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独立混成旅团研究 (2)
3.2.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编成和战斗经历
3.2.1. 特设师团,独立混成旅团的编成与地方治安
1924年宇垣军缩整理后,日军在平时状态之下,共有17个师团。称常备师团(甲师团),每年的战备动员计划中,还有13个预备组建师团,称特设设师团,又称乙师团,若无战事并不组编。平时,一切军事需要,都由常设的17个师团担当。一旦战争爆发时,立即战备动员组编乙师团,当初计划数为13,即以甲乙总数30个师团应付战事。乙师团以预备役(退役后5年内),后备役(退役后6-16年),补充兵(体检合格未入伍者)充当,武器也利用多余的旧军事装备,重武器数量少,约为常设师团的3/4,且年式陈旧[1]。
卢沟桥事变后,特设师团相继编成,至1938年最终共编成12个,裁军时的建制复活师团4个(13D,15D,17D,18D)和新编成的百字号师团8个(101D,104D,106D,108D,109D,110D,114D,116D),组建编成后相继被投入大陆战场。此时,本应是三单位编制(此时是4单位至3单位的转型期),由于临时组建,兵源,武器质量不高,战斗力不强,所以一部分(百字号)仍保持了4单位建制,意图以人员数弥补武器面的弱点。此类乙师团不属于日军精锐,进入战斗后,一般配置于第二线,或侧翼辅助作战,或担任后方警备等任务。但需要时也会被投入第一线。1937年开战后不久,其中的第一〇一师团就被投入淞沪战的正面战场,第一〇八师团也被投入京汉线方面攻击前线。1938年武汉会战中,计划担任后方守备的第一〇六师团(熊本)也被临时投入前线作战。结果全体在九江万家岭遭到惨败之件,国内人并不陌生。
随着日军在大陆战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和随之而来的后方警备,治安任务的大幅度增加,仅乙师团兵力已不足维持现状,若以1938年之后,又陆续新编了以地方守备为专门任务的独立混成旅团,和1939年以后,以后方治安为专门的治安师团(30字号师团,共11个)。
独立混成旅团编成于1938年3月,第一批为第二至第五,共四个。阿部规秀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即此时在北京北苑光明厂编成。军队符号2MBs,代号“響” ,各队编号如下 : 旅团司令部“響5331”,独立步兵第一大队~第五大队为“響5332~5336”,炮兵队5337,工兵队5338,通信队5339[2]。
先看一下独立混成旅团的诞生背景。当时华北一带是日军北支那方面军(下属第一,第二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管区。由于初期战略攻击的成功和各部队的快速挺进,河北,山东,山西等华北大片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从而出现了巩固占领区,维持地方治安的新需要。据北支那方面军1938年3月的计算,在黄河沿线,各铁路沿线,各主要地方进行治安维持的兵力需求总量为“步兵74大队,炮兵51中队,可换算为五个师团加两个混成旅团”[3]。
与可以进行后方运动战的乙师团相比, 1938年3月以后陆续新建的独立混成旅团,是固定地域,以警备治安为专职的部队。此种独立混成旅团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共组编了21个,至败战前总编成数量为126个(太平洋战争中一部分被改组为师团)。因为是担任地方警备的部队,作战中人员损失相对轻微。特别是像独混第二旅团一样,未赴太平洋南方战场,一直留守大陆与共产党八路军作战的独立混成旅团,可以说十分幸运。举一例讲,同为驻蒙军,主力第二十六师团,1944年7月被调往菲律宾战场几乎全军覆灭,两位师团长,参谋长相继在前线战死。而独混第二旅团直至败战、一直没有离开过张家口一带的守备区域,所以总阵亡人数比赴南方的第二十六师团要少得多(具体数字不明)。主要与共产党军队在后方作战的第一一〇师团(乙师团)也同样。