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法国银行家谈时事

上周二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半岛酒店，我应约跟一位法国约六十岁的白人银行家一起吃饭谈中国、美国及国际形势。他对我很感兴趣（他听我女儿的介绍后急切地想跟我谈话），认为有机会跟一个有宏观思考的中国人面对面交流很宝贵。我谈到了方方面面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包括中国的走向、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欧洲的未来、马克龙的谈话，以及去美元化的原因及未来趋势。我的一个感觉是，他比我对西方的未来更不乐观，忧心忡忡。他在很多的话题上都认同我的看法，尤其是“去美元化”的肇因这一点。关于中国，我跟他讲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还在热烈地谈论中国，也许二十年以后，西方没有人再谈论这个话题了。因为事实摆在了它们的面前”。总而言之，对西方未来的看法，他比我显得更悲观；对中国的未来，我没有他那么乐观。关于这个差别，很容易理解，了解越多，担忧越重。

关于中国的走向。我着重向他介绍了我的这样一个看法：即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种“转型”的过程中，眼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从传统农业文明时代走向工业文明时代的巨大的“文明转型”。经济总量的提升只是一个序曲，随着转型的发展和深入，其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观念和文化的转型，都会相应展开。从时间周期来看，一两百年是一个很正常的尺度，如同欧洲社会的文明转型一样。既然是文明转型，那就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这种趋势改变是无论何种力量都不可能压制的。他还特意问及我对X的看法。我说对这个人我非常“厌恶”和“反感”，根本原因在于他破坏了“任期制”。而任期制是中国这几十年来政治领域仅有的一个“进步”。人类的政治文明从任期制开始。

关于美国的未来。我说：从美国来说，它们中的精英分子一直都在操心或者说担心美国的未来，甚至有人喊出与中国的竞争攸关美国的生死存亡。他们的这种担心不能说毫无来由，毕竟美国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们之中的各个群体并没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纽带，一旦大难来临，很难说他们之间会患难与共。这样的共同体，在走上坡路时没有什么问题，一旦走入下坡路，会发生什么真的很难说。上坡路累，但是不危险，下坡路轻松，但是危险处处可见。美国人长期以来“建立”的一个最大的信念就是“美国第一”，以此凝聚美国的人心。当一旦美国第一的信念被动摇，以致垮塌，它的未来是令人担忧的。这正是美国人“全力以赴”与中国进行“生死搏斗”的根本原因。美国的精英阶层非常明白这一点。这也正是现在这个世界真正需要担心的要害所在。未来我们并不能完全避免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

关于欧洲的未来。我们有着几乎一样的看法，即不容乐观。但比较而言，我比他要略显得正面一点。我说，欧洲有着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不要指望它出现“惊喜”，也不必过于“担忧”它的未来。当着一位欧洲人士的面，我不能把话说得过于激烈。

关于正在进行的“去美元化”潮流。我的观点是本来国际社会已经具备了去美元化的条件，乌克兰战争及随后的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直接催生了这一潮流的出现。他即刻表示同意，还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别让邻桌的其他法国人听见👂。他在谈到人民币取代美元地位时，我明确表示我看不到这个未来。我说更有可能的是设计一种全球货币，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以此替代美元地位。

我们倆一致同意并认可马克龙谈话的要点，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这才是欧洲人最应该做到的一点。“欧洲人的欧洲”在今天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以下是我今天在微信群的几段发言：

我最近一年来才真正明白，非美西方的主流媒体的骨干成员，大都被美国人从各个方面控制“收买”了，其中包括金钱、洗脑以及其他种种。它们并不反映西方民间和学界真正有识之士的观点。好在现在有了自媒体，可以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西方的“政客政治”跟中国的“官僚政治”一样，非常具有危害性。呆在西方时间久了，自然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比如法国的退休年龄法案，明明是合理的，但是这个社会总有一部分极端人群“好逸恶劳”，某些政客便迎合了这部分人群，整天喊口号、刷标语，于是他们成了永远的“国会议员”，终身享受“特别的待遇”。其实这些政客心里也明白国家的财政状况。在其他议题上这种情况也一样。

很多人身在国内，某种程度上也是生活在一种“信息茧房”里面，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常常流于片面。他们很容易被一些虚假的口号迷惑，以为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西方的民众其实跟国内的民众一样的“愚蠢”和“不动脑子🧠”，通常都被所谓的主流媒体左右，根本谈不上任何“独立思考”，因为它们所有的“思考材料”都来自媒体的灌输，这一点跟国内民众几乎一模一样。

（吴菊生2023年4月24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