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约定<4>

我坐了一会才从地上爬起来，接着又花了十五分钟寻找我的眼镜。我是在一棵树下找到它的，它的一条腿已经折成了90度，同时镜片也不知道哪去了。我把眼镜揣进兜里，之所以没丢是因为找不到垃圾箱。自从上海实施了垃圾分类以后，人行道上的垃圾箱全都不见了。我打了一辆老上海出租车回家，一进家门，又接受了姜遥一通讯问。

“你干啥去了？”

“同学聚会。”我狼狈不堪的说道，同时站在门口换拖鞋。现在我全身的肌肉放松了一些，感觉腰也有点难受。

“你的同学都是些什么人……”

“没有，大家闹着玩的……”我试图云淡风轻地说。

“范东去了吗？”

“没去。不是一伙人。”

我走进了洗手间，把门关了起来。我本想按范东说的照照镜子，然后洗把脸，只可惜现在，我只能模模糊糊辨认出我的五官，我的左眼眶火辣辣的疼，但我知道伤的不只左眼眶。这时，我听见门外传来大门关上的声音，我不知道姜遥这会要出去做什么。于是，我索性脱光了衣服，走进浴室洗了个澡。我出来没多一会，姜遥就从外面回来了，手上提着一只塑料袋，里面是刚从药店里买的治疗外伤的药。

姜遥帮我上完药之后，我们就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出门找了家最近的眼镜店。结果测光的时候，我才发现姜遥昨晚买的是碘伏。

现在我的脸上有三分之一是紫色的，看起来像一只茄子。更要命的是，初八一早我们就要上班了。

于是我把我这副样子拍了照片发给了孙老师，孙老师回复了我两个“哈”字。她倒是蛮体谅我的处境，嘱咐我说钉钉上的请假理由用不着写得太详细。

我又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等我脸上的伤不太明显的时候，才回到了公司。那天，我一进办公室，同事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瞅着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对着镜子确认了好几次脸上的伤痕，觉得并没有到那么明显的程度。然而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依旧坐在食堂二楼靠窗的位置，一边含蓄地用筷子夹着一只卤鸡腿小心翼翼地啃着，一边不时地透过窗玻璃，眺望一下日复一日蹲守在大门口的社长丈母娘。这时，孙老师端着餐盘，疑神疑鬼地坐在了我的对面。

“伤养好了哇，小周？”

“还好。”我说。

孙老师低头扒了两口饭，一边咀嚼，一边左顾右盼了一阵。

“那件事你听说了哇？”

“啥事，孙老师？”

“你有个作者……”孙老师压低声音道，“前阵子据说出事情了。”

“啥？”我抬起头来，“哪个作者……”

“还能有谁……”

我望着孙老师，我俩像情人那样对视了几秒钟，直到我张开嘴唇，舌尖抵住上牙膛，轻轻地弹开，发出了一个无声的音节。孙老师终于闭上眼睛，朝我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怎么搞的啊？”

“谁知道呢……据说上面正在查这件事，社长这几天不在，你也小心一点，以后尽量少提他的名字。”

“知道了。”我说。

可是自从我听说了这个消息，我的内心就颇为不平静。没过多久，我又从别人口中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据说，“那个人”是在课堂上被抓的，一位本科生在他的课上悄悄拍摄了视频，投诉给了有关部门。目前X大校方也尚未透露案情的进展，只是单方面发布了声明，取消了他的任教资格。

我每天吃不香，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经常说梦话。有时我会在梦里突然大叫起来，姜遥说再这样下去，她就要神经衰弱了。不过，我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她以为我只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这么说倒也没错——但真实情况刚好相反，我最近倒是彻底没有工作了。自从那天孙老师在食堂里和我谈话之后，第二天，社长便风风火火回到了社里，给所有中层人员开了一个上午的会议。下午，孙老师又把我们文字编辑叫到了办公室，隐晦地说明此次事件十分严重，望大家在日后的工作中务必要杜绝此类错误。跟着，她就做起自我批评，称之所以出了这样的事情，部分原因也在于工作分配的不合理，致使个别编辑的工作压力较大导致了工作疏忽。

“阿拉接下来要改变这个现状，就要重新分配一下工作任务。”

几分钟后，孙老师就把我手下的几本稿子分给了别人，只留给我眼下唯一一本在审的稿子。会后，她又单独把我留了下来。

“小周啊。”孙老师说，“阿拉这样也是为了侬好。社长也希望侬能放松一下，重振旗鼓！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侬说对伐啦？”

