派政黨，也來自街頭、工廠和軍營。“我們應該消滅所有的布爾喬亞，”1918年1月，一位工廠工人宣稱，“這樣誠實的俄羅斯人民才能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
布爾什維克鼓勵這場對特權的鬥爭——甚至將其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列寧一直主張用大規模的恐怖手段來對付革命的敵人。在1917年12月寫的《怎樣組織競賽》中，他呼籲“與富人、遊手好閒者和寄生蟲決一死戰”。應該讓每個村鎮自行發展各自的手段：
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肅清騙子這種跳蚤和富人這種臭蟲，等等。有的地方會監禁十來個富人、一打騙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有的地方會叫他們去打掃廁所。有的地方在他們監禁期滿後發給黃色身分證，使全體人民在他們改過自新以前把他們當作危害分子加以監視。有的地方會從十個寄生蟲中挑出一個來就地槍斃。方式愈多愈好……因為只有實踐才能創造出最好的鬥爭方式和手段。
他在眾多場合強調，“無產階級國家”是針對資產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體系”：這就是他一直以來對“無產階級專政”一詞的理解。允許民眾進行掠奪和報復是這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恐嚇資產階級”使其屈服於無產階級國家的一種手段。這正是紅色恐怖的起源。
歷史學家們往往忽視了這場對特權的平民戰爭與紅色恐怖起源之間的聯繫。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把恐怖看作純粹的政治行為。他們展示了布爾什維克是如何加強恐怖主義的——要麼是有意識地建立自己的權力，使恐怖主義成為他們政權的根本基礎（右派觀點），要麼是對內戰威脅問題的一種基本上屬於實用主義的反應（左派觀點）。這兩種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恐怖是自下而上爆發的。它從一開始就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鼓勵但並沒有製造這種大規模的恐怖。恐怖主義的主要機構都是為了應對這些來自下面的壓力而形成的，至少部分是這樣。對資產階級、教會和貴族財產的無政府掠奪被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沒收與徵稅法令合法化和制度化，隨後由當地契卡以逮捕“資產階級”和“反革命”人質來執行。對資產階級雇主、官員、投機者和其他“人民公敵”的暴民審判，通過人民法院和他們管理的粗暴的“革命司法”系統而制度化——這反過來又成為契卡恐怖的一部分。
作為中央組織的政治恐怖，契卡系統直到1918年夏末才正式起步。在布爾什維克政權最初的幾個月裡，契卡制度像其他國家機器一樣，是極其分散的；這往往意味著社會壓力，比如當地居民掠奪富人和權貴的願望，甚至一個社區對另一個社區進行報復的願望，都可以決定當地契卡頭目選擇逮捕或處決誰。這裡對此等“大規模恐怖”進行分析，目的是為了理解契卡恐怖的社會根源。因為，無論人們如何譴責它，也無論承認它有多困難，毫無疑問，恐怖主義在俄國內戰思想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鳴，它具有一種奇怪的大眾吸引力。“資產階級去死！”，這條寫在契卡審訊室牆上的的標語同時也是街頭的口號。人們甚至給自己的女兒起名特蕾爾（意“恐怖分子”）。
1918年1月，在一次各省党的宣傳工作者會議上，列寧解釋說，應該鼓勵掠奪資產階級財產，以此作為一種社會正義的報復形式。他稱之為“掠奪掠奪者”。這句話很快就成為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口號，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掀起了一場搶劫和暴力的狂歡。高爾基將其描述為一場大規模的暴動。武裝團夥搶劫有產者，然後互相搶劫。隨著法律和秩序最終消失，騙子、小偷和強盜大發橫財。“他們的搶劫是藝術性的，”3月16日，高爾基在一篇措辭尖刻的社論中寫道：