来华七年各联队总死亡人数(包括病死)平均仅千余名,近半数还死于最后一年半间与国军的正面战场作战,比起赴南方与美军作战的正规师团的损失要轻微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的主要战死者都出现在与英美等联合国军作战的南方战场,所以赴南方和留在中国大陆的部队间,战死比率有天壤之别的大差。按冈山县的统计数据,县内二战战没者(包括病死等所有死亡原因)总数51,110名中,八年间在中国本土的死亡者为仅7,347名。赶不上赴南方的县内军人在菲律宾一战中的损失数(战没12,352名),所以太平洋战争中部队赴南方作战,还是留守大陆,成为决定大多数军人生死的分歧点。当然其中最幸运的是与共产党军作战的部队。与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同样,1944年前一直在后方与共产党作战的守备专职第一一〇师团,是经历过大龙华战斗,黄土岭(支援),百团大战,狼牙山作战的部队,其中第一一〇(冈山),一六三(松江)两个联队,一直是与太行山区八路军作战的老搭档,属于败战前一直未离开过大陆的幸运部队。死亡率和赴南方的第十师团(一一〇师团的创建母体,精锐作战部队)有天壤间的大差。
步兵第一一〇联队在华时间长达85个月,大多数时间和八路军作战。之间在队总员(包括各次复员,补充的7年间入队总人数)数通算达8086名[4]。死亡总数为1104名[5],与编制定员数(3365名)比,作战7年间,死亡率仅33.2%,平均年间死亡率不过百分之五。
而步兵第十联队(第十师团,精锐),1944年12月,赴菲律宾吕宋岛,加补充人员联队总数为3162名。在菲律宾作战时间仅9个月,1945年8月向美军投降。其间死亡2939名,失踪3名。9个月间的死亡率,达出征人数的93%[6]。年间死亡率约为第一一〇师团各联队的约20倍。所以从安全保命的观点看,未离开过大陆的治安师团和独混旅团,都属于日军内部的最安全地带。
八年抗战的日军死亡总数,赶不上日美间菲律宾一战的说法,不仅从《厚生省援护局的全国战没者地域别统计》[7](八年抗战日军死没者数40.4万,菲律宾战日军死没者数48.7万),从以下《冈山县出身的军人,军属地域别战没者统计》中也能得到再次佐证(下表)。即八年抗战日军在大陆的死没者总数为40.4万(国共两方,战绩比约6-7/1),而四年太平洋战争在日军南方死没者总数达194万。到底谁是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从此数据也可一目了然。
3.2.2. 编成方法和武器装备
独混第二至第五旅团,是日中战争爆发后北支那方面军第一次组建的专职守备部队,由于没有过守备经验和组建经验,所以其编制,官制等都是模仿关东军“独立守备队”[8]。旅团长等同于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长,官阶都是中将(或少将),独立步兵大队和关东军独立守备大队一样,队长官阶都是大佐(或中佐)”[9]。即沾“独立”部队官制之光,比一般的正规旅团官阶要高出一级。不仅官制面,组建时的骨干,也几乎全部都是从关东军独立守备队,或驻扎满洲的各师团中抽出,和关东军有很深的缘分。关东军属于“精旅”,由于首次创建得到关东军方面的多种支援,第一批组建的四个独混旅团,比起之后创建的同样部队,的确可称正规一筹。
首批四个旅团,按1938年2月 “陆甲第9号命令”,在北京北苑旧第二十九军驻屯地编成。编成记录『支那駐屯兵団及独立混成第二及至第五旅団編成要領、同細則の件』[10]中第六条规定,独立混成第二至第五旅团的使用目的是“在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或驻蒙兵团令官所指定的地域内担任守备勤务”(174页),“司令部业务与(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相同”。
