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二）（第一章3-5节）

   （三）堂吉诃德般的维权与单人社运

    从2016年9月赴位于广州南方报业大楼的南周总部面见记者，到2018年5月28日自上海浦东机场乘机抵港，在中国大陆这1年零9个月期间，我去了许多政府部门、高校和媒体，当面递交材料、陈情和呼吁；而EMS邮件也发了30多封；主干内容相同的电子邮件更发给近百人，包括高校学者、媒体记者、政府官员、社会名人、社会活动人士、心理学者等，基本都是我有所了解和认为可信（如看过其书籍、文章或其他场合言论）的人，还有几十封电子邮件和EMS，发给了媒体、政府机构、高校。

    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当面递交或通过EMS寄递、发送的电邮所发的材料、信件、邮件内容：

    每套材料内含4-7份材料，包含80-150张/页自费打印（当然是自费，或者说是用父亲给我的生活费，否则谁给我发钱）的单面纸张/电子文档，写给不同机构和个人的有针对性与区别的《致xx（高校/政府部门/媒体/个人）的呼吁信/请愿书/一封信》；我投入巨大心力完成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一些思考》这篇9万多字的理论性分析文章；根据《思考》而编写、包含三十三条清晰具体建议的《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防治校园暴力的具体建议》（即《思考》中的建议部分，也是《建议书》的详细版）。给涉及我个人校园暴力事件管理部门、新闻媒体的，除了这三份，还有集中而简要的讲述我遭遇的校园暴力详情的《举报信》/《我的苦难历程》，以及汇总了各学校涉事人、旁观者、知情者的名单《证人名单》。对我非常信任的发信对象，我还发给他们我写的那篇包括详细人生经历的自传性质的、长达12万字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发送和递交的绝大多数纸质文件均有我的签字和手印，只有发给以前个别老师和心理咨询师的没有必要按手印）

    因我个人遭遇的校园暴力已过去很久，证据早已灭失，加之中国政府机构普遍存在的不作为和腐败，我对于通过政府机构或法律途径解决我遭遇的校园暴力个案并不抱太大希望（但也没完全丧失这方面的信心，如提起诉讼（我咨询过律师，追诉期还能商榷），不过需要媒体先报道，产生影响），但指望能够由媒体介入，调查真相，为我讨个道理上的公道、得到舆论上的支持，或许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命运。

    而更重要的目的，则如我的《呼吁书/请愿信》中所说的（引用篇幅较长，且混摘了写给不同机构的一些章节。不过很有必要将下列的内容全部摘录，因为这些文字包括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中提到的个人想法，也是我四处奔波、呼吁的缘由、精神动力，也与我后来赴港维权的各种行为密切相关）：

   “我是一位学生，由于一些原因，我遭遇了极严重的校园暴力以及相伴的网络暴力，身心受到极大创伤。因此现在我写了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并发送给新闻媒体、知名学者、政府机构、社会活动人士及各大高校和社科机构，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以及其他教育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比我更悲惨的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百万千万孩子。

    如果建议信中提及的那些制度或机制现在已经实现，最近数十年来遭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百万、千万乃至更多未成年人，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的欺凌，就不会经历那么多的痛苦，即便遭遇校园暴力，也能早些被制止、被救助，更有充分的证据追究责任而不是苦于证据不足无法追责，更不会像现在遭受各种误解、冤屈，以及带来的歧视、排挤和各种长期的、严重的、永久的伤害。

    我亲身经历过校园暴力，同时也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了许多发生在身边的相关校园暴力事件，有许多孩子就因为青春期受到欺凌，身体被伤害、精神被击垮、尊严丧失，如同花儿被摧折，原本应该美好的青春被毁掉，甚至一辈子留下阴影，对成年后的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具体危害我写在发给你们的文章中），正如我在建议书中所说的：

    “校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剥削，它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压迫、强奸与性骚扰、历史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现在LGBT人士处境有很大改观但是还存在被歧视和迫害的情况）、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剥夺等一样，都是一种伤害、压迫、迫害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巨大损伤，包括现实利益的毁损与心灵创伤。保护未成年人，要着重保护遵纪守法、不伤害他人的那些未成年人，而不是本末倒置，容忍一些人伤害他人，给他人带来无可挽回的身心伤害，而这些加害者在这种欺凌他人过程中“积累人生经验”、成长起来，“慢慢变好”。

    但是相对于阶级压迫与社会动乱、政治迫害、种族压迫、性骚扰、歧视LGBT人士、对残疾人的欺凌，校园暴力是被忽视的，虽然许多校园暴力的酷烈程度不亚于甚至高于前者。这种现象必须被扭转、被改变。必须要重视校园暴力问题，因为无论是校园暴力的残酷程度、还是涉及的人的数量、长期危害，都可与女性在历史与现实受到的性别性质伤害、LGBT人群受到的迫害、残疾人权利权益的丧失“等量齐观”。

     每时、每天、每月、每年，都有未成年人在受校园暴力的摧残，而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就有数百万、数千万孩子被校园暴力伤害（中国缺乏统计数据，可根据一些调查及类比日韩及港台地区的校园暴力发生比例、件数推算中国大陆数据），让他（她）们的童年、青春充满伤痕、黑暗，甚至终生都自知或不自知的处在青春的阴影的笼罩下，原本健康快乐的生命变得晦暗、阴暗，充满悲剧的度过一生。

    当发达地区的大多数孩子都生在阳光下，得到充分的呵护而无忧无虑的生活时，还有许许多多孩子，尤其生活在发展相对滞后区域的、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的学校环境的孩子，经常处于被欺凌、被伤害的生活状态下，每日每年都处在恐惧、屈辱与痛苦之中。他们是被大多数人因“幸存者偏差”而有意无意忽视的人，是因缺乏关注与关爱、甚至被校园暴力旁观者冷漠以待而受到在遭遇校园暴力后的二次、多次重复伤害的人。他们本性与其他普通孩子一样纯良，命运却与正常生活的孩子迥异，饱受校园暴力的伤害，这何其不公？连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有法律保护、都给予其各种改过自新的机会与条件，这些无辜（或者所受伤害远超其应该承受的程度）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为何却无人帮助、甚至还要受到更多误解、面对冷漠无情的世界？黑白颠倒，善者无善报，恶者无恶报，甚或软弱善良之人饱受欺凌，凶顽恶毒之人却人生之路顺利无阻，通过欺凌剥削他人走向成功。黑白颠倒，善者无善报，恶者无恶报，甚或软弱善良之人饱受欺凌，凶顽恶毒之人却人生之路顺利无阻，通过欺凌剥削他人走向成功，成为既得利益者，天理何在？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对于未成年人的世界，同样如此。未成年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不是青少年生存于丑陋的丛林法则环境的遮羞布。我们不应该对未成年人遭受的来自同学、同龄人、老师、家长等多方面的伤害作壁上观，或者轻描淡写。我们必须加强防治校园暴力的制度建设、社会参与，推动防治校园暴力的制度化、法制化、公正化、科学化、透明化、普适化、公共化。要让防治校园暴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每一起校园暴力事件都得到相对更为公平的处置；让每一位未成年人都得到平等的对待，让受伤害者得到公道和救济，让加害者受到惩罚和真心悔过；让社会公众，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公民们都普遍的、广泛的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的进程中来，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的成长保驾护航。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雄于欧洲则国雄于欧洲”。同样，少年愚则国愚，少年凶暴则社会暴戾，少年残忍则国人狠毒，少年谎话连篇则中年老年时诚信缺失，少年蛮不讲理则国民胡搅蛮缠，少年三五成群寻衅滋事则成年后拉帮结派狼狈为奸，少年学生时代不独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维则成年工作后冷漠因循忍耐服从，少年虚伪缺德则成人狡诈阴险……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成长，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必须改革教育、增加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强化治理，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让孩子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平等的、自由而不受外界伤害（尤其不受同侪欺凌）的前提下学习与生活，让每一个生命都快乐、自由的成长。