毫無疑問，歷史將以最大的創意來講述俄羅斯自我搶劫的這個過程。他們搶劫和出售教堂與博物館，他們出售大炮和步槍，他們盜竊軍隊倉庫，他們搶劫前大公的宮殿；一切可以掠奪的東西都被掠奪，一切可以出售的東西都被出售；在希歐多爾西亞，士兵們甚至販賣人口——他們從高加索地區帶來土耳其、亞美尼亞和庫爾德婦女，以每人25盧布的價格出售。這是非常“原創”的，我們應該感到自豪——即使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在外省，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往往伴隨著此類搶劫和暴力行為。大部分都是由人群中不守規矩的傢伙所為，儘管當地党的領導人經常參與其中，或者從一旁慫恿群眾。在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當地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告訴他的追隨者：“資產階級從數百萬群眾手中榨取財富，然後狡猾地把這些財富變成絲綢內衣、毛皮、地毯、黃金、傢俱、繪畫和瓷器。我們必須把它奪回來，交給無產階級，然後迫使資產階級為蘇維埃政權的口糧而工作。”在斯塔夫羅波爾，布爾什維克的士兵有計劃地洗劫了商店和房屋，並逮捕資產階級的人質；與杜馬和地方自治會領導人共用權力的當地蘇維埃太弱小，無法阻止這種恐怖行為，反而選擇許將其合法化，作為奪取絕對權力的第一步。暴力很快蔓延到了周圍的農村，俄羅斯農民士兵通過放火焚燒卡爾梅克牧民的房屋，並以難以形容的殘暴手段殺害他們的家人（從孕婦的子宮裡挖出孩子），來發洩他們過去對土地富饒的卡爾梅克牧民的階級和種族仇恨。卡爾梅克人隨後進行報復，襲擊了俄羅斯農民的農場。由於長期被壓制的民族和社會矛盾突然爆發，而又沒有中立的力量來制止它們，恐怖事件以這種螺旋方式上升屢見不鮮。在頓河工業城市塔甘羅格，赤衛隊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擊敗了軍校學員（大多是資產階級子弟），隨即展開野蠻的報復。50名聽信大赦承諾而投降的士官生被押送到一家金屬工廠，他們的手腳被捆綁，一個接一個地扔進高爐。在克裡米亞沿海城市葉夫帕托裡亞，蘇維埃領導人允許布爾什維克的水兵肆無忌憚地殺戮：他們在三天內屠殺了800名軍官和資產階級居民。其中大多數人是以一種慘絕人寰的方式殺害的，在屍體被扔進大海之前，他們的胳膊和腿被折斷綁在頭上。雅爾達、狄奧多西亞和塞瓦斯托波爾也發生了類似的大屠殺。
在這場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中，還誕生了一些批准“掠奪掠奪者”的布爾什維克法令。蘇維埃官員拿著自製的逮捕令，以“革命的名義”，四處搜查資產階級的房子，沒收打字機、傢俱、衣服和貴重物品。工廠被剝奪了私人所有權，股票和債券被廢止，後來還廢除了私人繼承法。銀行被國有化，帳戶持有人被限制每月提取不超過1,000盧布（這筆錢很快就因惡性通貨膨脹變得一文不值）。銀行保險箱的所有者被命令帶著鑰匙出現，以便檢查箱子：外幣、黃金和白銀，以及所有其他貴重物品都被沒收。在1918年的前6個月，檢查了超過35,000個寄存箱。梅舍爾斯卡婭伯爵夫人生動地描述了派到當地銀行負責此次行動的水兵：
他的胸前纏著一條機關槍子彈帶，從他腰間的槍套裡，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左輪手槍的手柄。他年輕，肩膀寬闊，由於意識到自己正在執行一項重要的任務而瞪大了眼睛，他皺起眉頭看著我們，試圖讓自己那張又大又稚嫩的臉看起來氣勢洶洶。他對珍貴的珠寶沒有絲毫概念，只知道一件事：國家需要黃金。
從他們打開的保險箱裡，他拿出幾把物品——珠寶、鑽石、銀十字架，甚至還有一個法貝熱彩蛋——統統堆放在桌子上。他好幾次停下來，“羡慕地注視著這座堆積如山的戰利品”。
蘇維埃對資產階級徵收懲罰性稅收。這往往成為布爾什維克恐怖活動的開端，因為當地的契卡傾向於通過逮捕人質來強制繳納稅款。例如，在下諾夫哥羅德，蘇維埃徵收了2,200萬盧布的革命性稅收，而契卡則逮捕了105名資產階級公民，並將他們扣作人質，直至繳清稅款為止。許多稅款就是這樣強加給那些完全沒有支付能力的人：移民和通貨膨脹使俄羅斯資產階級的規模和財富急劇銳減，多數被當作“富人”受到迫害的人不過是小商販或半貧窮的教師、醫生和職員。當地契卡被他們自己的宣傳所說服，認為這個虛幻的資產階級一定在隱藏自己的財富，於是他們逮捕更多的人，並開始槍殺人質。