兵源主要(八成以上)以新兵(补充役,后备役等)充当,干部将校由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和满洲派遣第一,第二,第四,第八,第十二师团中“转属”(抽调)(192页)。 新编四个旅团全体兵员约20,000名中,骨干兵员为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的现役兵1200名,和1935年入伍的老兵800名构成(197页)。平均每个旅团约5000名人员中,有经验的现役老兵(骨干)仅为 500名,其余都是补充兵或少量后备役兵。所以比起正规师团,组建素质明显低劣。在大陆拼凑编成,又不存在乡土纽带,素质更低于乙师团。参加旅团组建的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初代第一中队长古桥一雄写道:
(独立步兵第一大队的)“各中队(定员190名)组建时,均以在满洲部队中抽调出来约5-20名现役或预备,后备役兵为骨干,加上从国内几个征兵区新召集来的大多数未经过教育训练的补充兵,和少数预备役,后备役退伍兵编成”,如何调整配置这些素质参差不齐的兵员,是中队组建时最头痛的问题”[11]。
参加过雁宿崖,黄土岭作战的辻村宪吉的同僚,独立步兵第四大队长堤赳中佐(当时)是参加旅团组建时的大队长,在组建“人员素质”一栏中记载:
“大队组建时现役将校共9名,预备役,后备役将校18名,现役下士官7名,预备役下士官3名。此37名是组建骨干,其余的士兵都是步兵第十八联队补充队的第二补充兵(受过三周军训的新兵)[12],其中有“若干”第十八联队和支那驻屯军派出的基干要员(现役兵)”[13]。
再看一个补充兵小岛茂的从军履历。此人是雁宿崖战斗中永田第二中队的掷弹筒射手,雁宿崖战斗中死亡。小岛1937年征兵体检第一乙种合格,9月编入补充兵役后回到名古屋的公司复职(实际未入营)。1938年1月10日应招入伍,训练一个月后,作为组建计划中的“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步兵第一乃至第五大队要员”应招,转属到水户步兵第二联队(原队)补充队赴华北。3月15日到达北京,编入独立步兵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在北苑第29军兵营旧址受教育,训练两周。3月29日组建完成后赴宣化[14]。到达前线执行任务前的总训练时间不足两个月。小岛之后1939年11月3日,在雁宿崖战斗中死亡。此时,从军经历仅一年半的小岛,已成为教育培养新兵的新骨干。
问题还不仅在兵员素质低劣,由于不同于传统的乡土联队编成方法,干部,士兵均来自各方,所以部队没有乡土纽带,内部存在严重的地域对立。
“混成部队中常见的团结和统制的混乱,像我们这样的新兵都可处处感触到,特别是在将校,下士官之间出身别各县的对立十分露骨”。“独立混成旅团的构成员来自关东,中部,关西三个地域,为了形成地域团结,增强向心力,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强化精神面教育”[15]。
由于仓促编成,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又占绝大多数,当初北支那方面军内部对将这支新编部队立即派往占领区的作法,抱有很大忧虑。下面是北支那方面军的「独立混成旅団使用ニ関スル意見」(使用建议):
各部队虽三月末已编成完结,但混成旅团部队的内部团结尚不紧密,干部,兵员的素质也不理想,作为军队不具备战斗能力。若以此状态直接投入战斗地域,只会给前线各方面部队带来不良影响。故有必要停留于编成地再进行相当时间训练,使部队具有一定威容之后,再配置任务[16]。
即建议编成结束后,部队仍有必要在编成原地(北京)继续进行一个月以上训练后再补充到前线。由于前线紧缺人员,这个建议并没有被上级采纳。补救方法是在驻留地军营内继续基础训练教育。据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记录,“3月20日编成完成后,初代旅团长常冈宽治中将在北苑旧第二十九军练兵场进行了阅兵,之后立即赴张家口(本部)进入驻蒙兵团战斗序列[17]”。独混第二旅团的“兵源主要为名古屋师团管区(军区)和广岛师团管区的新兵,将校干部来自于名古屋师团管区,支那驻屯军和近卫师团等。于3月28日到达张家口,进入驻蒙兵团司令官(蓮沼蕃中将)指挥下(230页)。
