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时世

昨天有一个朋友找到我，说自己焦虑症一发作，就什么事也做不了，感觉自己成为了别人的累赘。

她没有问我有什么缓解的办法，但她来找我说，应该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点精神支持。无独有偶，也是昨天，一个学生问我，老师，您对最近发生的大事，感到心里难受吗？我说，确实感到憋闷，但因为我很早就有这样的判断，所以精神上倒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想起曾经不止一个人对我说，真是羡慕你的“心力”，似乎永远热情饱满，不为外界所动。于是我想，抛开生理上的差异，我究竟有没有一些自我调节的经验，可以与别人分享，让别人在时运不济的时候，能够稍微有所振作？

在分析我自己的心态及其成因时，我必须把所有生理以外的因素都拣选出来，再看看哪一些能给别人带来参考价值。首先对于一般人来说，工作应该是一个能够严重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这个对我也是一样。我一直读到博士，博士第四年起才有了一点收入，工作到现在不过四年。我对我自己的职业没太多规划，第一份工作也是偶然得到的机会。我读博时想过，我以后的生活应该是，找一个高校当老师，拿着一个月几千的工资（最近某高校老师把工资单曝光，我并没有太惊讶，我很早就知道高校老师是这样的收入水平），节衣缩食。到现在，还有的人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以为我在高校工作，其实并没有。

我主要靠教书和撰稿为生，业余时间还做一些研究。我教的课程，属于人文课一类，教材基本都是英文，上课有时也得用英文。我不需要讲国内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会因为对时局有所针砭就被学生举报，然后被停课，被降级，被停职察看，或干脆被解除教职。我的学生都有很强的批判性思维，他们也不一定赞同我说的东西，有时我们更像朋友而不是师生。我和同事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不愉快，因为大家教的都是不同科目，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我有一个普林斯顿博士后的同事，他太太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写非常正统的小说，我和他偶尔会交流一下各自的精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并没有怎么感受到社会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沾染太多功利主义的气息。

从我开始以写作为志业，我就没有给任何媒体主动投过稿，都是别人来约。我一度觉得，我不太可能凭撰稿谋生，因为我并不是什么特别知名的作者，写的题材也比较冷门。这两年跟我约稿的渐渐多了，但因为还要教书，撰稿的活是接不完的，总要有一些割舍，所以编辑们跟我约稿，除了特别应景的稿子，一般不给我限定时间，否则我可能无法准时完成（我写这篇纯粹是出于个人喜好，但我手上还欠着几篇稿子）。

这样的一个好处是，没有人能掐着我的晋升前途和经济命脉，让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我的收入，和我那些年薪百万以上的朋友比，当然比不上，但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养活我自己和家人，给父母和自己准备养老的资金，倒是问题不大。因为我的收入来源不是单一的，所以任何一边发生变故，对我的总体收入没有太大的影响。博士刚毕业那会儿，有朋友替我感到可惜，说我不去高校找教职，实在太浪费。我也觉得浪费，但是这样的时势，我们都没有办法。昨天有人给我留言，问我有没有设想过，如果自己去了高校，大概会怎么样？我说，这个问题就好比有人问老毛，鲁迅要是那个时候还活着，大概会怎么样？无非就是，要么闭嘴，要么挨整。如果我去高校，难以想象我还敢写什么《已经打响的精神内战》，我最近要在海外发表的一篇长篇的论文，估计也会碍于人情世故被我自己压下来。高校文科学者的处境，以后只会越来越艰难。

有的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些闭嘴不说话的，或者加入唱赞歌队伍的，总不见得会过得差吧？这个得分情况。如果一个文科学者，如今只一心想像钱钟书杨绛一样，做点和政治完全无关的学问，在自己的领域里慢慢探索，而不管成就如何，那这点空间还是有的。百年之后，免不了有一些牢骚，说他没有铁肩担道义，但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如果一个文科学者，对现在的政权是一片丹心，要用尽毕生所学来为它重塑合法性，为它在国际上辩护，为它建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为此可以不管自己的个人荣辱，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尽管我誓死反对他所做的事情，但他个人未必会为此遭受什么折磨。如果一个文科学者，想效仿现在的某位长老，横了心要走仕途之路，或者要做帝师，那就不一定能得到善终了。现政权自建立之初，始终对知识分子有深深的怀疑。五十年前是臭老九，后来勉强被算作劳动人民，现在是政权重点提防的对象。简单来说，它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会真心服膺它的统治，所以知识分子得不断地表忠心，才能在它的体制内生存下去。对于那些主动请缨，要给它做意识形态建构的，它也未必会优厚待之。如果最高领袖的权威是覆盖党政君民学的，那知识分子这么做就有僭越之嫌：在新时代，最高的“师”是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当的。