     虽然解决校园暴力问题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但是必须尽早做、尽快做，尽各自所能去做，尽可能让更少的人受害。反欺凌行动的迟缓，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受校园暴力的摧残，时代虽然在不断发展，他（她）们的青春却只有一次，无法重来。防治校园暴力，迫在眉睫，不能拖延。”

    简单来说，因为我的人生、前途命运被校园暴力毁掉，但我不愿意这么认命了。我很想为校园暴力受害者们争一口气，让社会能够听到受校园暴力伤害者的呼声，让人们知道校园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如果这样，我这么多年所受的欺凌、屈辱就没有白白的承受。如果我的建议被政府和相关机构采纳，很大程度上就能让许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如果社会各界人士都能关注、了解校园暴力的表现形式、发生原因和严重性，参与防治校园暴力，那么反校园暴力的目标就能逐步实现。更进一步的，还有可能以反校园暴力为切入点，推动教育改革，让我呼吁的对于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建议得到重视，尤其推动人文学科教育朝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方向发展。

    如前所述，我用发送电子邮件、通过EMS寄递材料、找相关个人与机构面谈并当面呈交材料这三种方式，来呼吁社会关注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推动教育改革。

    向社会活动人士、学者、媒体等个人或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并不简单。虽然我发给他们的附件（几份正文材料）大同小异，但单独致他/她/机构的信却大不相同。我在发给每个人/机构之前，都会详细了解此人或机构的概况，除其身份，还要了解他/她擅长的知识领域、成就、价值观、现在的基本生活工作状况及近期动向；该机构（媒体、高校）的概况。以媒体为例，需要了解其风格、价值取向、在国内外新闻界的地位、历史成就（假如有的话）、能够侧重于哪方面（如理论分析/激发情感、促使政府行动/引发民间讨论/利于国际社会关注）来报道校园暴力问题……

    不过我了解这些倒不需要太多时间，因为我发往的大多数人或机构，都是我有所了解甚至很熟悉的人或媒体。例如秦晖教授，我详读过他的几部主要著作，了解他的思想价值观与品格；如一位南周资深记者C（此人对我还不错，为保护其名誉，在此不便透露姓名。后面还会提到），我细读过他绝大多数文章和报道，对其擅长领域与报道风格极为熟悉；如纽约时报，我常看其中文网文章，其政治倾向和传递的价值深入骨髓，是我非常崇敬的媒体……我只需要对他们的个别信息、最新动向再确认一下就好了。

    真正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是给他/她们写信。信中都要涵盖上面所提的对方的概况、成就，我为何认识/找到他，最重要是怎么把校园暴力问题与这些收信对象联系起来，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帮助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参与防治校园暴力。而这，就需要具有针对性的写不同的内容。每封信少则近2000字（如《致贺卫方教授的信》），多则6000字（如《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每字都要字斟句酌，争取字字入骨，充分、完全、深入的表达我的观点和诉求。不过也有些信可以用较类似的格式，信的主体部分内容相同，如致中国各大高校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我写给一百多人/机构，除去可重复的部分复制粘贴，分别写成的致他们的信（不包括那7篇正文）累计就有三十至五十万字（没具体统计过，估算的）。然后，再一份份的发出去，等待回音。

    我通过EMS寄的纸质文件，以及当面递交的材料，也包括与上述写电子邮件同样的心血，当然还有更多的辛苦。寄EMS，不是一件轻松活。如我当时发的推文：“我印的纸质文件累计就有四五十份（每份三到六篇，最长的55页，短的建议书也有14页，每份共计120多页。以上不含《自述》。少数包括《自述》的又多出80多页），每次印几份，还要区分发给不同的人和机构的内容差别，还要每篇都签字按手印，然后提着大包去邮局，然后怕搞混了，写一份快递单交一份，然后如法再交第二、第三第四份……然而那些接收机构呢？”仅仅去复印店印文件，就动辄近百元（一次印四五份）印刷费，还要扛着那么沉的文件去邮局，大热天大汗淋漓。在邮局，每份寄递费用因重量和省内外的区别，费用在25-45元之间，仅邮寄费就累计花费不低于1000元。

   为了呼吁被重视，也希望找到可以帮助我个案的人或机构，我还经常乘车（火车或长途汽车）去媒体机构、政府和高校。我常住在河南，而为了去这些机构，以及去拜访我认为可以帮助我的人，还有上访，我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至于省会郑州，自初中起去过不计其数，很多是散心），其中上海和北京都去过多次，有时会常住在京沪的青年旅馆。而这，需要不小的开支和巨大的精力。但这种奔波换来的常是闭门羹或假意的客套。还有一些人恰巧不在（因无联系方式无法预约，且有联系方式的大多我也不预约，因怕被直接拒绝；而如果我到了他们办公室门口，见了面，我有机会当面陈词、讲述遭遇和目的，把事情讲清、讲细，然后直接面呈材料，对方收下的几率就比较大。当然，这么做是不太合适，但实际效果会好一些，哪怕根本上还是没有多少作用），而我只能返回河南。不过我出门也不止为了这些，还有以旅游缓解紧张心情，以及找心理咨询师做心理咨询的目的。而在此期间，无论是拜访他人、旅行还是上访，都让我见识了各种人和事，认识到社会的病态、国人身上包括自私利己在内的各种劣根性，以及民生疾苦、世事艰辛。我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个人孤身与社会不公、校园暴力遍地的大环境搏斗，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做着力所能及的事、追求着力所不及的目标。

   （四）一滴水无法穿石，一愚公不能移山

    我历经一年多的奔波劳累，奋力维权和呼吁，却没有明显成效。除了个别记者和学者有所回复之外，大多数人不是毫无回音，就是敷衍、搪塞，最后同样渺无音讯。而有回复的，也只是口头上答应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即没有公开呼吁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问题，也没有帮助到我的个案。个别愿意报道的，我却因故错过，现在非常后悔。如果具体讲我在大陆的呼吁经历，见到的每个人、得到的每个回复，篇幅会很长，就只举个别例子和简短节说。

    至于他们为何如此对待，为何我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无用功，我猜测应该包括以下这些原因：

    1.国人普遍精致利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看起来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如此。关注、呼吁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不是他们必须尽的义务，也不是大多数人的本职工作，所以他们不关心不理睬；（其实的确无可厚非）

    2.我是一个普通学生，因校园暴力高考失败，没有背景和社会地位，连学历都欠缺，没有社会影响力，人微则言轻，够不上这些知名人士和媒体机构关注的资格；

    3.有些人太忙，无暇顾及我的呼吁，甚至连看我写的文章的空闲都没有。

    4.无利可图，和1差不多，毕竟现在中国是权钱社会，无利不起早。

    5.现在的国人和中国高校、社科机构（及其成员），还没有自觉的公益心、更无关心弱势、关心国家政策的公民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

    6.认识不到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严重性，不知道校园暴力对弱者造成的巨大痛苦、导致影响一生的创伤。而同情心同理心更缺乏，无法对我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此外，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虽然很普遍和严重，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当成需要系统性制度性解决的社会顽疾，而是倾向于认为是次要的、边缘的议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虽然我在几篇文章中都详细说明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如何严重、防治的必要性多么迫在眉睫）

    7.除了个别有所交流（包括面谈和打电话、发邮件）的，大多数人对我不了解，完全不认识我，且从未遇见过像我这样递建议信、请愿书之类的人和事，不能理解我为何要做这些（虽然我在相关文章及给他们的信中都清晰完整的说明了行为动机），所以担心我居心不良、有什么企图，不敢与我接触。

    8.我发的个人遭遇的校园暴力详情，可能写的太直白坦荡，包含大量非常负面的内容，也包括我自己的阴暗面（包括但不限于做的不好的事情、个人性格的缺点），因此看过后不知所措、不敢相信、当我神经病、甚至被吓住，干脆敬而远之。

    9.我个人的事情涉及当事人太多，不愿意因为我争公道而得罪那么多人。

    10.我的事情时间太久远，没有新闻时效性。

    11.这个世界，现在的中国，苦难太多，比我惨的大有人在（即便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比我悲惨的也难以计数），所以我的事情排不上号，或者要排号慢慢等。