沒收教會財產也是如此。它始于社會福利人民委員柯倫泰一次笨拙的嘗試，她試圖把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變成戰爭傷殘者的收容所。1月19日，柯倫泰派遣一支水兵分隊去佔領這座位於彼得格勒中心的著名聖地。他們遇到了一群憤怒的禮拜者，在隨後的混戰中，一名牧師被射殺。列寧怒不可遏：他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與教會公開對抗，而教會到目前為止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參與政治。但是，既然柯倫泰已經激怒了神職人員，他認為沒有理由在這場衝突中退縮，在他看來，這場衝突遲早會到來。第二天，即1月20日，《政教分離法》公佈，比計畫的時間提前了很多。它宣佈所有教會財產為國家財產。得到這一權威批准，布爾什維克小分隊在全國各地的教堂和修道院四處搶劫他們的銀器，喝他們的酒，恐嚇神職人員。教會領袖吉洪大牧首在一封譴責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牧函中呼籲神職人員抵制“這些人類的怪物”。並非所有神職人員都選擇公開反對的道路。一些次要的神職人員歡迎革命，認為這是一個與他們的教區建立更緊密聯繫的機會，他們尋求與布爾什維克調和。例如，位於維亞特卡的普羅布拉任斯基修道院將自己變成了一個勞動公社，為工人的孩子們提供托兒所，並為修女們提供一個為孤兒縫製衣服和鞋子的車間。但大多數神職人員和他們的信眾都響應了吉洪的號召，這使得布爾什維克能夠將他們貼上“反革命”的標籤，並加強搶劫和恐怖活動。例如，奧洛涅茨克的亞歷山大·維爾斯基修道院的僧侶在試圖抵抗布爾什維克小分隊後，被當地契卡逮捕，後遭處決。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最初的幾個月裡，富裕階層所遭受的最痛苦的羞辱之一，就是強制分享他們全部或部分的生活空間。布爾什維克沾沾自喜——並在宣傳中強調——他們正在迫使富人與城市貧民共用他們寬敞的住房。對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是公平的：有些人住在豪華的宮殿裡花天酒地，而有些人則在潮濕骯髒的地窖裡煎熬，這一事實已經成為舊政權不公正的社會制度的象徵。富裕的家庭通常會努力尋找一對乾淨、謙遜的夫婦搬來與他們同住，他們也許能說服這對夫婦在房子裡最小的一兩個房間裡過日子。但負責這一過程的建築委員會的警惕性使之變得非常困難。這些委員會通常由以前的門房和傭人組成，在他們中間，復仇的欲望往往非常強烈。加入住房委員會，甚至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使他們有機會向以前的主人發號施令。他們佔據了房子裡最好的房間，裡面擺滿了最好的傢俱，而他們以前的雇主則被搬進了僕人的住處。這裡成為家庭生活中一個隱秘的革命世界，僕人和主人的位置實際上已經徹底顛倒。這是整個國家社會轉型的一個縮影。
“我一輩子都在馬廄裡度過，”一位前僕人在現代馬戲團的一次政治集會上抱怨道，“而他們卻住在漂亮的公寓裡，躺在柔軟的沙發上玩貴賓犬。我說，不能再這樣了！現在輪到我玩貴賓犬了：至於他們，該輪到他們去馬廄工作了。”讓富裕階層工作的想法是向社會特權開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布爾什維克迅速將其制度化。列寧曾經承諾，蘇維埃制度的基本規則是“不勞動者不得食”。普遍勞動義務制是布爾什維克提交給立憲會議的《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實際上是《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在紅軍成立初期率先大規模徵用資產階級勞動力，用於後方的非戰鬥任務，如挖掘塹壕和清理營房。但這很快就成為城市蘇維埃的普遍做法。貴族、前工廠廠長、股票經紀人、律師、藝術家、牧師和前官員都會集中起來，被迫從事打掃街道上的垃圾或清理積雪等工作。與此同時，政委和一群閒散的工人會站在一旁抽煙，滿心歡喜地看著這些衣著光鮮的女士們和先生們（他們以前都沒有做過一天體力勞動）吃力地揮動著鏟子和鐵鎬。徵用資產階級勞動力並不能帶來真正的經濟利益；它們唯一的目的是貶低並從肉體上消滅上流社會階級。正如托洛茨基在一次完美表達暴民心理的演講中所言：“幾個世紀以來，我們的父輩和祖輩一直在清理統治階級的污穢，但現在我們要讓他們清理我們的污穢。我們必須讓他們的生活變得痛不欲生，以至於他們一聽到資產階級這個詞就噁心嘔吐。”
