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快乐原则-第二章

在经历过严重的机械冲击、铁路灾难等危及生命安全的事故后，当事人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可被描述为“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is）的状态。刚刚结束的那场惨烈战争就引发了许多这样的病例。但至少这样一来，人们不再倾向于把心理紊乱的原因归咎于机械力量所造成的神经系统的器质性损伤。创伤性神经症的病状近似癔症，有着类似的运动性症状，但往往被患者非常明显的失调特征所掩盖（这一点与疑病症和抑郁症很相似）；此外患者还表现出心理功能的全面受损和心理功能障碍。无论是战争神经症还是和平时期的创伤性神经症，目前我们都还没能洞悉其本质。有时战争神经症的症状也会在未遭受强大机械力量的情况下出现，这看似对我们有所启迪，但很快又使我们陷入迷茫。在普遍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疫病的主要诱因是受到意外的惊吓；第二，若同时遭受损伤，反倒会抑制神经症的发病。我们常常把惊恐（fright 德文为Schreck ）、恐惧（fear 德文Furcht）和焦虑（anxiety德文Angst）当做同义词来使用，这其实是不恰当的，从三者与危险的关系中，就能找出区别。焦虑是预期到有危险到来而对它有所防备时的一种特殊状态，即使这种危险是不确定的；恐惧需要一个特定的，令人畏惧的对象；惊恐是一个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身陷危险所表现的状态，它强调的是受到惊吓。我不认为焦虑会导致创伤性神经症，在它身上有某种成分，能够防备惊吓产生，从而避免惊吓性神经症产生。稍后，我们还将回过头来继续探讨这句话。

梦的研究可被看作是揭示深层心理过程的最可靠的方法。 创伤性神经症的梦境表现出如下特征： 它一再地把病人带回到事故发生场景中，使他再次受到惊吓而惊醒。 这种惊吓比实际发生的惊吓要小。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创伤性经历给当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即使在睡梦中还要反复受到侵扰。 也就是说，患者对创伤产生了心理上的固着。 这种因某一经历的固着作用而诱发疾病的情况，早在癔症研究中就为我们知晓。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1893年指出，“癔症病人饱受回忆之苦。 ”如费伦茨和西梅尔（Simmel）等观察者在研究战争神经症时，也用创伤固着来解释某些运动性症状。

但是，我却从未听说过哪位患有创伤性神经症的病人会在清醒的时候陷入对事故的回忆，或许他们更关心的是不再去想这件事。 要是有人认为，夜间的梦将患者带回到致病情境中是件很自然的事情，那他肯定是误解了梦的本质。 如果梦向病人展示的是他过去健康时的场景或他期待的痊愈画面，这就和梦的本质较为一致了。 如果我们不为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所动摇，仍坚持梦是愿望满足这一要旨的信念，那就只能解释如下： 梦的功能，就如许多其他功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被打乱了，背离了它本来的目的。 否则的话，我们就被迫要考量自我那些神秘的受虐狂倾向。

这里，我建议离开创伤性神经症这一晦涩难明的主题不谈，转而借助婴幼儿时期的一项正常行为，对精神装置的原始运作方式进行考察。 我指的是儿童游戏。

不久前，普费弗尔（Sigmund Pfeifer）刚在《意象》（第五卷第四期）杂志上撰文，从精神分析视角总结了儿童游戏的诸多理论要点，我愿意向我的读者推荐他的论文。这些理论试图推测儿童游戏的动机，但是却没有把经济的（economic）动机—试图从游戏中获得快乐，放在首要的地位。我不打算对包含这些现象的全部领域进行研究，但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却能够对一个1岁半的小男孩第一个自创的游戏做出某种解释。这绝不只是匆忙观察的结果，因为我和这个男孩及其父母在同一个屋檐下待了几个星期，我花费了相当可观的时间，才弄清了他那令人疑惑而又不断重复的活动的意义。

这个孩子在智力发展上并不算早熟。1岁半才开始零星说些能让人听懂的话；还能发出一些只有他身边的人才能理解的有意义的声音。但他与父母及一个保姆相处得很好，也因为他是一个“好孩子”而受到称赞。他从不在晚上打扰父母，也遵守“不得触摸一些东西”、“不得进入特定房间”这样的规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虽然非常依恋母亲，但如果母亲离开他一去几个小时，他也从来不哭。要知道，母亲不仅不仅亲自喂养他，而且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照顾他。但是，这个行为乖巧的孩子偶尔也会表现出令人讨厌的怪癖，他会把自己所有的小物件都扔到房屋的角落里或藏到床底下，这样，要把他的玩具都收拾起来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他在做这件事时，嘴里还发着“哦…哦….哦…哦…”的长音，好像在表达他对此事的兴趣和满足感。他的母亲以及本文作者都一致同意，这不仅仅是一声感叹，而是代表德语“走开”（fort）的意思。我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游戏，这个孩子用他所有的玩具，都只是在玩“走开”的游戏。有一天，我的观点被观察结果证实了，这个孩子有一个缠着线的木线轴。他从未想过，例如，可以把线轴放在身后的地板上拖着，玩马拉车的游戏。他所做的是，抓住线绳，相当熟练地把线轴扔过他的盖着毯子的小摇床的床沿，这样，线轴被扔进摇床里不见了，同时，他又发出“哦…哦….哦…哦…”的声音，旋即把线轴用线绳从摇床下拉出来，并发出“哒”（出来了）的欢呼。因此，消失和再现，才是一个完整的游戏。人们往往只目睹到它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被这孩子当做自己的游戏而不知疲倦地重复耍玩，尽管更大的快乐显然来自后半部分[1]。