可是随着我的工作清闲下来，出版社的同事们也不怎么搭理我了。每天中午，我照旧坐在窗边能望见社长“丈母娘”的位置，然而孙老师再也不主动过来了。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只好端着餐盘凑了过去。当时孙老师正和几个去年新招进来的编辑以及实习的大学生们坐在一起。我一坐下，原本热烈的探话忽然之间就像被人关掉了电源的收音机。我闷头吃了几口东西，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才忍不住开口说道，听说最近静安区又有几头羊。

“几头羊？”

“就是阳性感染者。”

“真的假的？”

“听说徐汇区也已经有了。”

“这样下去，难不成会和当年的武汉一样？”

“你们不要乱讲。”孙老师出来制止道，于是大家全都低下头去，不再议论了。一位年纪比我稍长的编辑说道：“应该没什么关系，去年年底，静安区不是也封过几个地方吗。”

“对的。”我趁机搭话道，“那次只封了个奶茶店，全国各地都被号召要向上海的精准防疫学习。”

“你们平时少议论这些事。”孙老师再次重申，“赶快吃饭，吃完该干啥干啥去。”

孙老师说完，就起身离开了食堂。我本打算撂下筷子跟上去，和她聊几句，可是等我抬起头来，却发现食堂门口站着个熟人，然而我一时间又想不起在哪见过他了。他上身是一件夹克，下身是一条牛仔裤，脸比较方，侧脸颊上有一颗痣，看起来不像是我们出版社的人。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打扮和他差不多，只不过年纪稍轻，身材稍矮的年轻人。这时，已经离开的孙老师又回到了门口，和他俩点头哈腰了一会，跟着她就走到我身边，把手掌弯成猪耳朵的形状，嘴唇对在我的耳朵上说道，那两位同志说要找你谈谈。

“谈什么？”我说，“他们是谁？”

“你快点起来，到外面去说。”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的？”

那两个人也许看出来这边的情形不太对劲，便走上来说道：“请问你是叫周炜吗？”

“是我。”

“这里有些情况，需要你配合调查，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坐在那里，腿直发抖。可我要是现在起来，就这么跟他们走了，也太没面子了。于是我说：“请你们把证件掏出来。”

“黑痣”身后的矮个子咧了下嘴，他上前一步，从后屁兜里掏出一个淡蓝色的小本，贴在我眼前晃了晃。他大概不知道我有近视眼，而且就算没有近视眼，那么近的距离我也不可能看清楚任何东西。

“你拿远一点，我看不清。”

“少废话！”他说。

“我要求你给我看看证件有错吗？”我说。

他只好又把证件拿远了一点。这时我又说，你把它翻开给我看看。

他愠了口气，果真把证件翻开了，不过只是在我眼前晃了晃，我连打头字母都没看清楚。

“他的呢？”我指了指那个黑痣男。

“别给脸不要脸啊。”年轻人说道。

“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说。

这时，年轻人看了看黑痣男，黑痣男一皱眉，用下巴朝我点了点。我还没搞清楚这个动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年轻人便一个箭步冲上来，把我的头按在了餐桌上，同时在我弯向背后的手上，箍了一副冰凉的手铐。

我被带进了一间小黑屋，等待接受讯问。那间屋子大约十平米，四壁光秃秃的，墙下只有两把油漆剥落的木头椅子。我身边还有几个人，期间他们轮番被叫进审讯室。刚进来时，有个蹲在地上长得像老鼠的家伙嬉皮笑脸对我说，哥们，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我说，我不知道啊。你呢？那人说，我也不知道啊。这时，门口看管我们的人冲我俩吼一嗓子道，都他妈把嘴给我闭上！

我一开始靠墙站着，后来实在累得够呛，才蹲了下来，然而我身边的几个人都已经躺在地上了。凌晨四点钟左右，终于有个人进来把我带到了审讯室。我被安置到一把带横档的木头椅子里，屁股一挨凳就差点睡着了。对面的审讯员冲我吼了一嗓子，半梦半醒之间，我终于想起黑痣男到底是谁了。