前几天李敖去世，我只看到两篇赞美他的文章，一篇是毛派的老田写的，一篇是周小平写的，其余全是否定。群里偶有为他说几句话的，都是看在少年时代的回忆份上。我一开始是愤慨的，后来对他有了一点同情：如果一个人，大半生的自我定位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生前满以为自己会凭文章和事迹永垂不朽，并经常吹嘘，等到死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大多表示不屑，反倒是他曾经最看不起的一些人，来给他大唱赞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我再也没法想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

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尽管时世如此，知识分子内部，还是有所谓的“道统”的。这个“道统”虽然不是儒家说的那个“道统”，但也不无关联。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它是超越于表面上的民族政权和派别标签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让一些对现状感到虚无的知识分子朋友觉得好受一些，在这方面我可能有点“迂腐”：我依然相信，守住自己的“气节”，或者说“人格整全”，是能给自己带来力量的。

守得住“气节”，又怎么样呢？一定会有好的回报吗？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对中国二三十年的未来，乃至世界二三十年的未来，都感到不太乐观。至于我们个人，我是这么看的：在这样一个连国运都极其不明朗的时代，个人的遭遇就更加难以摆脱“运气”的摆布。因此，你越看重外在的得失，你就越痛苦；反之，你越能抽离自身来看待问题，你就越能“不以己悲”。这也是来自孟子的一点教诲，即所谓的修“天爵”，不修“人爵”，前者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后者则超出你的可控范围。守住自己的气节，就是修“天爵”。我的师弟刘满新经常说，在一个不体面（decent）的世界，要活得体面一点，也是这个意思。

这倒不是说，我们要像伯林所讲的，诉诸某种意义的“积极自由”——“退回内在世界的堡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尽管最后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但我们在见证着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史，不是官方所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而是既有的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坍塌重建的历史。重建的过程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英雄人物涌现，重建的结果是什么，现有的价值在秩序层面会进行什么样的重组，我们完全预料不到。这样的一段历史，本来值得最伟大的心灵来参与和纪录，但偏偏官方对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充满警惕，体制内许多优秀的学者因此没有办法发表他们的观察和分析，但在体制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完全有那样的条件和义务来记录、阐释和创作。有的人说，我完全不懂那些宏大的理论，没法提供什么有价值的观察。其实何谓“有价值的观察”，事先我们是无法确定的。一些普通人的寻常或不寻常的遭遇，在某些背景下也可以成为绝佳的学术或创作素材。反过来说，其实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理论武器，在这个时代是有巨大威力的，它们不仅是你分析和解释的工具，也能对人的心智造成强烈冲击。就这一点来说，在体制里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在不发表的情况下默默地进行一些与现实结合的理论工作。

前几天看了我的师弟来福（不好意思，我有那么多优秀的师弟）和他的读者的往来信件，他说爱情和自我实现都无法解决现代人对于“意义”的渴望，我深以为然。我一直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孜孜不倦地宣传“making sense of your life without eternal love”，我也鼓励读者去与更多其他的内在价值建立联系，因为真正的“自我实现”，实现的并不是“自我”，而是“自我与某些价值的交融”。没有那些“客观存在”的价值，“自我”本身无法创造任何意义，而且可能连“我是谁”都未必说得清楚。这些我以前都说过，我以没有说的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世，如果你想要借助内在价值来获取强大的“心力”，你可能需要献身于其中某一个内在价值。你所投入的程度越高，你的“心力”就越强大，这种内在价值的层次和历史越丰富，你的“心力”就越繁盛。

什么叫“献身于某一个内在价值”呢？举个例子，昨晚睡前，我看到王笑哲写的一篇文章。笑哲是我的读者，刚从剑桥硕士毕业，在广州的一个公益机构从事女性权益方面的工作。他是除了满新和三土兄外，我认识的第三个全心全意认同女权主义者的男性。上一回田方萌写了《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他有理有据地回应了一篇《反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让我印象深刻。笑哲在昨晚的文章里说，他们机构一直秉持“女权主义”的理念来提供公益服务，但因为这一波抹黑女权的潮流，他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都不敢轻易冠以“女权”之名，“酷玩实验室”那篇东西出来后，一位捐款者向他询问事情缘由，他苦口婆心地解释了一个多小时，还不知能不能保住那一点点捐款。