[1]这一分析结果得到了另一观察现象的证实，某天，母亲又离开好几个小时，回来时听见孩子冲她说，宝宝，“哦…哦….哦…哦…”起初我们还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后来才发现，在独处的这一大段时间里，这个孩子找到了让自己消失的办法，他在落地镜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又以蹲下的方式，让自己的影子消失。

于是，这个游戏的秘密就得到了揭晓。 它与孩子取得的很大的文化成就有关—这种文化成就就 是对欲力的克制（就是说，对欲力满足的克制），他这么做就能容许母亲暂时走开而不会大惊小怪。 可以说，他用手头的东西自导自演了一场“消失和再现”的游戏，作为对自己的补偿。 至于这个游戏是孩子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别处学来的，从对游戏的有效性进行评判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无关紧要。 我们的感兴趣的是别的方面。 母亲的离开对孩子来说显然不是愉快的或无所谓的事情。 那么，他把这个痛苦的经验当做一种游戏重复演绎，这又如何与快乐原则联系起来呢？ 有人或许可以这样说，快乐来源于母亲的再现，而消失是再现的前提条件。 但是，观察的事实却与这种解释相反，第一种动作，即“走开”的行为可以单独作为游戏存在，而且它出现的频繁程度要远胜于带来快乐的“再现”。

仅仅分析这样一个孤例，尚不能给出肯定的结论。 从不带任何偏见的角度看，这个孩子把他的经验变成一种游戏还有另一种动机。 与母亲分离使他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他被这种体验所压倒；但是，通过重复这个过程，尽管还是不快的，作为一个游戏，他却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 这些努力可以归功于一种掌握欲力[2]的表现，这种独立存在的欲力与回忆是否愉快无关。 但是，我们还可以尝试做出另一种解释。 扔掉某个东西，让它“走开”，可能是为了满足报复母亲的欲望，这一欲望起因于母亲的离开，并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了抑制。 在那种情况下，游戏就有了对抗的含义： “那么，好吧，那你走吧！ 我不需要你。 我要亲自送你走开。 ”我这么观察他时，他才一岁半。 一年以后，还是这个孩子，会习惯性的拿起一个他不喜欢的玩具扔在地板上，嘴里喊着“到前线去吧！ ”当时有人告诉他，他的父亲就“在前线”，所以不在身边。 他不但不想念父亲，还借助这一游戏相当明确的表示希望独占母亲，不被父亲打扰的愿望[3]从其他孩子身上，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们用物体来替代人，以摔东西的方式表达类似的敌意。 所以我们不禁要怀疑，对那种在心灵中留下不可抗拒印象的事件进行加工，并借此加以控制它的冲动，是否是一个原始的、独立于快乐原则之外的过程。 在眼下讨论的那个案例中，那种令人不快的印象之所以反复出现，也完全可能因为这一重复过程与一种虽然不同但更直接的快乐联系在了一起。

[2]编者注，台湾译法，参见《精神分析词汇》对该词的注释

[3]这个孩子5岁零9个月时，他的母亲去世了。在母亲真的不见了之后，这孩子也毫无悲痛之情，但这是因为此前母亲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引发了他莫大的嫉妒。

即使对儿童游戏做进一步的探讨，也无法消除我们在这两种意见之间的犹豫。显然，儿童会在游戏中重复一切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现实生活经历，通过宣泄来摆脱这一印象的影响，从而达到让自己掌控全局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一切游戏显然都受到一种支配性的愿望驱使——即尽快长大，像大人那样做事。我们还观察到，一种经历即使再不怎么愉快，依然可被用于游戏。被医生检查喉咙，或动个小手术的可怕经历，肯定会成为下一个游戏的素材。但我们也不应忽略这种游戏的快感可以来自其他方面，当儿童从被动的体验者变成主动的游戏者时，他们能够把自己从前遭受的不快，都转嫁到玩伴身上，并借这个替代者实现了报复的目的。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去假设一种特殊的模仿欲力，以此作为引发游戏的动机。 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成人的艺术戏剧和模仿，和儿童的游戏不同，它完全把观众当做目标，也并不为观众省略掉（例如，在悲剧中）那些最痛苦的经验，反倒能使他们感受到无比的愉悦。 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使在快乐原则的主宰下，依然可以有足够的办法和手段使令人不快的东西成为回忆和心理加工的对象。 我们当然可以用一种经济的观点，从美学角度去探讨这些最终给人带来快感的案例和情况，但它对我们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们预设了快乐原则的存在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它无法证明，有超越快乐原则的倾向在起作用，即是说，比快乐原则更原始且独立于它的倾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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