当时的驻蒙兵团主力只有第二十六师团(1937年9月30日,由前时代的精锐独混第十一旅团改组)和其他关东军各部的零散部队(骑兵等)。独混第二旅团参入战斗序列,使驻蒙兵团的守备实力有了很大增强。驻蒙兵团于1938年7月改组为驻蒙军,进入北支那方面军直接指挥下,1939年9月,接任蓮沼蕃中将后任(其中9月1-12日由杉山元兼任)的司令官,是前第一师团长冈部直三郎中将。冈部师团长是阿部规秀任旅团长时代的顶头上司,由于阿部人品优秀,两者关系十分和睦。此旧情是阿布死后,冈部司令官在善后面进行过种种私下协力的理由。下面再了解一下独混第二旅团的人员编制和武器装备。
旅团的编制定员为 5048名(其中兵科(战员) 4736名),构成和武器装备如下:
1.旅团司令部: 定员 27名,卡车27台
2.独立步兵大队(共五大队): 定员810(战员782)名,马40匹, 十一年式轻机枪28挺, 九二式重机枪8挺 , 八九式重掷弹筒32架, 九二式步兵炮2门,四一式山炮两门[18]。
3.旅团炮兵队: 定员620名, 马370匹, 九四式山炮(两中队)12门, 改造三八式野炮(一中队)队6门。[19]
4.旅团工兵队: 定员176名 ,马6匹。
5.旅团通信队: 定员175名, 马27匹 。
要注意的是以上数据都是装备表中的理论数据,实际装备远远达不到上述水准。参加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四大队组建的大队长堤赳在回顾录中记载道,炮兵装备的并不是新式的九二式步兵炮和九二式重机枪,“都是十一年式曲射炮和三一式(1898年式)山炮”,重机枪也是三年式(1914年,6.6MM口径)[20]。三一年式山炮是日俄战争中使用的旧式武器,此种旧式火炮的存在,在八路军雁宿崖战斗中缴获辻村宪吉大队的战利品照片中也可确认。
与精锐的甲师团相比,可发现步兵大队的装备数量基本相同。(没有行李部队,人数约少200 名,重机枪,轻机枪,步兵炮数量相同)。而炮兵实力不足于甲师团同等部队的一半。比如第五师团,炮兵联队全体火炮48门,步兵四个联队全体火炮32门(大队步兵炮除外),师团合计80门。平均到旅团(半个师团)约合40门炮。而独立混成旅团全体仅有18门,不足其半,且型号老朽,质量低下。所以可以说除了兵员素质外,缺乏攻击作战中用的火炮实力,是守备部队装备面的最大特征。“炮兵实力之差,若以甲师团为100,乙师团只有62,而丙(30字号)师团仅44”[21]。独混旅团,约等同于丙师团,是陆军中最低水准部队。
3.2.3. 配置地域和作战经验
1938年3月30日组建后,独混第二旅团的守备地域配置如下[22](至1940年)
司令部: 張家口 旅团长 38.3常冈宽治→ 39.3.7上野龟甫→,39.6.1阿部规秀
独立歩兵第一大隊: 张家口→宣化, 大队长 川上明→39.3.20 辻村宪吉
同 第二大隊: 懐来, 大队长 中熊直正(中佐)
同 第三大隊: 蔚県, 大队长 绿川纯治(大佐)
同 第四大隊: 天鎮→阳高→涞源,大队长 堤赳(中佐)
同 第五大隊:張家口→灵丘→张家口,大队长 庄司巽→ 森田春次(中佐)
旅团砲兵隊,工兵隊,通信隊等直属部队均驻张家口
“组建之后,独混第二旅团在京包铁路沿线展开,1938年夏季前,守备线推进到桑干河以北,宣化以东地区,之后逐渐分散,扩展到桑干河以南内长城线附近。1939年8月灵丘附近讨伐战后,接替第百十师团将独立步兵第四大队进驻到涞源地区,隔着长城线于共产党的晋察冀边区形成对峙”(16页)。
之后,一直以张家口为中心,在南北约160公里,东西约4-50公里的广大地区担任守备任务。与西方大同至包头一线的第二十六师团一起,是担任蒙疆治安的核心部队。
编成后除了维持地方治安警备任务外,旅团经历过如下几次较大型的,共同讨伐作战。
1, 北部山西作战(1938.9.24-10.27)。是驻蒙军主导的涞源攻略作战,主力为第二十六师团。独混第二旅团抽出一部协助参战。战斗后将独立步兵第五大队一部移驻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地区灵丘,10月,对冀东共产军也进行了扫讨。
2, 春季反击战(1939.4.10-5.31)。驻蒙军在包头附近对国军门炳岳,傅作义,何柱国军的作战。