這些“舊人”被欺淩與被侮辱，他們的生活很快就變成了一場艱苦的日常鬥爭。他們與其他城市貧民一樣，花費數小時排隊購買麵包和燃料。隨著通貨膨脹飛速飆升，他們被迫變賣最後的寶貴財產來養活自己。梅恩多夫男爵夫人以5,000盧布的價格賣掉了一枚鑽石胸針——足夠買一袋麵粉。昔日顯赫的王公貴族而今淪落為街頭的販夫走卒。戈利岑公主賣自製餡餅，弗蘭格爾男爵夫人賣針織品，維特伯爵夫人賣蛋糕和糖果，而布魯西洛夫的妻子賣火柴，就像她丈夫曾經指揮過的數百名受傷的退伍老兵一樣。一位前沙皇的侍從官成為了一家博物館的門房，在那裡，奇怪的生物被保存在盛滿酒精的瓶子裡；他兌入水，幹起街頭沽酒的營生，真叫人毛骨悚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跳蚤市場上擺滿了沒落富豪的舊什物：聖像、繪畫、地毯、鋼琴、留聲機、茶炊、晨衣和舞會禮服——所有這些都可以用一兩頓飯的錢買到。更為珍貴的物品被蘇維埃政權的新貴們——政委和官員、掠奪的士兵和水手、小商販和土匪——搶購一空，因為他們渴望獲得統治階級的身份象徵。俄羅斯的新主人很容易辨認，他們把髒兮兮的長髮往後梳，抹得油光鋥亮，露出鑲金牙的笑容，身上散發著古龍水的味道，他們在商店和賓館裡進進出出，胳膊上挽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
弗蘭格爾男爵回憶說，有一位“剛剛洗腳上田的”布爾什維克士兵，在涅瓦大街上的一家頂級珠寶店為他的情婦購買了一條珍珠項鍊。他的情婦以前是個廚房女傭，現在穿著奢華的皮草和鑽石，儘管她的臉上佈滿了天花的疤痕。這個鄉下男孩顯然為能與這樣一位“漂亮女士”在一起而感到自豪，並要求給他看“最昂貴的珍珠，像貴夫人【3】戴的那樣閃閃發亮的珍珠”。他對珠寶商展示的那些珍珠並不滿意，因為75,000盧布的價格仍然不夠昂貴。他和他的情婦當天晚上要參加冬宮的招待會，必須要有最好的。廚房女傭宣佈，他們將去貴賓宮，在那裡“我們一定能找到我想要的”。這引起了其他顧客一陣輕蔑的笑聲，他們是一群前來出售鑽石的前社會名媛，都知道貴賓宮的商店以出售廉價的仿製珠寶而聞名。這個可憐的女孩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她臉紅了，為挽回顏面，說他們終究還是要拿走這些“糟糕的珍珠”，等珠寶商找到更好的再回來。
許多俄羅斯落魄的富豪和權貴賣掉了一切，要麼出國（儘管這很困難），要麼向南逃到烏克蘭和庫班，要麼向東逃往西伯利亞，那裡是白軍的主要勢力範圍。還有一些人在農村的土地上尋求庇護，希望那些一直被他們視為謙卑和恭敬的農民，能比城鎮裡的布爾什維克工人對他們更友善一些。但在那裡，反對富人的鬥爭也進行得如火如荼，因為農民在十月《土地法令》的批准下，自行奪取了士紳們的土地和財產。
平均分配土地、工具和牲畜等所有生產資料，長期以來一直是農民革命的基本理想。他們把這種“黑色分配”看作是上帝的意志，並認為革命的其他部分也是按照同樣的一般原則組織起來的。農民們認為全俄蘇維埃是一個重新分配國家所有財產的、巨大的農民村社。許多農民相信，用他們中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代表的話說，他們模模糊糊地聽說過社會主義“是某種神秘的手段——神秘是因為我們無法想像如何做到這一點——將所有富人的財產和金錢分給他們；根據我們村裡裁縫的說法，這意味著每個農戶將獲得20萬盧布。這似乎是他能想像的最大數字。”