“你们有一次在徐家汇附近的星巴克见面，你还有印象吗？”黑痣男笑着问我。

于是我如实交待了和赵铁顺从相识、相知，到合著一本书的全部经过，甚至连每次见面谈论内容的细节都涉及到了。

“赵铁顺常年收受境外势力资助，这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曾经给你邮箱里发过什么东西，你还有印象吗？”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好像进去了一只苍蝇。与此同时，在电脑前录口供的年轻人双手放在键盘上，好像一只蓄势待发捕捉麻雀的野猫。

“我没有印象……”

“我给你提个醒，去年的8月28号。你和赵铁顺在星巴克见过面，他答应你，把资料发到你的邮箱里。”

“是……是有这回事……可是，那些资料都是他著作里引用的材料，我不知道那些材料有问题啊。”

“你作为编辑，难道不知道那些材料有问题？”

“我不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平时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我……”我结结巴巴，马上改口说，“我知道那些材料有问题，但我并不认同材料上的内容……对，我不认同，你可以看看我最终的审定稿，我把有问题的材料全都删掉了……”

“那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说完，黑痣男就交给一份文件，那份文件装帧得极好，不过是打印出来的。你到任何一家大学的打印店里，都能花十几块钱享受到这样的服务。这份文件封面上印着赵铁顺和我的名字，然而内容却是三月份他交给我的初稿。

“这稿子和我没关系。”我说。

“上面印着你的名字，你怎么解释？”

“这是他三月份交给我的初稿。我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就是一直在不停地改这份稿子。”

“那他为什么要把你的名字写上去？”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说你为了帮他写稿，还特地在6月份时去了C的老家R市，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我说。

“你的行程我们早就已经掌握了，你还敢说没有！？”

“我是去旅游的，我是和我的……我的一个朋友，范东一起去的，而且还是他邀请的我。”

“范东是谁？”

“范东……噢对，范东可以为我作证，范东的父亲是……”

我把我大概知道的关于范东父亲的一些情况和他们交代了。年轻人记录到一半停了下来，望了一眼黑痣男，黑痣男迟疑了一会，向他点了点头。跟着，年轻人停止了打字，黑痣男则站起身，向我这边走了过来。我的心砰砰直跳，以为黑痣男要揍我。可是当他健壮的臂膀挡住了来自天花板的刺目的光线之后，我的眼睛倒觉得比先前轻松多了。

跟着，黑痣男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右肩上，轻轻地拍了拍，说道，“你说的情况我们会再去核实，今天辛苦你了。”

“没什么辛苦的。”我立刻说道，“配合你们办案，本来也是我的义务。”

“那就好。最近这段时间，你先不要离开上海。有问题的话，我们还会再联系你的。”

“好，好。”

上午十点钟，我签好悔过书，就从那个地方出来了。现如今，我一瞧见太阳，眼睛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流眼泪。我实在是没力气回公司了，于是在微信上和孙老师打了声招呼。孙老师没问我别的，只是让我先回去休息几天，等社里通知再回来上班。

我在家一待又是一个星期。一开始，我还挺庆幸有几天带薪休假的机会，然而一周过后，我才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对劲。彼时，三月的春风已经吹拂沪上的大地，街头的灌木已经钻出了新鲜的嫩芽。我想来想去，按捺不住躁动的心，便在微信上主动联系了孙老师。

“小周啊，社里决定再让你休整一段时间，你不要心急，这段时间好好在家养一养。”

我说，不行啊孙老师，我下个月还得交房租呢。

“不要紧，工资社里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我听着这话怪怪的，但又不好意思继续追问。然而到了三月十号这天工资发下来的时候，我账上的钱竟然一下子多出了不少——那大约是我平时工资的五倍。我正纳闷这笔钱来自何处，高兴之余，手机上就弹出来一条消息：钉钉通知我，您已被出版社移出了群组。

我望着手机怔了半晌，随即怒不可遏拨打了孙老师的电话，不过她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听。我又通过微信给她留言，孙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给出版社挡了这么多事情，出版社这是要卸磨杀驴？您是带过我的，我平时工作什么情况，什么态度，您是知道的，现在来这么一出，您总得站出来帮我说几句公道话！

我的微信像死了一样，半晌没人理我。当天，我就决定到出版社亲自去一趟，实在不行，我要跟社长当面聊聊，和他讲一讲其中的道理。可是等我赶到了那里，我却连出版社的大门都没能进去。

“你干什么的？”一个最近新来的保安这样问我。

“我在这上班，你不记得我了？”

“不好意思，要不你叫个人出来，带你进去。”