    在8、9、10、11的因素影响下，我的建议书和请愿信、希望相关人士和媒体关注普遍性校园暴力问题的呼吁也被忽视了。

    除了这些不同时期相近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国人和世人人性共通的固定性原因之外，恐怕也有时代变化的因素。在2013年之前的胡温时代，中国公民运动蓬勃发展，公益组织、维权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例如，我如果有机会参与许志永、郭玉闪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为中国民主转型出一份力，我想我不仅可以得到救助，还完全可能实现我的将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的目标，并依托组织大展宏图（如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平权的研讨和实践），成为公民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在那时，新闻自由度也较大，我的呼吁也可能如同“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得到媒体关注（我的事没他们严重，但我的主动性强，个人能力强，且我所反映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教育弊病，与他们的一样，均为以个案反映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我在那时维权，很有可能得到来自社会四面八方的关注和声援，在爱的鼓励与正义人民的保护下，有了维权组织和其他维权人士的支持，就能够掀起对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及教育改革问题的关注、讨论，并推动问题的解决。

    可自习近平上台后，舆论管制日益收紧，而民间组织更遭遇外科手术式打击，公盟被解散，各种维权和平权性质的组织销声匿迹，其余公益机构也日益败落、名存实亡。整个社会风气也日益堕落，在开明年代大家觉得关心国计民生、捍卫公共利益是理所应当，而如今“自扫门前雪”的精致利己却成了国民的“本分”。我所反映的社会黑暗面，不符合习时代宣扬的主旋律与正面价值观，以揭黑为荣的维权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个人的维权和呼吁，自然也在时代的疾风骤雨中雨打风吹去了。

    个人的命运，总与国家的兴衰荣辱、时代的潮起潮落，息息相关。对试图与时代相搏、有灵魂的个体，影响尤甚。

    这些只是我个人头脑所能想到的，当然还有许多我意识不到的因素。因为我遭遇严重的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又在很长时间内独居，性格孤僻、生活孤立，确实很多思想与社会大众格格不入，我无法理解甚至根本不能完整清楚的知道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国人内心都在想什么、心机有多深、思想多阴暗。（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见识增多，我现在（书写本文时）对人心的恶毒与社会的黑暗又多了许多认识）

    无论他/她们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总之，这一年零9个月，我饱尝了他/她们各种无声的拒绝、狡狯的敷衍、彬彬有礼的提防、居高临下的嫌弃。这些位居中上阶层，其中一些还不乏知名度的各界人士，其言行、嘴脸，让我大跌眼镜，既失望更愤怒。

    在此不妨举出两例。我维权和呼吁的第一站，就是南方周末。我是在阅读南周中度过中学时代的，它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南周的影响力、公信力无疑是国内报刊中的佼佼者。哪怕经过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的挫折，其在非政治性议题的报道上仍极富权威。因此，我对南周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以我的案例为切入点，通过专题报道来呼吁社会关注和防治校园暴力问题。2016年9月，我奔赴广州，去南周总部面见记者。之所以选择去面见，就是为了引起他们的重视。当面陈述我遭遇的校园暴力情节会更具感染力，口述可以提高可信度，问答交流中还可以引出、增补更多需要讲的东西。我想方设法给家里要钱（我当然没办法说是为了去南周），此时正值父亲大病初愈，我姑姑还掌握着部分财产支配权，所以又发生了丑陋的争吵，最终拿到了一千多块钱。我就拿着这些钱坐火车抵达了广州，在大学城找了小旅馆住下，住的50元一天的空调小单间。虽然广州有许多景点，我所住的附近就是中山大学，但我没有任何心情看景色、逛校园。我此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南周的关注和报道。

    在去南周总部之前，我一改颓废和不修边幅的形象，换上新衣服，从头到脚洗的干干净净，刮干净胡子，头发也在不久前理好了。我做这么多，当然是希望给接待我的记者一个好印象。此外我还把自己高中时写的随笔之类带上，以证明我的文字功底和知识水平。抵达广州后多次打了南周的电话，他们转到了应该是关注社会新闻方面的记者组。总之，我为了这次接受采访，做了很多准备，而且是带着一种崇敬的态度去见南周记者。

    当我到了南周总部所在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大门口的登记室，保安要求先打电话联系。我又打了那个电话，然后等待。过了一会，一位女记者到了，她叫丁捷。她确认了我的身份，告诉保安，“是来找吕宗恕的（当时我只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后来我搜索南周记者名单，才知道是“吕宗恕”这三个字）”保安刷了我的身份证，打印了一个类似通行证的东西。然后我就随这位记者去了大楼餐厅。

    我问她这算是正式采访吗？她不置可否。我问现在谈话有没有正式做录音，她说没有。我第一次和记者见面，比较紧张，言谈状态不好。一开始我自己对个人遭遇做大致叙述，后来我说可以她问我答，这样更好一些。然后她粗枝大叶的询问和记了一些校园暴力发生的时间、地点。整个谈话过程中，她既不热情也不算冷淡，不过明显有敷衍和缺乏重视的语气。最后她问我有没有文字材料，我说还没来得及写（当时去的比较急，并且想以口述为主，以后补充文字材料，所以就没来得及写，毕竟写起来必须从头到尾内容很长，写的短了又说不清）。临走时我向她要了邮箱，告诉她写完之后会发给她。她满口答应收到后就会回复处理。本来安排应该是见吕宗恕记者，但是她在全程并没联系吕记者和我见面或者通话，只有她自己一个人跟我谈话，或者准确说是在应付我。我不知道这是她自作主张还是怎么回事。

    在从广州返回河南的火车上，我就开始写个人自述和关于校园暴力的分析文章。我花了将近一个月，回忆着那些痛苦经历，回忆各种看过的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资料，然后又在网上查询确认，拾遗补缺，才写完了有10万字（后来修订、扩展到12万字）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7万字（后来修订、扩展到9万字）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一些思考》两篇文章，然后发到丁捷的邮箱里。她给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回复，说已收到，阅后回应。结果从此之后一个回应都没有。我后续又发给她邮件，问她是否方便将材料转发给南周一位资深记者C和评论员戴志勇，因为二人都适合报道校园暴力，后者在南周写过关于校园暴力的评论文章且知识丰富，前者关注弱势者的权益且做的报道大都客观理性。QQ邮箱发QQ邮箱可以撤回，于是我撤回邮件看看她有没有读，显示撤回失败，她读过了，但是没有回应。后来我多番询问，她都不说话。而我后来给C记者微博发私信，问他有没有收到他同事丁捷转发的关于校园暴力的两份材料，他说没有收到。此后我又给丁发过几次个人情况的补充说明和前面文章的修订版，她依旧没有回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那时是非常愤怒的。前面已经说过，我为了这次见面，费尽心力的准备了那么多，千里迢迢从河南赶到广州，对南周充满美好的期待。然而这位丁记者，连对我最起码的尊重和礼貌都没有。如果她看完认为不适合报道，难道不能回复我一下，哪怕简单的写几个字解释一下理由？我让她转给C记者和戴志勇评论员，如果她认为不方便，也可以直接告知我，但是她读过之后不说行不行，完全不回应算怎么回事？做出拒绝报道决定后不给当事人任何回复，是南周所有记者都遵循的默认规则吗？还是见人下菜碟，对不同的来信来访者区别对待？而且我不同于许多发给南周接收新闻线索的公共邮箱的读者，我是亲身到了南周总部与记者面谈过的，邮件是发给南周记者个人工作邮箱的。此外，我后来在百度上查到她当时只是实习记者，那么她有没有把我的材料转给吕宗恕等同一新闻组的资深记者共同阅读和商讨？一个实习记者有权单独否掉一个可资报道的案例吗（后来C记者是说过可以报道的，他把我的材料给了上级编辑，原则上都通过了）？我付出那么多心血，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来到广州，换来的就是这样无礼的对待？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是不是严重耽误了我去找其他人和机构呼吁？作为南周记者，有没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与修养？对得起“南方周末”这个金字招牌吗？我为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呼喊，把这次会面当成极为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事来准备，却被中国最大的自由派媒体以如此冷漠的方式拒绝。虽然现在没那么愤怒（很大程度是因为经历和耳闻目睹类似的人和事太多了），但依旧觉得很是恶心。