3, 灵丘附近的讨伐作战(1939.6.30-7.24)。驻蒙军对灵丘县附近和南方山地的共产党军据点进行的围剿。
4, 涞源南方地区讨伐战(1939.10.28-1939.11.10)。驻蒙军对八路军晋察冀第一分区的扫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
5, 太行山脉肃正讨伐作战(1939.11.11-12.7)。阿部中将战死后,驻蒙军(第二十六师团,独混第二旅团一部)与北支那方面军第一一〇师团共同进行的,对涞源南,阜平附近八路军根据地的报复性拉网扫荡。
6,第一次后套作战(1940.1.14-3.1)。驻蒙军对国军傅作义,马占山部队的肃正作战。此战为辻村宪吉大佐的最后一次指挥。
之后还经历过,东齐堂方面讨伐作战(1940.3.4-3.24),察南南境反击作战(1940.9.22-10.11),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1940-10月-11月),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1942-8.14-10.15),冀中作战(1942.5.1-6.20)等战斗。 1942年以后由于“管区内一直维持着安稳的小康状态”,没有出现过大型扫讨作战。1945年以后,由于败战前战局和战略目标发生变化,开始收缩既成守备地域,集中到铁路沿线加强对苏作战准备。进入战斗前8月17日奉命受降[23]。以上可见该部实际战斗经历并不丰富。战死者80名的雁宿崖战斗,和旅团长阿部规秀战斗中殉职的黄土岭战斗,都是旅团战史中可铭记的大事件。
辻村宪吉中佐比阿部规秀少将赴任早三个月,于1939年3月从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副官职调任独立步兵第一大队长。上任后留下了在任中各次作战的详细记录。通过辻村记录等,可以了解到不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行动和作战实况。
辻村记录的第一次作战是1939年的春季反击战(1939.4.10-5.31)[24],也是独混第二旅团组建后的第二次战斗。驻蒙军方面称“モ号作战”,主要战场在在包头附近,是对国军门炳岳,傅作义,何柱国等正规部队围攻包头的行动企图展开的反击。独立步兵第一大队此时奉驻蒙军命令从張家口出动,共三中队步兵,还配属了炮兵中队,自动车中队等。在驻蒙军骑兵第一旅团长大贺茂的统一指挥下乘车往返于包头附近战场。4月6日出动至5月17日归还,时近一个半月,与敌军仅进行过三次小接触,基本战况都是国军部队一触即溃,并没有发生过战斗。4月11-12日安北附近的攻城战斗,是预想中的最大激战,但实际上相反。战斗中大队全体(加配属部队)808名,无一死伤,战果寥寥,仅俘虏1名,缴获步枪3支(「安北附近戦闘詳報」263页)[25]。
尽管如此,此次作战,也被称为“独混编成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击战”。第一中队长冈垣重写道:
我中队编成一年以来,所遇到的战斗最多也就是对500-1000名敌的追讨,几乎都未等我赶到,敌方已不见踪影,没有可提及的战功面建树。闻此次大规模作战计划,参战者皆热血沸腾,士气轩昂[26]。
可实际战斗并不像想像中的那么壮烈。战斗详报称“守敌在我炮兵和大队重火力的猛烈射击下瞬间动摇崩溃,向西方,南方逃窜”(「安北附近戦闘詳報」229頁)。在雁宿崖指挥战斗,死拼负伤的第二中队长永田正男在日记中称:
4月11日“对安北城的攻击出于意想外,几乎没遇到抵抗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占领”。24日那泰村战斗也同样,部队刚刚出击,“1000名马匪即溃逃于山中”。5月2日遭到游击队伏击,“三原上等兵负伤…此次行动中俘敌2名,我负伤一名。[27]”。
如此,历时一个月多的首次大型战斗中,独混二旅方面几乎没有遇到过正经抵抗,辻村大队全体的损失也仅仅是负伤一名(「安北附近戦闘詳報」345页)。