“这叫什么话！”我朝他的背影吼道，“我在这里上班三年多了，你才刚来几天，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我差不多一路把他追进了保安厅，没想到他一转身，竟然拿着一个防暴盾牌和一个明晃晃的像九齿钉耙一样的玩意出来了。

“你不要乱来！再没完没了，我可要报警了！”

我立马把手举了起来，对他说道：“有话好好说，你先把东西放下。”

然而这时，我就瞥见梧桐树底下，有个我相当熟悉的身影，正冲我咯咯笑着。我歪头一瞧，原来是社长的“丈母娘”。

没办法，我只好退到了马路对面去，猫在一棵梧桐树底下。好在当时已经下午三点来钟了。我又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出版社的电控大门终于开了，我的同事们陆陆续续地从院子里走出来，在门前礼貌地挥手告别，有的是被车接走的，有的是打车走的，有的和我一样要坐地铁，还有的走路就能回家。我一直藏在树下，畏畏缩缩怕被人看见，孙老师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出来的，我一见到她的身影，就立刻跑了过去。

“孙老师！”

她正走向公交车站的时候，我成功地把她拦了下来。

“周……周炜……”她用惊恐的眼神盯着我，左右看了看，好像在提防我似的，好像怕我突然掏出把刀来把她杀了，跟着又马上笑了起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不忙回家吧？我想跟您聊两句。”

“我回家还要做饭，有什么事情我们打电话说好吗？”

“我打电话了，您没接。”我说。我看了看站牌下面等车的人，有几个正在偷偷地观察我们。于是我便向孙老师走近了一步，可是孙老师又往后退了一步。

“中午太忙了，我没听见。有什么事咱们电话里说，行吗？”

“社长为啥要开除我啊。”我说。

“对不起小周。”孙老师面露惭愧说道，“这是社里的决定，我也无能为力。社里本打算只给你四个月的薪水，是我为你争取到了五个月，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了。实在抱歉。”

“谢谢你孙老师……我倒没有埋怨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这到底是谁的主意？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开除我？”

这时，一辆公交车开了过来。那辆车停下时，孙老师趁我不注意，一个箭步窜了上去，俨然不像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太太。

“小周啊，时间来不及了，阿拉电话里再讲。”

我没再给孙老师打电话，我冷静下来一想，这件事情孙老师一个人也决定不了。我想来想去，觉得唯一能主宰这件事的，只有社长那个王八蛋了。他大概是想和我彻底撇清关系，把我当成一只垃圾桶，所有的脏水都往我一个人身上倒。想到这里，我感到心凉凉的，作为组织的一员，为组织承担责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可组织也不能出了事，就把我一脚踢开啊。

我越想越气，在地铁上甚至激动地发起抖来。激动之余，我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于是，还没等到站，我就提前下了车，在一家土产店里买了一只大喇叭，又去了一趟广告图文店，制作了一张横幅。横幅上密密麻麻排满了我在地铁上写好的一段话。第二天一早，我按平时上班的时间，来到了出版社大门口。彼时，我昔日的同事们正陆陆续续从不远处的罗森便利店里出来，手上提着包子和茶叶蛋，他们有的人见到我眼前一亮，但只是抬手和我打了声招呼，大多数人则假装没看见我。与此同时，孙老师也刚好从公交车上下来，她今天穿着一条波西米亚风格的驼色风衣，手上端着一杯拿铁和一只米黄色的早餐袋子，肩上斜挎着一只新买的据说是纯手工编织的白色包包。趁着人流最密集的时刻，我把大喇叭打开，同时把排满字的横幅挂在了两棵梧桐树中间，横幅上的内容和大喇叭喊出的话是一致的：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我叫周炜。和你们一样，我也曾经是一名奋战在一线的出版行业工作者。我的遭遇恐怕你们已经听说了。是的，出于维护国家的利益，出于维护咱们出版社的利益，我被开除了。那件事我不方便在这里细讲。但是，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是被冤枉的。我为出版社辛苦工作了许多年，现在竟然成为了出版社的替罪羊。这倒也没什么，因为我一直以来忠心耿耿，知道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是一项光荣的使命，我应当为此而感到高兴。然而，我怎么也想不通，出版社竟然完全不考虑我的难处，出事之后，竟将我像一条癞皮狗一样打发掉了。是的，出版社赔了钱给我，可我的事业也将止步于此。因为从今往后，全国的同行都将知道周炜是一个有‘前科’的同志，哪个出版社也不可能再雇佣我了。我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决定，尤其是，这样的决定出自一个私德败坏，生活作风有问题的领导。这位领导是谁，想必也不需要我再饶舌重复，大家对他糜烂的私生活早已心知肚明，他的糗事早已成为街头巷议的笑话，办公室内的闲谈。在这里，我不提他的名字，只是希望他能够好自为之，出来和我面对面，像个男人一样就我遭遇的问题与我谈判，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应有的出路。不然的话，我将把他的糗事上报有关部门，相信天网恢恢，法律绝不会轻饶他！”