    这件事也让我感到，包括许多记者在内的中国自由派中产，对待中下阶层的老百姓，是不懂得也不会去尊重的。各种礼节往来，仅限于同阶层之间。他/她们文字上写的都是对底层的关怀，心理上却将自己和老百姓做了清晰的区隔。我不认为自己的情况是特例，国内媒体记者对待求助的老百姓，恐怕大多都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看到听到过一些例子，篇幅所限，在此不记述）。至少我后来求助的对象，大多数都与丁捷很是神似。当然也有还不错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南周资深记者C，我与他在近两年内联系了十多次，他还在咖啡馆请了我一次（当然主要是为了找个安静环境谈话）。不过这种好人凤毛麟角，而且在某些关键时刻，还是把自保当成首位，后面还会提到。

    丁捷这个例子是媒体界的，下面再举一个高校的例子。关于我为什么要找高校学者及高校本身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在致各高校的信中有清晰解释，在此节选《致中国人民大学的请愿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为例说明：

    “我也向包括贵校在内的全国各大知名院校发出请愿书（即本文），将我写的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信发给你们。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以人文社科院系为主的高校，在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青少年成长、教育改革、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自然应当仁不让的成为高校中的先驱和表率。我希望你们学校及相关院系也能在研究校园暴力的成因、背景、危害及如何治理方面得到创造性、实用性成果。

    正如我在《建议书》中提到的，要建立专门研究校园暴力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校园暴力发生的成因、危害及治理方式，为治理校园暴力提供智力支持。委员会应包括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公安和司法界专家（例如刑侦专家、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学者等）、传媒学专家、科技与医疗卫生专家及其他有与治理校园暴力相关的各种专长的专家学者，集思广益，进行分学科、跨学科研究，并与学校及政府、NGO等对接，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极大的加快防治校园暴力进程，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实现突破性、创新性、革命性进展。而高校无疑是该委员会运转最重要的平台，而高校师生则是研究校园暴力问题的中坚力量。

    如果人大携雄厚之社科研究实力，让社科类院系的师生集思广益参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研究，辅之以充分的研究经费投入，必定会取得巨大成果。而人大利用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更是足以将防治校园暴力的研究成果推向实践、让社会广泛关注校园暴力、让政府、司法机关、学校、NGO、新闻媒体发挥各自职能，让学生、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政府公务员、警察和法检狱政人员、社会活动人士和公益人士等有关各方根据你们的研究来科学合理的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中来，共同为防治校园暴力而努力。如果你们这样做，将会惠及亿万未成年人，让未来的孩子们不再受校园暴力的伤害，都能安全健康的成长。我在此替受校园暴力伤害的孩子们感谢你们，他（她）们知道你们的努力后，即便没办法直接道谢，内心也会感谢你们的。”

    因此，我赶赴各大高校，想要见到我比较熟悉（单向认识）的学者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及我个人情况的材料。我想见的学者中，就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2017年晚春初夏之际（我忘了具体时间），我赴北京，其中一站就是拜访张教授。

    去人大之前，我已去了北大。北大虽然开放参观，但每个学院都不允许外人自行进入（例如钱理群教授所在的文学院、贺卫方教授所在的法学院，我都去了其学院门口，但都不许入内，我也约不了人家那样地位的，后来只好发了EMS），必须事先和要见面的学者预约。而清华在工作日直接大门就不让进，公安大学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许外人自行进入（同样必须有约定才能进），两个学校门卫在大门口就把我阻拦下来了，院子都没进去。而张教授所在的人大国关学院大楼，只需登记就可入内。

    我到了楼上，找到了写有“张鸣”牌子的房间，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门。于是我去学院办公室问，被告知张教授已退休，不常回学校了。我心一下子凉了。我原本很期待当面给张教授陈述我的遭遇，让他帮着将有关材料转给他认识的官员和搞相关研究的同事朋友，我还预想见面后如何慷慨陈词，没想到是这样不幸运。而我又无法长期在北京待下去，更不方便每天跑到人大来等他。然后我问有没有张教授的电话，办公人员给了我一个他办公室的电话，人都不在，我打了自然打不通。不过我在走廊里打电话，能清晰听见张教授办公室里电话的响声。于是我又返回办公室，问能不能联系一下张教授，我很想见见他。坐在椅子上的一位学生模样的人说，“张教授不是想见就容易见到的”，这言下之意教授也和官员一样倨傲难见吗？办公室里的人都拒绝提供张教授的其他联系方式，我只好作罢。等了很久还没人，我就走了。

    我后来连续好几天给张教授办公室打电话，竟然有一次打通了。接电话的人说，他是张教授的学生（不知道是否是那天在学院办公室见的那位），我就告诉他我也是学生，有一些个人材料想交给张教授，能不能提供张教授的联系方式。他说我可以在微博上给张教授发私信，我说发过但是张教授没有读（未显示已读，可能张鸣教授不看陌生人私信）。后来他说让先发给他，告诉了我他的邮箱。然后我就把相关材料发了过去。而且在信的内容里，我对他非常尊敬，当然也少不了感谢之类的话。对方说收到了，然后就再没回应了。不过这时我已经遭遇过不少拒绝，只追问了一次不再联系了。我估计他也没有将材料转给张教授。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没有包括姓氏。现在已经忘了（好像带“德”字？），邮件也早已删除（为安全起见，我经常删除邮件已避免被盗而泄露信息）。不过他在2017年有张鸣教授办公室的钥匙，并且替张教授接电话，应该和张教授关系很亲密，张教授可能是他的导师什么的吧。如果有人想知道姓甚名谁，问一下张教授或他身边的人哪个学生在2017年春夏两季时有他办公室钥匙、帮他处理部分工作，就立即知道了。现在有人提起那人名字，我肯定能回想起来。（越是没有透露、我没有记录名字的，我越会想办法打听到）

    现在分析此人的心态，估计一开始把我当成其他高校的学生，以为是什么公事或与张教授熟识，所以愿意接收材料。他看过之后发现全是诉说苦难和抨击社会不公，以及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这种社会运动方面的东西，并不认为与张教授有关；也从字里行间了解到我是高考失败的高中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就不再搭理我了。很明显，阶层之间的界限是很分明的，对待有利益瓜葛和个人爱憎的熟人和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也是天壤之别。就像人大东门许多卖假学生证、残疾人证的农村大妈，和几十米外人大院里的天之骄子们--人大学生，是每天都能互相看见却没有任何交集的两组国人。二者同样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夏儿女，甚至来自相同的家乡，却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互不相交。而我的行为，在张教授的那位学生看来，不仅很怪异，也无疑破坏了不同阶层不相交的等级关系，是一种“僭越”。现实中的北京没有物理意义上的折叠，然而各种有形无形的界限同样分明和残酷。（而且人大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吗？人大本科毕业生雷洋和人大自考生李宁（山东蓬莱访民李淑莲被虐致死案中李淑莲的女儿，为其母被害而鸣冤、奔波、抗争已有十年），得到社会重视程度一样吗？前者有大批校友签署联名信、利用人脉等资源互联和声援其家人，后者有一位人大校友、老师或学生为她和她母亲说过一句话吗？）

    至于张鸣教授如果知道了我的求助，会不会帮忙，我也不确定。他自己也能力有限，最多只是把我的材料转给其他人或者在网上公开一下。当然他也可能根本不理睬，毕竟我把材料邮递、发送给其他几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后，除个别的，大都毫无回应，张教授也难例外。

    篇幅所限，在此只暂举这两个例子。在一年零9个月中，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期间遇到的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以后会另写文章详细讲述。本文主要讲在港经历和流亡前的生死挣扎。