農民自己沒有劃分土地的神秘手段。他們甚至沒有基本的技術手段，如地圖和尺子。土地的劃分跟以往一樣，都是通過步行測量地塊的寬度，或者憑藉眼睛判斷地塊的整體大小，然後根據當地的平均主義標準將其分配給農民家庭。這通常是指每戶人家的吃飯人口，有時候也指成年工人的數量。由於沒有精確的土地測量方法，這種劃分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誰應該得到哪塊土地的爭吵，有時甚至以拳腳相向而告終。但總的來說，鑒於土地重新分配對農民社區至關重要，因而其和平性更引人注目——這要歸功於農民村社的自我組織。
貴族和教會沒收的土地通常是分開的，因為人們擔心，如果革命被推翻，農民將被迫把這些土地歸還給以前的主人。許多村社規定，為了分擔風險，他們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必須得到一塊這種土地。鄉紳們自己，包括那些從城市回到自己莊園的人，通常會允許留下一部分慷慨的土地和工具，足以把他們的莊園變成一個與其他農戶同等規模的家庭農場。雖然農民毫不懷疑必須消滅作為上層階級的鄉紳，但他們也認為應該允許鄉紳把自己變成“農民”，用他們自己的家庭勞動來耕種一部分“上帝的土地”。土地權和勞動權是農民村社的核心，相當於基本人權。事實上，只要鄉紳的“農民化”符合農民的基本理想，即建立一個完全由小農家庭組成的社會，它甚至是值得歡迎的。1917年以後，許多地主，特別是小地主，仍然留在土地上；而那些通常居住在城市的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些人現在在自己的莊園裡尋求庇護，以躲避布爾什維克的恐怖。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仍有大約1萬名前地主與農民一起在他們的莊園裡生活，這一數字相當於1917年前俄國地主總數的10%。
魯德涅夫家族——辛比爾斯克省一個中等規模的地主家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之所以決定留在自己的莊園裡，正如謝苗·魯德涅夫坦言，是因為他們認為“農村的革命不會像城鎮那樣動盪，[而且]農村的自然經濟條件也會更好”。1917年的暴亂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們的村莊擦肩而過。魯德涅夫夫婦以他們習慣的悠閒方式度過了夏天和秋天：“男人們去喝酒和打獵，接待辛比爾斯克來訪的客人，而我們則去納齊姆和牛奶農場野餐與采蘑菇。次年冬天，他們同意了鄰近村社的要求，把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交給農民。自己在莊園附近保留了一個占地約20俄畝（54英畝）的小農場，繼續在那裡生活。牲畜和工具以低廉的價格被拍賣，儘管大多數農民無力餵養他們新的純種馬，這些馬不斷地跑回前主人那裡索取乾草。春天的時候，農民們來到魯德涅夫家的田地裡工作，他們得到的報酬是伏特加和水果酒。由於收成比農民的多，村社命令魯德涅夫人把他們剩餘的糧食按固定價格賣給村裡的窮人。但在收穫季節到來之前，莊園被當地赤衛隊的小分隊洗劫一空，魯德涅夫一家被迫逃亡。
這是一個常見的模式。儘管農民的暴力、搶劫和縱火行為並不少見，但往往是由年輕的復員軍人帶頭煽動的。那些從前線和駐軍回來的人把“掠奪掠奪者！”的口號帶回了家鄉，他們在那裡培養了深厚的戰鬥兄弟情誼，並接觸到了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他們經常在村子裡組成一個准軍事派別，就像當時義大利農村的法西斯主義一樣。他們有自己的地區性組織，如前線士兵聯盟，或傷殘老兵聯盟，以及他們自己的赤衛隊小分隊，隸屬於當地蘇維埃，可以對村莊施加強大的影響，並引導村莊採取更多的暴力行動來對付鄉紳。例如，在奔薩省克倫斯基地區的某個村莊，農民對當地鄉紳的攻擊突然增強：這與幾名士兵返鄉有關，他們當時被選為村蘇維埃的領導人。戰爭顯然對他們產生了殘酷的影響，因為他們很快就以酗酒和施暴而惡名昭彰。一個可憐的貴族寡婦，此前一直與農民相安無事，她已經把自己大部分的土地和牲畜都給了他們，但當這些醉醺醺的惡棍射殺了她的最後一匹馬和奶牛，並把她的寵物狗殺死在她門口的臺階上時，她被迫自殺了：這純粹是一種惡意行為。