1939年6月30-7月24日,辻村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又一次出动参加了灵丘附近扫荡。此作战是旅团组织的独立行动,共两大队步兵参战。独混二旅方面出动人数(两大队步兵),作战对象(八路军)都近似雁宿崖战斗的银坊,走马驿奇袭(来源南部讨伐作战)。且阿部规秀少将也于作战前走马上任,并于7月5日,前进到设在广灵县的前线指挥所(372页),有生以来第一次指挥了实战。但作战实况和前述春季反击战同样,部队全体并没能和敌主力部队正面交锋。
此作战中,以灵丘为据点,辻村大队和和在灵丘的独立步兵第五大队(森田春次中佐)协同作战,第一大队出动了冈垣,荒井(第1,第3)两个步兵中队和炮兵队等,规模和雁宿崖战斗时基本相同,约300人。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捕捉肃清灵丘东方三山镇附近的国军郭希鹏部骑兵,结果扑空,未见敌影。第二阶段目标是奇袭灵丘南方山地冉庄村附近八路军贺龙部第三五九旅七一八团(409页)。7月13日,和独立步兵第五大队同时出动。14日夜,经雨中艰难行军到达冉庄村,却不见八路主力踪影(仅有过小接触)。之后被大雨山洪围困,险些遭难。一无所得徒手返回灵丘途中的17日,在蔡家峪南方石灰沟北方高地(八路军记录称老爷庙)却遭到敌(七一八团)的不意伏击,战斗中出现了“石田上等兵以下4名”死亡和部分负伤(419-437页)。此战斗,是灵丘附近讨伐战中最激烈的战斗,也是辻村上任队长以来,独立步兵第一大队第一次出现战死者的战斗。
据《独立混成第二旅团,7月战果一览表》旅团全体此次扫荡中共战死兵4名,公安局员(伪组织)1名,负伤将兵18名,失踪公安局员一名。敌方遗弃尸体90,俘虏11,负伤50名(168页)。即旅团全体扫荡中的损失,几乎全部出在辻村大队的石灰沟附近战斗中。既7月17日于石灰沟(资料标志为15日,八路军记录地点名为东长城),独立步兵第一大队主力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主力约500名的战斗。记录战斗中敌遗弃尸体28具,俘虏2名,缴获步枪9支,洋炮3门等,第一大队方面战死士兵3名,负伤将校一名,见习士官及兵士12名[28]。
石灰沟战斗实际上是7月14日与八路军同部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在白崖台附近战斗的继续。14日战斗中辻村战斗详报记录“敌(七一八团)约300名中遗尸9具,俘虏1名,缴获步枪三支,独立步兵大队方面没有死伤(同前)”。实际上按其他日方资料, 14日“白崖台附近战斗中,雇佣民工张培中敌弹死亡”,为此7月20日战斗结束后,驻蒙军向其母 “张刘子”支付了100日圆的赔偿[29]。因为第一次战斗日军没有伤亡,辻村大队长疏忽轻敌,所以回途中才在石灰沟遭到八路军七一八团埋伏,一次出现16名死伤(内战死3名)。此石灰沟一战,是辻村大队长上任后遇到的第一次损失。
对此,八路军《军政杂志》中7月份“捷讯彚报”,也记录了此日伏击的战果,云:
十四日,敌二千余占冉庄,与我某部战至十七日,敌不支经白崖台溃退时,复被我某某团侧击,敌伤亡三百余。我缴获步枪十余支,骡马七十余匹,辎重甚多。我亦略有伤亡[30]。
七月二十五日《抗敌报》也称:
“冉庄之敌千余,十七日北退,中途被我伏击,在天皇庙与我军激战五,六小时,…敌伤亡三百余人”。
当然,按学术面战损自报原则,有关此次战斗,日,中两方记录的战果都不可取。可信赖的只是辻村大队方面记录的战损,伤亡16名(内死亡5名,包括一名伪军)加一名民工。而八路军方面按其内部记录,可知同一战斗中 “我方伤亡100余人”[31]。
比较起来,辻村记录的战果(14,17日两次战斗,敌遗尸37具,俘虏3),与八路军的战损记录(百余人)相比基本相同(死37+负伤者约百余人)。而八路军方面记录的战果(敌伤亡三百余人),与辻村大队自报战损(16人)却有近20倍大差。足可见辻村记录的严谨,可信性,和八路军方面惯行的战果记录夸张,据笔者研究的事例,平均有10-30倍大差。