    总之，当面被敷衍、被假模假式的客套应付、吃的各种闭门羹，让我在残酷的校园生活后又体会到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看着没有回音的求助私信、显示已读却渺无音讯的电邮，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冰冷和无情；透过手机屏幕，仿佛就能看到收件人冷漠、鄙夷、嫌弃和不屑的脸，看到人间满满的恶意。我越来越怀疑，他/她们在自己的书籍、文章中写的，在各种演讲、访谈和微博微信上说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话，还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空话、甚至伪装？我写的每封信都字斟句酌、根据不同收信人的不同身份与情况做针对性的恳求，一腔热血写的肺腑之言，代表百万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受害者的几十万言的无声呐喊，最后换来的就是一言不发或矫饰虚伪的对待。其中一字不回、一言不发的最具阴深，让你找不出“把柄”或者批评的由头，从根源上、一开始，就断绝或者不开启联系、帮助，直接摆脱我呼吁、求助带来的“麻烦”。但一言不发背后，也能推断出其各自冷漠、自保、精致利己的内心。

   （当然也有好人，有些温暖的回应，但很少，最宽松计算也只有十几人（不到我联系过的人和机构的10%），回应也很有局限，在实质上并没帮到我，并未公开呼吁关注校园暴力，只是做到了对我最起码的尊重和理解）

    他/她们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充满忧患意识的文字、对不公的愤怒之语与对苦难者的同情之言，和在我求助后的推搪、沉默，甚至提防，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他们每人分别只有一副皮囊，但都有两套灵魂，可以在写作、公开场合活动时用一套，私底下拆掉那套换上另一套。或者不止有两种面孔两套灵魂，而是有许多套，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面对不同的人，熟练的换上自认为最合适的一套……（这些人还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中地位和学识较高、品性比较好的，甚至许多是百里挑一的好人。他们都如此，那么其他人呢？可想而知、一目了然。这个社会残酷的让人（至少让我）不寒而栗）

    毫无疑问，他/她们并没有强制性义务帮我、呼吁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政府和其他责任机构除外）、推动教育改革，他们不需因此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但公共道义呢？社会责任呢？以及更深层次的公民义务呢？他们真的看不到校园暴力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了吗？那么多校园暴力案例、未成年学生被殴打、凌辱的视频和照片，视频中受害者屈辱的求饶、撕心裂肺的哭喊，难道他们看不到吗？以万计十万计的最严重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根本难以正常学习和生活，前途命运被摧毁，处于绝望的深渊中，只需一拉，这些饱受欺凌的孩子们就得到新生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什么这些名人、显要人士就是不去帮助弱者呢？精英的良知与正义呢？哪怕只是做一下呼喊、一次转发也好啊。对他们来说，这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相反有时对他们自己还有好处，例如关注校园暴力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成为伸张正义的表率。当然，他们也有许多担忧，就如前面提到的那些。权衡利弊，按如今扭曲而灰黑的价值观论，的确是弊大于利，至少大于实际的、物质的利益，于是选择拒绝和沉默就不难理解了。其实现在冷静下来，我当然能够明白，而且非常清楚明白。但是在那无助而挣扎的两年，就当局者迷了，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我也知道自己的求助和呼吁方式在中国人看来的确比较怪异、难以理解、脱离国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用这种方式求助和呼吁，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失败之后，我还有别的出路吗？

    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名校学生，乃至社科院研究员、大学教授，如果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到处碰壁，而是能得到一些响应、做出一些成果了？但如果我能考上名校，那恰恰会是在遭受校园暴力程度不严重的情况下，那样反而不见得有现在这样的动力了。换做其他人，更是会在成功之后做个精致利己主义者，放弃对普遍性问题的抗争。即便报复，也只会报复当年欺凌自己的加害者个体，而非改变社会结构性不公、青少年圈层普遍的丑恶。这些成功者是不会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我后来在写给香港社会活动人士的信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以前的忍耐，都是为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之后，再利用影响力去做现在做的维权的事情，毫无疑问那样做更好，因为我有了身份、地位、人脉和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现在难以实现了，只能就现在这样没身份没地位的做。

    其实这也是许多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各种青少年受害者共同的困境、悲剧：人生刚刚开始，就被摧毁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被摧毁了学习能力、人的精神被击垮、毁掉了人际交往的意愿、无法正常的进行学业和工作，自然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反过来，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旁观者，却因为没有被欺凌，没有受到以上这些损害，甚至从欺凌受害者中得到心理的满足与愉悦（就如强奸犯一样从强奸中得到快感），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甚至取得很好的社会地位与收入。他们是青春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意提及曾经的校园暴力，甚至轻描淡写、歪曲事实以打压受害者的控诉。青少年受害者的话语权，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摧毁在萌芽中。

    因此，这本身就是悖论：受害者话语权是不足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受的伤害，害得他们没有身份地位和各种条件。反过来有话语权、有能力与条件的，是加害者和旁观者，他们没有动机去讲防治校园暴力、甚至替校园暴力辩护。这在我发的《思考》一文中有详细讲述。相对来说，我是受程度较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条件（尤其知识水平）最好的，这也是我能够做这么多的原因。”

    的确是悖论啊，而且何止是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中国所有弱势群体难道不都是这样吗？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话语权反抗、呼喊，缺少抗争所需的资源，而非受害者甚至是加害者，恰恰是更有权力、金钱、人脉关系、话语权的成功者、既得利益者。这就是人间的讽刺和悲哀。（当然，在如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即便我是名校学生，也不见得能够做出什么成果。即便背负盛名，也需要看双方甚至多方力量的博弈。就像北大岳昕事件和佳士工运事件的结果就是例证。在佳士事件中，北大、人大、南大等知名高校的学生不也一样被骚扰、威胁、抓捕、殴打、软禁了吗？我的呼吁虽然没有政治性，但依旧是反映社会黑暗面的、涉及大量利益相关者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敏感行为。岳昕请求公开沈阳性侵事件档案就是非政治性的诉求，但仍被打压。在保护既得利益阶层（尤其特权阶层）为目的的维稳体制下，相对弱势一方连发声、求援都会被阻止（这就是中国体制特别邪恶之处）。而她们的同学、老师也同样的冷漠、袖手旁观，并不因她们是自己的同学、学生而有哪怕一点呵护与声援）

    “物质决定意识”，我在维权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过程中的一系列失败，将我的心态、思想、精神面貌，强行由指向“希望”的正值，掰到对准“绝望”的负值。我从一开始遇到没有回信的情况就心中一紧、身上发凉，到后来日益麻木，浑浑噩噩的去发电邮、寄EMS，不再指望能够回信，只机械的把寄递、发送邮件当成任务；从看到读了私信和邮件却不回复的愤怒、连珠炮发私信质问（即便这样我还是压着怒火没有说脏话），到后来爱回不回，对明显敷衍的回信出于礼貌和残存希望感谢一下，不回信也不再当回事；从一开始的充满热情，重燃豪气的到处奔波，到碰壁后失望的在旅馆玩手机游戏以逃避失败。这时候，我的耐心、自信心逐渐被销蚀，后来，读书的兴趣和耐性都没有了，有时就跟行尸走肉一样，不规律的暴食或断顿、嗜睡、以游戏麻醉自己。而思维能力、记忆力也在下降，经常丢三落四，手机、电动剃须刀、钱包，都丢失过。急躁易怒、自言自语，也比较明显了。那时的我，就如老舍笔下原本乐观争胜但却屡遭生活重击的祥子，日益被逼向精神上的崩溃与灵魂上的死亡。（当然，维权和呼吁后期的这种恶劣，反过来也影响了求助的效率和质量，例如不那么认真甚至自我敷衍的追问，或过于急躁追问，都会影响对方态度和回应情况。不过即便我态度很好、十分认真、礼貌和谨慎的发信息，就像中前期所做的，结果不也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而已吗？）