大喇叭里播放的文件是软件合成的，有如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一般声音洪亮、掷地有声、威风赫赫、正气凌然，使好人信服，使坏人胆寒。这一番略显冗长啰嗦的演讲，吸引来了无数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路人。他们对着我的横幅指指点点，也对着我本人指指点点，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常年堵在出版社大门口的社长“丈母娘”也显得相形见绌了许多。然而，文章播放完了第二遍，我才发现人群里竟然没一个熟人。我站在便道伢子上翘首以盼，指望我的行为能让更多昔日的同事们看见，唤醒他们的良知，让他们替我说说话，以证明我不是一个蓄意刁难惹是生非没事找事觉悟不高的群众。然而，我的愿望未能如愿，不久之后，远处的十字路口却开来了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车顶红蓝两色的灯光快速急切地闪烁着，旋转着，经过改装的汽车喇叭发出野兽般暗哑的吼声，使人一听便有些胆寒。紧随其后的是更高分贝的喇叭发出的驱散人群的讲话声，那声音虽然听不清具体的内容，却比我的喇叭高出了许多倍。转眼间，人群便在慌乱中散开了，社长的“丈母娘”也早已不见踪影，便道伢子上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警车随即停在了我跟前，三名五大三粗的警员一下车，就把我按在了发动机盖上。这一次，我表现得十分镇定，没再向人家要什么证件，随后他们就把我拷起来，塞进了警车里，连同我的横幅以及掉在地上的大喇叭。

我再一次来到了光秃秃的候讯室。一开始，我仍像上次那样时而倚墙站着，时而蹲在地上。可是后半夜，我实在坚持不住了，索性坐了下来，后来又索性躺在了冰凉潮湿的地上。第二天早上，他们没有把我放出来。我被判寻衅滋事罪，要在看守所里待上十五天。这十五天以来，我渐渐认识到我的行为有多么鲁莽，给出版社以及社长本人造成了多么恶劣的社会影响，为社会风气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这样的行为只判十五天，简直是对我莫大的恩惠。在这十五天里，我彻底反省了自己，决定从今往后，再也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了。

我并不知道这十五天来，外面发生了什么。等到第十五天，也就是我理应离开看守所的那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如今外面疫情严重，上海封城了，所有刑满释放人员要继续执行刑期，等待另行通知。

我对于这样的结果毫无怨言，百分百地支持和接受这样的决定。后来的这十五天，每隔几天就会有一批人被送进来。我很少打听别人的事情，这是看守所里的规矩，我也不清楚他们究竟所犯何事。十五天后，看守所里几乎满员了，我和几个刑满释放的人员一起，被通知要离开看守所。临行前，我收到了看守所退还给我的东西，唯独没有见到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呢？”我说。

“你的家属过来领走了。”

下午，我们被统一安排，登上了一辆大巴车，开车载我们的人身上全都穿着防护服。彼时，上海的街道空无一人。我们几个刑满释放人员全都好奇地注视着窗外死气沉沉的街道，不敢相信这里竟然是上海。与我不一样的是，他们都能通过手机得知目前外面的情况，过了一会，我才听说现在所有人都不准离家，阳性以及密接人员都将被转移到方舱医院隔离。

我开始担心起姜遥的情况，毕竟按照之前的估算，现在正好是她的临产期。不过，既然她把我的手机领回去了，而我的银行卡密码也全都交代过她，出版社给我的那笔钱应该暂且够她的花销。我一路忐忑并期待着待会就能与她相见。很快，大巴车驶上了高架桥，开始往嘉定方向飞驰，我数着窗外的建筑，知道自己离家越来越近了。可是，当我眼前终于出现了小镇熟悉的街区时，我看见“中世纪广场”上扎满了军绿色的帐篷，“康德喷泉”干了，椴树的树荫下，碎石铺就的道路之上，歌德和席勒铜雕周围，只有身穿防护服的人正在巡逻。我看见无数窗户里，露台中，偶尔有个把人头探了出来，紧张地望向街道，其中有个人发现了我，和我对视时，他的目光好似在狱中放风之人瞥见了空中的飞鸟。