从以上几个记录中可看到,雁宿崖战斗前,独立步兵第一大队长辻村宪吉虽有过两次实战经验,但实际上并没有遇到过强敌。不仅辻村,阿部规秀少将同样,赴任前虽有一年在精锐第一旅团的任职经验,但此部队是驻黑龙江兴安北省的关东军守备部队,虽训练有素,但根本没有过交战经验和作战指挥经历[32]。6月上任独混第二旅团长后,才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实战。但也没有遇到强敌。不仅指挥官没有经验,对独混第二旅团的多数新兵来讲,雁宿崖战斗前,几乎所有士兵都不知道什么叫“战斗”。以为所有敌手,都会像以前所经历的一样,一听枪响就会跑得不见踪影。所以在雁宿崖,黄土岭,第一次面对听到枪响也“不后退之敌”[33],不仅感到吃惊,同时也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实战的恐怖”(同前,染谷金一谈)。
实际上除了此灵丘南方山地的一战外,八路军方面总是敌进我退,躲躲闪闪,并不主动出面作战。驻涞源第独步四大队长堤赳记载:
涞源的八路军采取的是“温存兵力政策”(游而不击),“除了偶尔实行夜间的骚扰射击,或切断电话线等破坏外,活动并不频繁。对我大队设在三甲村,上庄等处孤立据点,也从不进行袭击。…我在涞源任职期间,直接经历的战斗,仅有旅团长战死之日和其前一天的两天”[34]。
以上即是被八路军称为 “精旅”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守备和作战实态。包括被称为“身经百战”的阿部规秀在内,可以说雁宿崖战斗前,哪一位指挥官也没有过真正的实战经验。作战经历远远赶不上是年仅25岁,却已身经百战的八路军独立第一师长杨成武。
[1] 古川隆久等编『第百一師団長日記』、中央公論社、2007年、36,37,43页
[2] 「北支那方面部隊略歴(その3)/分割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434700、北支那方面部隊略歴(その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302-325頁。
[3] 「第1軍機密作戦日誌 卷11」支那-支那事変北支-55、1192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C11110968200)
[4] 『岡山歩兵第百十連隊史』、岡山歩兵第百十連隊史編纂委員会,1991年,820頁。
[5] 『岡山歩兵第百十連隊史』、岡山歩兵第百十連隊史編纂委員会,1991年,741頁。
[6] 『歩兵第十聯隊史』、歩兵第十聯隊史刊行会、1974年、905頁。
[7]「大東亜戦争における地域別兵員及び死没者概数」日本厚生省,1964年3月1日作成,原剛編『日本陸海軍事典、下』收录,(新人物往来社,2003年、250頁)。
[8] 此时关东军共有五个独立守备队,每队编制六大队,定员5143人,师团级别(人馬現員表提出の件JACAR : C01003342500、1056頁,昭和13年 「満受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 高野与一「雲遥かなり・あゝわが響兵団 独立混成第2旅団」響兵団戦友会、1981年、13頁。
[10]「支那駐屯兵団及独立混成第2及至第5旅団編成要領、同細則の件」陸軍省-陸支機密大日記-S13-12-10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 : C01005747100)
[11]『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同編集委員会、非売品、1985年、6頁。
[12] 按1927年兵役法规定,第一补充兵是体检合格未有机会入营的候补兵员,若无需要,没有入营服役必要。第二补充兵是第一补充兵中的不合格者,在第一补充兵员不足时才予以采用。
[13] 堤赳『蒙疆回顧録』、防衛省戦史資料室、文庫委託360、昭和41年、1321頁。
[14] 小島淸編『雁宿崖 : 小島茂追憶集』、私家版、1942年、4-5頁。
[15] 大廟上会編『長城朔風/独立混成第二旅団独立歩兵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史』、1988年、49頁,28頁。