    而心理咨询也不顺利。我在两年间，和大约9个心理咨询师对谈（我也记不准几个了，大多数只谈了一次），共做了至少30次心理咨询。这些心理咨询师基本都是善良的，有些对我很不错。但心理咨询作用非常有限，如同吃感冒药治重伤寒一样。在咨询师建议下，我也去医院做了心理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症，也服用了一些抗抑郁药物。但吃药和心理咨询一样，也是治标不治本，相反精神状况在日益恶化。因为吃药和心理咨询只能缓解精神上的焦虑抑郁，却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无法让我重新恢复到像2013-2014年那样能够考入名校的状态，无法把毁掉的前途命运重新修补起来，也无法让那些欺凌我、给我人生造成毁灭性影响的人得到惩罚、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而在这些创伤和扭曲经历影响下，我也无法融入社会，难以正常学习、工作与生活。这些现实问题不解决，我的抑郁永远都好不了，一切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都是隔靴搔痒而已，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至于防自杀热线，我也打过多次，不但很难打通（北京市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的，总是占线），而且通了之后听到接线员例行公事般的语气、透着“无能为力”的回复，以及冗长的问卷调查式提问，只是增添了我的无助和绝望。我发现，看似健全的公益性心理咨询体系，都是流于形式，直白点说就是摆设。我曾经看到过说心理热线救了许多自杀者、帮助了多少万人之类的新闻报道，可我打过电话后的感受与报道描述完全不同，温暖和美好只存在于宣传中罢了（而且就我的了解，我的感受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如知乎、贴吧也有相关评论）。关于我心理咨询、去医院求医、打公益性的热线中发生的具体的事情，也有许多有写作和研究价值的、值得反思的东西，我以后也会撰文详细讲述和分析，在此不详述。

    我家庭条件的恶化，让我失去了继续温和维权的经济基础。自从2015年4月我父亲脑中风，我家的经济状况就急转直下。虽然我祖父母和父亲、姑姑都是事业单位职工，有着较好的福利保障和还算不错的收入，但9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导致我父亲暂时失去工作，回来后只能去后勤上做一些普通工作。2010年后，我祖父母相继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病并发症且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医疗开支甚巨。虽然医疗费报销了大部分（至少80%），但未报销部分及他们二人的衣食住行（例如去医院租车费用）也是很难承受的数字。而我父亲中风，则重创了这个家庭。我家时不时需要借贷度日（现在还在借）。虽然2016年后我父亲逐渐恢复，但中风后遗症导致行走不便、反应迟钝，仍无法上班。

    家境的日益败落，也是我拼命维权的一个原因。我看到我家如此悲惨，由小康之家变得一贫如洗，想到如果我当年考上名校就不会这样，我就能养活自己甚至家庭（哪怕家人给我造成过创伤），因此也更加愤恨校园暴力给我造成的伤害，更痛恨欺凌者；就下定决心要扳回损失，惩罚恶人，讨还公道；越发坚定了我要在防治校园暴力领域做出成就的决心。也只有如此，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或者一生生不如死。而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以及上学时的抗争，共花费了10多万元，占据了家庭开支的最大份额（十几万元对于富裕家庭算不了什么，但对我家则是巨款）。我父亲一直给我寄钱，让我能够生活和学习，但对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之事基本不知情。我利用这些有限的生活费，省吃俭用用以维权旅行、上访和寄递信件，以及用以支付其他相关开支。（其实这也是很多维权者、上访者共同的心态和行为动机。旁观者往往不理解，一个人都困难到一贫如洗甚至濒临家破人亡的地步，为什么还要花费这么多精力财力去上访，为什么不找个工作先生存、过日子，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知道，上访者往往是没有退路的，生存条件越差，越有诉说冤情、报仇雪恨的动机；家境越是恶劣，越是无所顾忌，越是需要公平正义包括金钱补偿来弥补；越是上访受挫，付出的代价越多，也就越发难以自拔，越不愿意半途而废。既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不过维稳体制是可以让失去太多的上访者失去更多的：如果说维权者受难就像由正数变成零，那么维稳的迫害就是将零变成负数），也没有放下一切、重新生活的物质条件和心理状态，只能在上访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但到了2018年4月，家里情况进一步恶化，我也知道，我父亲很快可能就无法寄给我充足的生活费用，我自然也不能在继续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了。其实，我此前就多次濒临身无分文的境地，有两次给我为数不多的朋友借了500元，才免于露宿大街。至于我母亲，就一分钱都不会借给我。而不断给我父亲要钱，我自己也不心安，毕竟他自己都穷的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馒头和菜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日益失去耐心，变得越发急躁，经常发怒，自律和克制能力越来越差。

    这时我也加快了上访的节奏。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处理问题流程缓慢，工作人员态度粗暴，充满推诿扯皮，似黑洞般吞噬公民的宝贵光阴、若赌场般消耗着冤民的金钱，如绞肉机般搅碎上访者的精力与意志。更恐怖的是，还有一个“截访”体制伴随着“信访”体制。对于上访影响地方政绩和形象、尤其威胁到地方权贵利益的，会有地方政府勾结黑恶势力，暴力绑架上访者、并送往黑监狱甚至精神病院羁押，让上访者受尽折磨。在此之后，还会被作为长期（甚至终身）的稳控对象，被限制人身自由（例如限制出远门，尤其不被允许去北京。在现在火车票甚至汽车票已实名制，且交通、通讯、住宿信息均与公安联网的情况下，很容易掌握稳控对象行踪），甚至部分人还会被黑恶势力贴身跟踪、在家门口“驻扎”，遭到直接辱骂与威胁（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王全璋之妻李文足、郑州维权老兵尚庆林、一些P2P受害者维权骨干）。

    因此我一开始是通过发送EMS的方式反映问题，以相对保守的方式信访，避免被稳控而失去人身自由。但在我向包括教育部在内的政府机构发出多封EMS后没有回音（倒是我赴港前夕投诉河南省公安厅信访办而发的那封EMS，得到了一个敷衍的回应。新乡市公安局卫东派出所也有一个态度、语气上还不错的回答，但无法解决我的实际问题）。我耗尽心力写的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分析文章和建议书，却被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完全忽视，不知扔到哪个垃圾桶里去了。我想到小说《沧浪之水》中，主人公池大为在大学毕业前，也与我一样，和两个同学做了很久的农民问题田野调查，写成几百页报告后寄给政府，却石沉大海。他们此后也在现实的打磨中逐渐放弃了理想，走上追名逐利的道路。在中国，理想主义者真是一事难成啊。

    于是我决定当面向有关机构递交我个人举报材料，以及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请愿信。我相继去了新乡市纪检委、市信访办等机构，也打电话给教育局，却遇到推诿扯皮，几句话就被打发走了。在新乡市牧野区法院咨询立案和申请人身保护等问题，对方说除非涉及暴恐之类的案件，其他普通案件根本就不可能给原告人身保护。我也曾经在一场消费维权方面尝试过法律诉讼，主要目的是为起诉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者做铺排和试验。果不其然，与我通过媒体了解到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在诉讼过程中深深感受到法律途径的复杂、艰难，以及法院等机构的官僚主义与不负责任（关于这件事，也很复杂，与本文没多大关联，就不再此记述了。以后会另写文章详述）。在同样的事情中，除了诉讼，我也还以其他方式如举相关投诉/举报信件的方式，来为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上进行街头抗争和去学校及相关政府机构门口呼喊做预演。然而结果也不理想，而且如果是大闹式的，基本注定会被拘捕。