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权主义者，一个月也就拿着四千多的工资而已。以后女权主义要面对的打压还会更加猛烈，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这样一个名校毕业生，为什么不去做点别的呢？尽管我经常会开玩笑说，明明我的论文写得比某些国家课题资助的论文要好得多，为什么我却得不到任何资助？但和笑哲献身于女权主义相比，我觉得我对学术的付出也就算不上什么了。从献身的事业中所获得的精神满足，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就是这样的意义感，支撑着他在一个小机构里不知疲惫地做各种杂务，也支撑着我在繁重的教学工作的间隙，写文章写到颈椎病发作。

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象自己会过这样清贫的生活，只是我想象的是，我会和某个人一起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你有某种乐意为之献身的公共事业或内在价值，与此同时你身边还有一个灵魂伴侣，那确实不用担心自己“心力”不支。很多人看我公众号的签名，以为我全然否定了爱情的价值，其实不是。我一直没有否认高质量的爱情可以给人们提供精神支撑，但是在当下，爱情不仅像刘瑜老师所说的，容易成为“庸人的避难所”，而且许多时候，它也承担不起人们那么高的期待。提供“心力”还是消耗“心力”，在我看来，后者可能出现得要更频繁一些。

这就涉及到我的养护“心力”的方式所带来的弊端了。我春节期间去了清迈一趟，走前和认识十四年的苜蓿大吵了一架。她说，你大学的时候，很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真的忘了我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一度觉得你在人情世故上比我精明多了，为什么你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别人年龄越大，就越人情练达，而你却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她将这一切都归因于我做学术的缘故，说我着了魔，已经忘记生活本来的面目。我们因此吵到翻脸，自然不在话下。

抛开她的价值取向，以及她向我介绍的那些三流的书籍（希望我看完能摆脱对学术的妄想），她的观察是没有错的。我确实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即使在相识多年的朋友面前也如此，只是原因并没有像她说的那么单一。以前我遇到聊得来的朋友，就有好多心里话想说，现在少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写作的能力提高了，受众也增加了。我很羡慕一种类型的朋友，他们在微信上每次发言都是长篇大论，而且措辞十分工整，几乎不需要修正就能成为一篇正式文章里的文字。我刚好相反，我在微信上的发言就和现实中的闲聊差不多，大部分时候沉默，如果说话，经常也是断断续续的。这是因为，我那些可以系统表达的观点，基本已经写成了文章，没那么系统的，也已经写在了朋友圈。在我看来，一些话如果说得好，那就应该被更多人知道，如果说得不好，那就不应该说出来。我可以接受别人在我面前絮絮叨叨的，但我自己做不到这样。

另一个原因是，我也确实没有什么“私事”好分享的。以前我和朋友见面，我还可以和他们说说自己最近的感情状况，那时的我比较多情，也很少有空窗期，所以话题就源源不绝。现在的我没有什么感情生活，因为我觉得做学术比那些事情有意思多了，说句不好听一点的，有时我跟一些人约会，还没有我给学生上课来得开心。有一些荒诞的事情确实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我表达过一次以后，就不觉得有再说的必要了。在这方面，我缺少黄子华的精神，我以前看他做“栋笃笑”，每一集都巡演过很多次，同样的笑料翻来覆去地说，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现在的我，可以把南北战争的原因翻来覆去地讲很多遍，但我一定不会把自己那点破事儿拿来说超过三遍。

最后一个原因，同时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如果你所做的事带来的意义感太强，它也会削弱你对日常生活的耐心。前几周我日以继夜地写一篇学术论文，先是花了一周看了好几本参考资料（那个课题我原本就有一定的阅读积累），然后有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我利用上下班的空档，比如说坐地铁的时间，一点一点地码字，最后成稿时是两万两千字左右。写完以后，满足感持续了一两天，然后就是一阵强烈的空虚，因为我又得回到“日常生活”去了，暂时没有一个新的课题可以唤起我的“大脑风暴”。一月份我写了五篇文章，连续处于这样的状态一个月，那时甚至觉得生活里的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如果不让我写，我就辞职。在什么时候我会期待和一般人说话呢？那大概是当ta能给我提供一些新的写作素材的时候。

我的生活状态大概就是如此，或许里面有令一些人羡慕的地方，但我觉得一般人，或许都会避之不及，不仅对这样的状态避之不及，可能对我也会避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