俄羅斯人似乎特別容易犯下如此殘酷而野蠻的報復行為。“我不相信俄羅斯人，”高爾基寫道，“特別當他手中掌握權力的時候。不久前還是個奴隸，一旦有機會成為鄰居的主人，他就會變成最肆意妄為的暴君。”無論在農村或城鎮，暴民審判和私刑處決是這種大眾復仇最常見的方式。1917年間，隨著犯罪率災難性上升以及法律與秩序的崩潰（當時高爾基聲稱統計了超過1萬起暴民司法的案件），這些暴力事件逐漸成為一種社會現象。鑒於員警和舊的刑事法庭實際上已經消失，人們普遍認為，處理犯罪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在街上進行暴民審判。一些可憐的小偷會被群眾抓住，立刻給予審判，然後當場處決。高爾基在彼得格勒市中心目睹了這樣一個例子，其中甚至連孩子也參與了對一個小偷殘酷的處決。隨著社會經濟危機加深，許多人認為布爾喬亞應對此負責，這些暴民審判開始呈現明顯的階級性質。它們成了反特權戰爭的武器，關注的焦點不再是城市貧民的小偷小摸，而是商人和店主、工廠主和雇主、軍官、前沙皇官員和其他上流社會人士。
布爾什維克通過新成立的人民法院為暴民審判提供了制度化形式，在那裡，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立即執行“革命的正義”。舊的刑事司法系統及其正式的法律規則，作為“資產階級制度”的殘渣餘孽而遭唾棄。組成人民法院的12名民選法官——主要來自工人、農民和舊法院的小官員——不需要經過任何正式的法律培訓，他們將以自己的“革命良知”為指導。這其中有一半人沒有接受過小學以上的教育，五分之一的人屬於布爾什維克。人民法院的開庭只不過是正式的暴民審判。沒有固定的法律程式或證據規則，且在任何情況下，這些都是不需要的。審判通常是基於舉報，往往由私人恩怨引起，而判決則是為了滿足群眾的情緒，他們可以在公眾席上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人民法院實行的革命司法系統在許多方面類似舊的農民習慣法，盛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粗暴原則。以下是1918年5月坦波夫省盧布尼村人民法院頒佈的《刑法》。
如果一個人打了另一個人，受害者應打犯罪者十下。打人造成受傷或者骨折的，處以死刑。盜竊或者收受贓物的，處以死刑。縱火被抓的，處以死刑。
長期以來，農民法律意識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富人偷竊窮人比窮人偷竊富人的罪行更加嚴重——這種“階級正義”原則同樣適用於人民法院。判決是根據被告和受害者的社會地位來決定。在一家人民法院裡，陪審員習慣的做法是檢查被告的雙手，如果手是乾淨柔軟的，就判他有罪。投機商受到重罰，有時甚至被判處死刑，而富人的搶劫犯——有時甚至是殺人犯——如果以貧窮為犯罪原因進行辯護，往往只被判處非常輕的刑罰，甚至完全無罪開釋。在掠奪掠奪者的行為合法化的過程中，法律本身也被廢除了：只剩下無法無天。
列寧一貫主張，應該把法律制度用來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大規模恐怖武器。由人民法院發展起來的暴民法體系給了他這種恐怖武器。革命法庭亦是如此，它仿照雅各賓派的名字，處理一系列全新的“危害國家安全罪”。1918年2月，德國入侵俄國時，列寧頒佈了一項法令——《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命令革命法庭“就地”槍斃所有“敵人的代理人、投機者、暴徒、流氓、反革命鼓動家、德國間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革命法庭被證明是布爾什維克恐怖主義效率極低的工具：太多的法官可以很輕易被賄賂，考慮到他們中的大多數直接來自工廠車間，這並不令人驚訝。但這僅僅是一個新的大規模恐怖國家機器的開始，法庭的工作逐漸被當地契卡接管，他們對革命的熱情不亞於其他人。契卡的領導人之一拉齊斯指示他的官員：
不要尋找證據來證明被告有反對蘇維埃的行為或言論。首先你必須問他屬於哪個階級，他的社會出身是什麼，他所受的教育和從事的職業。這些才是決定被告命運必須的問題。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含義。