[16] 「第1軍機密作戦日誌 卷11」支那-支那事変北支-55、1183-84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7] 高野与一「雲遥かなり・あゝわが響兵団 独立混成第2旅団」響兵団戦友会、1981年、17頁。
[18] 独立步兵大队装备四一式山炮两门,是编制表数字。但实际上从各部队记录看,并未装备。记录中只有两门步兵炮,且不是九二式,而是十一年式曲射炮。
[19]「支那駐屯兵団及独立混成第2及至第5旅団編成要領、同細則の件」(JACAR :/528-532頁)。另据『野砲兵第四聯隊史』(同編纂委員会、1982年、1119頁)的记录,独混第二旅团的炮兵队第一,第二中队为山炮,协助组编单位是第九师团炮兵联队(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三中队,是野炮兵,协助组编单位是野炮兵第四联队(4D)。死亡的山炮队长森出应是第一,或第二中队长。
[20] 堤赳『蒙疆回顧録』、防衛省戦史資料室、文庫委託360,昭和41年、1322頁。
[21]『日本陸軍がよくわかる事典』太平洋戦争研究会、PHP文庫、2002年、86页。
[22] 『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同編集委員会、非売品、1985年、3-4頁。
[23] 高野与一『雲遙かなり あゝわが響兵団 独混第2旅団』、響兵団戦友会、1980年、16-19页。
[24] 「独立歩兵第1大隊 春季反撃作戦行動詳報 昭和14年4月6日~14年5月17日」支那-支那事変北支-648、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 :C11111446200)
[25] 「安北附近戦闘詳報」支那-支那事変北支-648、263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 :C11111446600)
[26] 『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同編集委員会、非売品、1985年、51頁。
[27] 大廟上会編『長城朔風/独立混成第二旅団独立歩兵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史』、1988年、37-38頁。
[28] 「戦時月報提出送付の件(2)」昭和14年 陸支受大日記 第6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C04121432100/168-169頁)
[29] 「傷害慰籍料付与に関する件報告」(JACAR:C07091507100/429頁)
[30]《八路军军政杂志》第八号,1939年第八期,118页。
[31] 此战,在八路军史上称“东长城,老爷庙战斗”,八路军参战部队为120师718团(《八路军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98页)。
[32] 第一师团1936年2.26事变后被派往满洲驻扎,本部设在齐齐哈尔,各部在孫呉,齐齐哈尔,北安等地担任警备。卢沟桥事变后,以第一师团部队为中心编成第二混成旅团(本多政材少将),作为察哈尔派遣兵团的一部,派往张北。此时第一旅团中步兵第一联队(十川次郎)被编入混成第二旅团。余部(步兵第49联队等)仍留驻黑龙江边境。阿部规秀就任步兵第一旅团长的时间是1937年8月-1939年6月,没有经历正规作战。具体在任期间行动不明。
[33] 大廟上会編『長城朔風/独立混成第二旅団独立歩兵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史』、1988年、51頁。4月24-26日那泰村附近的战斗也无死伤记录(缴获步枪8支,俘虏2名,282頁)。仅5月2日 以前赏南方地区战斗中记录过一名负伤。歼敌数也不详,从死伤,缴获,消耗记录看,三次作战总共缴获敌步枪15支。
[34] 堤赳『蒙疆回顧録』、防衛省戦史資料室、文庫委託360,昭和41年、1385-13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