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紀錄片觀後
週四下午到綜院三樓的會議廳觀看紀錄片《人家》,這場活動由政大USR計畫包場舉辦,因為明年的《民族學研究方法》課程要到安康社區做田野調查,官老師與雅寧老師一起將課堂的學生帶到這場包場活動。
《人家》是一部由台北市社會局出品的紀錄片,講述台北市四個平價住宅:北投大同之家、大安延吉社區、萬華福民平宅、文山安康平宅的生活軌跡,紀錄片敘述了其中幾位人物此刻的生命故事。但也無可避免需要提醒的是,這是一個政府委託民間公司拍製的案子,仍是「社會局」觀點。放映活動請來社會局黃清高代理局長、華志中導演、王亞維老師、鍾宜杰老師、甘樂文創林峻丞執行長擔任與談。
—
對我來說,參加這樣一場許多長官來賓致詞、宣揚政治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觀看一部社會局角度的英語字幕but台灣故事的勵志紀錄片的活動,大概如同前兩段文字一樣,總覺得不那麼自在。
紀錄片拍給誰看?
當會議廳燈暗,投影幕浮現畫面,聲音也隨之出現,片頭是一個個緩緩開啟的門,裏頭堆放著雜物和空蕩的地板。人物的故事開始了,出現一位講台語的老伯,不過我卻納悶了,為何這樣的一部紀錄片,字幕會是英文?
對我來說,因為從小在台南長大,聽得懂片中人物講的台語,即使有些難以辨別的台北口音。但每個人都能看/聽得懂嗎?
在電視電影發展史當中,字幕是台灣才有的事情,不過字幕這樣的東西,也呈現了拍攝者的觀點 — — 關於他想拍給誰看。
社會局究竟想拍給誰看?「目前都在大專院校巡迴,我們是有打算未來在平宅作播放。」紀錄片真正的關懷,是不是仍要回到被攝者的群體身上,平宅的居民會不會看到英語字幕一頭霧水?若是要讓同住在台北的其他群體看見這群人的生命,台語該如何處理?「我們不該僅止於同溫層的惺惺相惜」有位與談人這麼說著。
在會後的座談當中,除了社會局代理局長之外,包含導演本人,幾乎每位與談人都在開頭強調一句「這是一部社會局的片子/案子」,似乎也不言自明。不過,字幕這個問題,導演是否能自己決定?
關於到底要拍給誰看,這個問題好像很模糊。但我也覺得,很中產。
偏差行為是一種刻板印象
在觀看的過程中,小人物的勵志故事很讓人動容,如同王亞維老師說的,這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這是一個社會局的案子,卻總還是歸於一個憐憫的視角,並且同時廣告自身政府機構的建設成果(新建公宅)。
影片的許多人物最後都是正面的結局,讓人看了充滿希望。但對我來說,不管是移工,抑或是影片的底層人物,「危險」、「憐憫」這樣單一的標籤都是一件危險的事。一位葉老師上台分享自己的觀影心得說道:「我們都很幸運,有一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到底正常該是什麼?又不該是什麼?
在這樣一場官味濃濃的場合,想必很多人跟我一樣不習慣於正襟危坐。不過大概是忍不住了,鍾宜杰在最後說了一句我很喜歡的話語:「偏差行為是某一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看法,是我們自己給他們的刻板印象。」
我們仍要提出問題,更接地氣
批評了這麼多,我可能擔負著失去朋友及失去老師信任的風險。但是我卻覺得這場《人家》紀錄片的座談沒有走歪。
王亞維:「這部影片仍有許多勇敢的面向,我們要更努力接近地氣。」
華志中導演在映後說,這不是他的片子,這是一個案子,是有許多規範的,他刪掉了很多東西。影片裡大安延吉社區一位婦人說道:「延吉街就延吉街啊,講什麼平宅。」這一句話在一處故事的開頭匆匆閃過,或許是刻意放置在這個不明顯的位置。但我想,它也給了這樣類型的官方影片一些希望。
紀錄片可以是什麼樣的位置?案子、作品皆有主事者的觀點,《人家》某種程度像是《養鴨人家》,令人動容的內裡蘊含著政令宣導。
「紀錄片是非常有限的東西,問題的提出非常重要,提出你的觀點,你的觀點可能是一個偏見,那偏見與偏見就可以互相對話。」王亞維老師如此說著。
我們仍要提出問題,試著更接地氣。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
- Author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