    而我在省教育厅和省公安厅的正规上访，一处遭遇的是敷衍与冷漠；另一处遭到了包括侮辱谩骂在内的各种恶劣对待（我专门写有《在河南省公安厅的遭遇》一文描述详情。我非常理性克制，信访工作人员却野蛮粗暴，也对其他访民同样粗暴），更没有接受我的举报信和建议书等材料。在信访时，他们也登记了身份证信息并当面输入电脑。而这时，根据其他信访者的经验，越级上访会进入稳控名单，如果下一步我去北京，或继续在省级部门上访，就很可能被抓捕、监视、软禁（相应的案例不胜枚举，在防火长城外到处都能看到此类信息）。而即便我不再上访，也有可能成为稳控对象，且不会有任何书面的、甚至口头的告知，但却会在行动上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对我施加像对其他上访人员一样的威胁、殴打。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起很知名的女访民李蕊蕊上访被强奸、被威胁要关到精神病院的事件，就恰与校园暴力有关。李蕊蕊因上学时年龄大了几岁，受到老师的侮辱和同学的嘲笑，且后来被拒绝入校学习，剥夺了她受教育权，所以她踏上上访之路，遭关进黑监狱，且被看押她的保安人员强奸，后又被威胁要将她送入精神病院（仅仅因为她上访动机较为特殊，政府和当地居民甚至她的家人都不认为因校园暴力问题需要上访。而这种“与众不同”就被认定为“精神病”，显然是严重违反人权、违反人身自由权的）。在媒体和其他维权人士（如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长赵连海）的营救下才回到家乡。此事当时影响很大，在网上可以检索到许多信息。她的情况与我多有类似之处，我当然也会有被关押在黑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危险。

    此外，一系列的实名举报，还让我有被被举报者打击报复的危险，这比被政府打压可能性更大、危害更直接。无论是那些带有帮派色彩的流氓恶棍学生，还是个别老师，都可能对我打击报复。为避免这些，我不轻易透露手机号码和微信号（微信加过少数人如旅馆老板，绝大多数联系过立即删掉），注销了贴吧账号（我里边出了800多道知识竞答题，都是我的心血，许多吧友都知道。但因为在学校贴吧上过，担心被流氓学生定位IP地址，不得不注销）、停用了以前的QQ（无法注销，为防止定位我几乎一年没在QQ联系任何人）、微博也用小号，想方设法保护隐私（现在想很幼稚，真想搞我，用这种小手段根本躲不过，只是自我安慰）。因为这些都可以被轻松定位，查到登录的IP地址、我的准确位置和行动轨迹等。中国国内出售个人信息的产业非常发达，随便网上一搜就有花钱用社交账号或手机号定位、身份证和手机号互查的非法业务，500-1000元一次，而查询户籍和住宿记录等更多个人资料也并不难，央视等媒体对此有过专题报道（例如2017年2月，央视就售卖个人信息、通话记录、打车记录、户籍记录等进行过暗访和报道）。如我在举报信中所说的：“ ……2.我所举报的情况牵涉许多人，他们朋友多人脉广，很可能采取各种龌龊阴暗手段来对我的举报活动进行阻挠和破坏，例如查询我的户籍信息、出行和开房住宿记录、盗取我的社交账号、查询我的通话记录、查找我的位置信息（就像央视报道的非法买卖个人信息新闻中讲的那样；就像巫山县政府监控马泮艳微信聊天记录那样）……”

    这时，我已经走入了绝境。我尽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却似赤身走进冰山，到处是严寒般的敌意，要把我冻死在冰冷的人间。我总是在想，我家庭都成这样了，几乎一贫如洗，我还能做这么多事，那些有地位、有影响力、有人脉、有金钱的知名人士，为什么就不肯帮我发声，为什么不肯投身于包括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在内的公民运动之中？对媒体来说，做防治校园暴力问题的专题报道很难吗？对学者来说，把校园暴力作为研究课题或转给相关同事做研究很难吗？对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人士来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呼吁一下媒体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很难吗？至于政府部门，当然是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安全、受教育权，有责任保护未成年人身心不受伤害的。而我一腔热血为国家献言献策，自费印制那么多材料递交给他们，结果不仅没有回音，在信访机构还遭遇侮辱和刁难。相反，那些精致利己的富人和中产，毫无社会责任心，却悠哉悠哉的过着美好生活；尸位素餐的政府公务员，却拿着高薪和享受平民难以企及的福利保障。我将自己的时间、精力、思考与写作、生活费用……的大部分都投入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可以说竭尽所能，却落得贫病交加（耗干了金钱，抑郁症日益加深），何其不公？我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付出一切，他们却不愿付出哪怕千分之一。

    他/她们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做了多么惊人的努力、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我为了省钱去奔波，一天只吃两顿饭甚至一顿饭（当然这也和我本来就不习惯于吃早饭有关，但我也能省就省），吃的都是兰州拉面、黄焖鸡米饭或者沙县小吃这种便宜的快餐（不过确实好吃实惠，能吃饱。点外卖都是两份甚至三份米配一份菜，尽量吃饱又便宜；住在一天30-50元的青年旅馆四人到八人间，和各式各样的人在一起，大晚上听见各种打呼噜声音震天响，夏天冬天都不全天开空调，热的冷的无法忍受却又不得不承受；从上到下的衣物都是穿了超过一年的，不烂就不买新的；顶着酷暑抑或严寒，汗流浃背或浑身发抖的挎着提包四处奔波。有时踏着没到脚踝的雪奔走数里，双脚冰凉，鞋里浸着雪水；坐着火车汽车累计行程至少十几万公里，长途颠簸，挤公交或地铁，很少坐出租车或叫滴滴……（关于我的出行记录、住宿记录、消费记录，其实有点渠道的人都很容易查询到，有心人可以清晰画出一副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奔波地图）

    至于别的努力与痛苦，前面已经说过不再重复。虽然我也有以旅行转移压力、散心、做心理咨询的目的，但至少说半数以上的精力，用在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事情上。何况我还有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精神状况很差。在有拖延症状、曾极力逃避现实的情况下，无论是各种奔波和拜访，还是写作相关文章，以及寄送信件，都要比常人付出更多勇气、更强的毅力，必须强打精神与恶劣的精神状况斗争。这一切，虽有争取个人利益的目的，但更有推动制度变革与维护公共利益的追求。在西方国家，这些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运动；而我个人则是标准的社运人士，是为改变落后制度与反抗社会不公的革命者。

    然而，我换来的是什么呢？我不再重复前面已提及的遭遇及感受，但在我心中，对这些冷漠、残酷、羞辱性的对待，已经反复咀嚼了几百次，由痛苦到剧痛，由剧痛到麻木，然后重新清醒，又如落入冰窖。虽然有时我也能够理解他们，就如我前面提到的那11条原因。但理解不等于认同，也不代表没有痛苦，更不能消解现实的绝望。我本来就因校园暴力身心受创，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求助和呼吁，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我平日就更头昏脑涨、记忆力下降、反应能力下降，精神已处于崩溃边缘。

    从社会的冷漠，到体制的压迫，既无人相助，又无法如在西方国家那样以街头和广场请愿、游行的方式引发舆论关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专制的体制，与我个人的悲剧息息相关。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泛滥与难以治理，与维稳体制、与低效而腐朽的政权、与对弱势者申冤和呐喊渠道的阻塞，与独裁者对公民运动、社会运动的镇压，与统治集团奉行的形左实右、高度社会达尔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思想与行为体系，都紧密相连。

    我已经竭力抗争，做到了一个没有权力也没有雄厚财力的个人可以做到的一切。可是孤掌难鸣，再坚强的个人，也敌不过冷漠的世界。水滴石穿，需要亿兆水珠的接续；愚公移山，需要无穷子孙的不懈。而我，一个人，能做多少呢？无人响应的现实，让我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

   （关于那两年求助和呼吁的详细经历，我会在未来完整的书写下来，包括公开所有真名实姓的当事人，包括所有回应和不回应的，总数有100多人。他/她们大多数在互联网上很活跃，有些人在自己所处的圈子里可谓知名度很高，有的也至少算小有名气。除我主动认为需要保护其名誉、安全（如涉及政治敏感）的个别人之外，我不会用化名描述，而是百分百使用其真名姓。另外，如有权威媒体愿意就我的事情进行相关采访、访谈，我也会提供这些人的名册。这既是为了体现叙述内容的真实性，也是为了让国内外人民都清楚与直观的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残酷，展示在中国维权和求助的艰难、做社会运动的阻力之大、弱势群体的无助之深。当然，许多我求助的对象也有各种各样的无奈、不得已，我也能够理解。这些我会替他/她们解释、讲出他/她们没有帮到我的原因。但其中另一部分人的言行和嘴脸，是很丑恶也很有意思的（求助过程中我自己的嘴脸有时也很扭曲、难看，我也会照写不避），比前面举的两个例子中的人物更恶心的大有人在，写出来既残酷又有趣。如他们看到我的文章，欢迎据实做出评论包括批评；如对我的描述包括细节提出异议，我愿意用文字、视频和面对面的方式对质。我也愿意为我所描述内容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及一切其他责任）