在發展初期，契卡系統是極不均衡的：每個地方的契卡組織都有自己的法律。這使得契卡恐怖既隨機又容易受到來自下層壓力的影響。實際上，幾乎任何人都可能被逮捕，幾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解釋為“反革命”。契卡自己的指示將私人交易、酗酒、甚至上班遲到都列為“反革命”行為。倘若以此為標準，所有人都會被關進監獄。許多紅色恐怖的早期受害者僅僅因為某個私敵的一次告發而被逮捕。例如，鄂木斯克的契卡曾經在4月份抱怨，在迄今提交給它的1,000起“反革命”案件中，有200多起不得不被撤銷，因為對被告不利的唯一證據來自一些人或一群人的道聼塗説，後來發現他們私下懷恨在心。一些不那麼嚴謹的契卡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定罪。例如，4月份，奔薩司法部抱怨說，它的監獄裡“擠滿了無辜者，都是因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提出的某種虛假指控而被契卡逮捕的”。欠債人舉報他的債權人是“高利貸富農”，因而是“反革命分子”，這種情況尤其常見。這是免除債務的一種方法。
這就是恐怖主義早期階段，在中央政府控制恐怖主義並將其轉而對付政治敵人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社會各階層自下而上推動恐怖活動，作為對那些他們認為是自己敵人打擊報復的手段，在他們眼中，這與“革命的敵人”是同一個意思。他們能夠這樣做當然取決於他們在當地布爾什維克權力結構中的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恐怖”是由上而下構建起來的。相反，這表明政治和大規模恐怖之間存在著密切而複雜的聯繫。正如捷爾任斯基本人在1922年所寫的那樣，契卡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給無產階級對其壓迫者幾個世紀以來的仇恨”指出“一個理智的方向”，否則這種仇恨可能會“以毫無意義的血腥事件表現出來”。
許多人預見到，這種大規模的恐怖必將導致一場社會大屠殺，在這場大屠殺中，不僅資產階級，而且許多普通民眾也將遭到滅頂之災。1月17日，高爾基引用無政府主義者水兵熱列茲尼亞科夫的話——“為了俄國人民的福祉，甚至可以殺死一百萬人”——警告《新生活報》的讀者：
在我國，確實可能有100萬“自由公民”被殺害。甚至會更多。為什麼不殺死他們？俄羅斯有很多人，也有很多殺人犯，但在起訴他們的時候，人民委員的政權遇到了一些神秘的障礙，就像它在調查辛加列夫和科科什金的惡性謀殺案時那樣。【4】從伊凡雷帝到尼古拉二世，全面消滅那些持不同政見者是俄羅斯政府一種久經考驗的古老方法……那麼為什麼弗拉基米爾·列寧要放棄這樣一種簡單的方法呢？
左派社會革命党司法委員斯坦伯格是另一位早期的恐怖活動批評者，儘管他為將契卡置於法院之下而做的全部努力都白白付之東流。2月，當斯坦伯格第一次看到《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的法令，其中命令“就地”槍斃所有“投機者、流氓、反革命鼓動家”，他立即跑到列寧面前抗議：“那我們幹嗎還要搞一個人民司法委員會？不如直截了當叫它‘社會消滅委員會’，何必多此一舉！”列寧容光煥發，答道：“說得好，我們就是這個意思；但我們不能這麼說。”
【1】在西方看來，布爾什維克竟然選擇把他們主要的農民報紙命名為《貧農報》，這似乎很奇怪。但事實上，這是他們宣傳的一個絕佳例子。俄國農民認為自己是窮人，而且，與西方新教的農民不同，他們認為貧窮並不可恥。
【2】戰前右派的小冊子用蜘蛛的形象來描繪猶太人“吮吸它在網上捕獲的無害蒼蠅（俄羅斯人民）的血”。
【3】貴族的女士們。
【4】在11月28日保衛立憲會議的示威活動之後，立憲民主黨領導人辛加列夫和科科什金被布爾什維克逮捕，囚禁在彼得保羅要塞。他們在1月6日因病重轉移到馬林斯卡雅醫院，並在次日晚上被一群闖入醫院的波羅的海水兵殘忍地殺害了。司法部後來透露，謀殺是在布爾什維克赤衛隊和醫院院長斯特凡·巴索夫的默許下發生的，巴索夫以“可以少養兩張資產階級的嘴”為由為謀殺辯護。巴索夫受到審判並被定罪，但沒有抓到一個兇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起初譴責這些謀殺，後來卻試圖為這些謀殺辯護，認為這是一種政治恐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