然而，载着我的大巴车毫无减速之意，很快将那片街区留在了身后，继续向西驰去。不久之后，它终于停在了上海赛车场。如今，那里已是嘉定最大的方舱医院。车上穿着防护服的警察把我们交给了另一些大白，他们随后带领我们走进场馆，为每个人安排了床位。

虽然还没有完全缓过神来，但第一时间，我就向隔壁的大学生借了部手机，给姜遥打了电话。

姜遥的电话关机了。

我又打给我自己的号码，依然是关机状态。

第二天，我开始发烧，体温直逼四十度。我听到那里的人说，烧得越厉害的人，说明免疫系统越强。我不知道这是否也说明越是善于忍受的人，基因就更加优秀。对于恶劣环境的耐受力是否与物种的生命力有着隐秘的关联呢？我并不是十分清楚。不过这倒也符合达尔文的理论，正所谓优胜略汰，那些没有能力适应的物种，都终将被环境淘汰。我感到天旋地转，满脑子塞满了乱七八糟的问题，心脏快要跳出胸腔，无数喋喋不休的句子像一列列绿皮火车，满载着意识的垃圾驶过一片盎然绿意的田野，任由沁人心脾的微风带走我皮肤上多余的热量。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半梦半醒之间，我仿佛回到了R市的沙滩上，我梦见姜遥与我携手漫步，在潮水间迎来落日。我在想，或许有一天，我厌倦了这里的生活，还可以和她一起逃往R市。如果姜遥愿意一辈子留在我的身边，我将愿意永远和她生活在那里。

高温彻底褪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方舱里转阴的人最近陆陆续续被放了出去。又过了几天，我从别人口中听说了上海解封的消息。一天中午，我被通知可以离开方舱。

外面骄阳似火，仿佛突然来到了夏季。临行前，我向隔壁的外卖员要了两枚硬币，本来打算出来坐车用，可是，我在公交车站等了半个钟头，不见有一辆车子开来。于是，我只好凭着方向感，在空荡荡的大路上行走，却并不知道我的选择是否正确。

我大约走了一个钟头，又从远处眺望到了熟悉的德国小镇。这里现如今恢复了平静，“中世纪广场”上的帐篷尚未拆除，“康德喷泉”倒是已经恢复了营业。我走到我和姜遥租住的街区，一拐进来，就注意到楼下停着范东的汽车。我走上三楼，怀着混乱的心情敲了敲门，跟着范东就出现在了门后面。

“你怎么在这……”

范东把眼睛垂下来，闪到一边去让我进来。屋子里很干净，几乎和我离开时没有分别。我听说这两个月里，这里许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故，然而我的家却好似独立于这片空间一样，完全没有受到波及。

范东在我身后把门关上。我左顾右盼了一会，才把行李放下，从鞋架上找出了一双我的拖鞋，坐在了沙发上。范东这时走进厨房，过了一会，他端着一杯温水，回到了我的面前，看着我把那杯水喝下去，一句话也没讲。

我听见从我和姜遥的卧室里传来动静，然而卧室的门却一直关着。

“姜遥呢？”我终于开口问。

“姜遥死了。”

范东深吸了几口气，才终于将这几个字讲出来。

我嘴巴张着，却说不出话。整个身体也随之僵硬住了。

“什么……时候……的事？”

“前段时间……难产死的。”

范东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把手放在了我的背上。我感到我的身体正在颤抖，不断撞击着他的手掌。这时，我又听见了卧室门内的动静。我忽然站起身来，走向那扇门，一把将门拧开了。

双人床旁边有张婴儿床。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正坐在婴儿床旁边，手里拿着一个铃铛，正在逗弄躺在床上的婴儿。看到我进来，女人忙起身向我问好。我站在原地，没再继续向里走，也冲她点了点头，便退了出来。

“这是我找来的月嫂……床上是姜遥的孩子……”范东对我说道。

我听完这个消息，血液再次凝固了。

“那是你的孩子吗？”我说。

“不是。”范东说。

我皱起眉头，再次转身拧开了门把手。我来到婴儿床的旁边，认真地看了一会床上的婴儿。月嫂告诉我，她是个女孩子，这会她也正好对我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