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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ael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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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独裁主义传统远比纳粹更加深刻——读布拉赫:《德国的独裁者: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结构和影响》一文

Rafael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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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Thomas Mann)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些关乎“秩序”和“威信”的专制思想,并用一个讽刺的绰号来概括德国的理想——“国家博士将军”(General Doctor von St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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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起源于反犹传统最激烈的奥地利-波西米亚地区,希特勒本人就来自于那个地方,布拉赫认为,这与奥地利-巴伐利亚地区浓厚的天主教传统有某种必然关系,因为这些地方的神秘主义,浪漫主义传统非常浓厚,代表城市就是维也纳和慕尼黑,而这两个地方恰恰在希特勒和纳粹早期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纳粹主义的源头和扎根新教信仰的普鲁士气质是不一样的。

从大了说,德国从神圣罗马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欧洲最坚固的反动堡垒,拿破仑战争更加刺激了一种建立在反普世的,带着鲜明神秘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神话(代表就是费希特和黑格尔)。德国不是没有自由主义力量,但是德国的自由派处在一种既要法国式普世自由,又支持国家主义的首鼠两端(因为要避免拿破仑征服式的法国化,因为反法国,所以把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不管好坏全部否定了,宪政和法治在德国就一直没有得到像样的尊重),德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他们的保守派对手共享了太多集体无意识,因此1848年的革命以俾斯麦崛起绝对不意外。润滑普鲁士这台军国主义机器的是德意志浪漫主义传统,和诸如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十九世纪的时髦思潮。

打造一个“超国家”的大日耳曼民族共同体狂热早在纳粹崛起之前就已经深刻扎根于这片土地,在这个共同体中,阶级矛盾被共同血统掩盖,虚妄的血统共同感被描述成了一种高于代议制民主的同胞民主神话。在庞大的农村容克保守群体之外,德国工业革命速度过快早就了一个不断扩张而又充满不安全感的中产阶级群体,但是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是建立在普鲁士兼并(“统一”)战争的原罪之上的,军国主义本质决定了经济和工业再怎么现代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必须反现代化,整个社会被打造成一台异常精密,随时准备摧毁世界的战争机器。虽然德国社会的结构性内爆在1890年逼走了俾斯麦,但讽刺的是,作为老派容克集团化身的俾斯麦是被一个更加疯狂的威廉二世取代,直接亮出“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旗号的泛日耳曼运动在俾斯麦下台后不到3年的1893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股狂热不仅没有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浇灭反而被刺激,最后一个用国家社会主义新酒瓶装了泛日耳曼主义老酒的冒险家集团应运而生

纳粹1933年的大获全胜令人大跌眼镜,德国的知识精英,即便持的是反犹立场,在希特勒当选总理之前都只是把纳粹当作街头暴徒而已。纳粹能够在不发动政变,完全利用议会斗争的合法手段完成逆袭,这首先当然要归功于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对上扮猪吃老虎,对下放手发动暴民的高明策略,但是兴登堡等建制内精英也难逃其咎,没有他们的心怀鬼胎,自作聪明,希特勒不可能赢得这么轻松。这帮人犯的是跟2016年共和党大佬们一样的错误,他们以为面前的这个大忽悠草包希特勒(川普)可以做自己的藏獒去撕咬政敌,结果自己也被一起咬了。德国的中产阶级是真的相信希特勒再土包子,好待拯救他们免于一场布尔什维克风暴。详情请参考尔马可夫《自己出局:集体让权理论》一书节选

最后,希特勒本人的人设也可以说是集合了所有当时的泛日耳曼元素:奥地利天主教背景,梦断犹太人“把持”艺术圈的维也纳,在一战的绞肉机中得到了洗礼重生。破产的小市民和在现代生活冲击下无所适从的农民都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德国社会中上层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传统也使得他们不排斥希特勒这样一个极右代理人,德国性中长久以来的反现代成分使得希特勒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此持反犹,反斯拉夫立场的德国传统知识分子代表弗雷德里希.梅尼克总结道:”强权国家(power-state)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并不局限于德国,但我们德国人是它们最激烈的实践者。具体来说,德国人喜欢把一些实用的东西提升为某种普遍的世界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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