   （五）绝望中再生赴港之念

    这时，我想到了去香港维权。其实我此前就有赴港或出国的念头，但后来对在大陆维权和呼吁还抱希望，赴港又需要很大花费，就搁置了。然而在大陆奔波两年却处于绝境，因此我又有了赴港的念头。

    为什么想到去香港呢？我在致香港泛民主派的信（一封请愿信、一封求助信）中详细讲述了动机，不需重写，就直接摘录（两封信混摘）于此：

 “（按首字母排序）

尊敬的

工党李卓人先生

工党张超雄先生

港中大周保松先生

教协叶建源先生

民协冯检基先生

民主党何俊仁先生

民主党涂谨申先生

社民联梁国雄先生

土盟朱凯迪先生

香港各位立法会议员

香港各位社会活动人士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各大学、社科机构学者：

    我是一位来自大陆的学生，我在中学时期遭遇了严重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持续数年且影响至今，我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个人前程、人生被毁掉。我也耳闻目睹了身边许多人和在互联网上了解到的其他许多陌生人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有许多经历的伤害远比我的遭遇严重。因此我决定开展维权活动，一方面希望中国大陆相关机构重新调查我的遭遇，还我公道，让毁掉我前途命运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公民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例如我采用了向政府、高校及一些专家学者投递建议书、请愿信等方式，以促使其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

    但是在维权过程中，我遭遇了许多挫折，而且还有很大的危险。在中国大陆，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我的名誉受到诋毁与污蔑、个人生活被骚扰、个人安全受到侵犯时无法被有效制止，这已经发生过了，具体情况可以发给你们。且被我举报的人，有可能对我实施打击报复，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可能对我“截访”，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遭遇与初高中学校流氓学生那种跟踪与威胁（我对这种事本来就有心理阴影，我不希望再遭遇），甚至如许多大陆的上访者一样，被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而且在大陆，我无法真正享有游行、请愿、结社等自由，无法在公共场合进行反校园暴力的宣传和呼吁（例如发传单、在相关政府机构、学校门口请愿、抗议），甚至还会被当场拘捕、殴打，以及其他可能的更可怕的事情。虽然现在我还没遭遇这些，但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的前车之鉴（例如最近报道的山东于欢案中吴学占团伙做过的凌虐女访民事件；例如“巫山童养媳”案中马泮艳被地方政府限制自由、跟踪、威胁、监视通讯，且对其遭遇网络暴力不闻不问，却对其网络言论了如指掌），而且我也已经在河南省公安厅信访办遭遇恶劣对待，已经是先兆。如果等事情发生，就来不及了，我那时也会被限制出境，无法维权了。

     （以上所述的我的遭遇、诉求、可能遭遇的危险的来龙去脉和证据，都在我写的相关材料中，因为太长，就不在此摘录了，会随本文一起发给你们。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请愿信，也是一样）

    因此，我希望在香港进行我的维权活动，也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例如保障我的安全，保障我在遵守香港合理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反校园暴力的宣传、个人维权活动、在中联办、中环等机构和地域举牌宣讲、向香港各大媒体及政府机构、社会组织、高校和新闻媒体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信与请愿书等行动。还有，因为我是旅游签证，我现在的入港时限只有7天。但是7天肯定是完不成这些的，而且我回去之后永远都没机会再来香港了。我不希望在我完成这些目的之前被遣返、抓捕。如果我被遣返回大陆，下场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或者还有牢狱之灾（虽然比起前者，牢狱之灾似乎不算太糟，因为其他的更可怕）。我因为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本来就身心受创，还得了抑郁症，精神脆弱，身体虚弱，如果回陆遭遇这些，可能就死了，或者彻底精神崩溃，发疯，然后在屈辱中死去。死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被冤屈、以及死前遭遇各种欺凌、侮辱。我恳请你们帮助我。如果你们愿意做更进一步的协助，例如提供一些可以用于表达诉求的牌子、提供相关宣传材料的印刷、指引我到合适的地方去宣传、请愿，介绍一些香港的社运常识、以及为我提供创伤后心理辅导（就是我这些年遭遇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维权挫折造成的创伤）之类，那更好，不过这些次要要求有没有并不重要，我完全也可以自己摸索着自己一个人去做。

    我也希望你们及你们所在的政党、你们参加的各种社会组织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积极参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防治工作，为香港、大陆乃至许多国家打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出一份力。我也会在与你们或你们所在党派的工作人员接触后，把相关建议书和请愿信发给你们。其他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求，都写在相关文章中了。

     我只是想为陆港人民，尤其与我遭遇类似甚至更严重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受害者做些事。他/她们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像我这样四处求助，发给政府和社会知名人士、媒体的。因此我更需要舍命替他/她们说话，为这些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发声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发出声音。

     我所写的建议是根据我亲身经历、所学知识思考后写成，有些意见并不成熟，而且大陆与香港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建议不适用于香港，但是香港与大陆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香港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远比大陆平均水平要好许多，因此可以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起到表率作用。此外，如果可能，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利用香港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将我的建议书广而告之，通过你们的影响力及香港媒体的影响力，促请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教育、公安等部门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打击校园欺凌者、惩办失职渎职的教师与其他教育工作人员，解救受校园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

     之所以求助你们，一是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同情心同理心的社会活动家，一向关心港人与大陆民众的民生疾苦，乐于更勇于为民发声，为民请命，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二是我的个人政治倾向与你们大多数人类似，都是传统泛民的政治取向，因此我也更信任你们，更有亲近感。

     我在大陆维权艰难，因此希望在政治相对宽松、社运更为自由和活跃的香港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扩大我的呼吁的影响，希望诸位社会活动人士、立法会议员、及香港政府机构（包括教育、警务等）推动校园暴力的防治，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在安全、自由、不受欺凌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如果我的建议能够被讨论、采纳，哪怕只采纳一点，哪怕只讨论一下，哪怕并没有被采纳但是被社会关注到了，你们这些社会活动家、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立法机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公民们，能够听到受校园暴力伤害者的呼声，让人们知道校园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我就非常欣慰了。如果这样，我这么多年所受的欺凌、屈辱就没有白白的承受，我的忍耐、我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呼吁也终于有了一些作用，能够让许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

   ……我在此也替他/她们这些校园暴力受害者向你们致谢。也希望你们继续为港人、为包括大陆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争取权利，维护陆港人民的民权民生，推动中国全境的革新与进步。”

    此外，我也希望能够在香港泛民人士的帮助下，转往第三国（尤其法国、德国）寻求政治避难，离开社会环境极为恶劣、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冷漠无情的中国大陆，到外国展开新的生活。如果那样，我就可以投身于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也能治疗我的抑郁症，生活在充满爱和自由的世界，再不会受欺凌、歧视，不用忍受不公，更可一展才华，实现理想与追求。

    如同迷失于深山丛林与石壁间的旅人，突然看到远处升起的一缕炊烟一样，我似乎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在这样的动机与期盼下，2018年5月28日，我从上海浦东机场乘机（此前我在上海呼吁，包括去上海市教委、市信访办和复旦大学，以及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等媒体），于当日下午抵达香港，开始了我带着美好期望，却得到始料未及的噩梦般结局的香港之行。（我已于2017年5月，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护照，且申请了一次旅港签注。当时未当面信访，没有被稳控，所以也就顺利办下来了）

     （当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中，许多港人包括我曾经很崇敬的人的言行，让我对香港、大多数香港人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变化。此外，近一年来在墙外互联网上看到许多港人的价值观和言论，尤其对大陆人的态度和举动，让我深深的感到自己当初去香港的选择是自作多情、走错求助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