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社会上的残暴行为

这一节讨论发生在社会上的残暴行为。

这两段话记录了中国社会中的私刑的事例（大约发生在1840-1890年代）：

“我记得有一次几个债主找到一个欠了债的人，用其大脚趾将其倒吊起来，逼他还债。我还有一次看到一个可怜的家伙，双手被反绑，用其大拇指吊在空中。我把他救了下来。他已经被吊了六个小时，两臂几乎无法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两手青紫，手指头跟手腕一样粗。他只是被怀疑要来偷东西！【7】

“在中国，许多时候人们并不把犯罪行为诉诸公堂。这有时是因为诉讼过程困难、耗费巨大，有时是因为不想让家丑外扬。许多通奸之事靠私下寻仇来了结，犯事者被一大群人攻击，这就是中国俗话说的‘人多势众’。这人有时被打断腿、有时被打断胳膊；另一种经常的处理方式是在他的眼睛里揉入生石灰，将其致盲。”【8】

下面的记录发生在上海的清军与小刀会的冲突中。时间当是小刀会起事的1853年。文中的“党人”即小刀会众。

“于小刀会起事时，有美国人晏马太（Matthew T. Yates, 美国传教士）适在上海城内参观丁祭祀孔典礼，故目击其事，后又在其城外家中亲见会党与清军交战情形，于《太平军纪事》篇中，详细描述：‘党人与清军双方对于伤兵都是非常残酷。我亲见三个清军追一党人，必要割其首级为战利品。两人以矛刺之于地使其不动，第三人乃割下其头。但头尚未割断时，其中一人已被另一党人开枪击倒。党人飞跑上前欲割被击倒者之头。是时，其他两个清军又开枪把此党人击倒。于是三个人丧了性命，都为着一颗头颅。那时，盛传有好些乡下人被清军杀死割了首级去报功。但反过来讲，有好些清军走入村中抢劫，又被乡人杀死，私埋于园中。’”【9】

这段故事记录的仿佛不是战争，而是割人头游戏。敌对双方的士兵之间并无太多的刻骨仇恨。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人头带来的赏金，为此他们找人头去割。

4. 反叛者的残暴行为

这一节讨论反叛者对当权者、以及反叛者之间的一些残暴行为。

1853年，即洪秀全金田起义的两年之后，太平军势如破竹，顺长江而下，喊着“杀尽妖魔（即满人）”的口号直扑南京。清军闻风丧胆。很快，他们攻破南京外城，直逼内城（即满城，满族将士及家属的居住地）。

“这些满人必须奋起抵抗 – 为了向来厚待他们的皇室、为了大清的荣誉、为了他们自己和妻儿老小的性命。他们对这最后一点很清楚，因为天王已经明确宣布了其首要使命就是杀尽满人。所以我们期待他们会拼死一搏。但事实并非如此。起义军的汹汹攻势和腾腾杀气把他们所有的理智、力量和男子汉气概都吓跑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仆倒在太平军首领的面前，高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或许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滥杀汉人的报应到了。……在满城里的大约两万人中，只有大约一百人逃脱。其他的，男人、女人、孩子，全部被杀掉了。

“‘我们把他们全杀光了，’太平军士兵说，重音落在那个‘杀’字，脸上露出残忍的凶光 – 他们当时在满城里手起刀落人头滚滚时脸上露出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凶光 – ‘全杀光了，包括抱在怀里的婴儿。斩草除根。尸体全部扔进长江。’”【10】

同样是满人，在面对镇江的英军和面对南京的太平军时的反应有所不同。面对前者，他们维持了战斗力，而被击败后的主要情绪似乎是耻辱；面对后者，他们被彻底吓破了胆。产生如此不同的反应的原因可能是，在镇江，他们还有抵御外敌、保卫国家的荣誉感；而在南京，他们只有负罪感 – 如密迪乐所说，“或许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滥杀汉人的报应到了。”【10】

同年，太平军猛将林凤祥和李开芳率军北伐，直扑北京。于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在沧州遭遇地方武装的强大抵抗，最终以优势兵力克服。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载：“两帅既入城，其始善待人民，除搜集军实（搜刮粮草财物）外，不事杀戮。及布置稍定，检查人数，乃发现是日作战，部下被杀者几四千人，且皆前锋精锐，为北上以来所受之重创，不禁勃然大怒，全军愤激，痛恨城民抵抗义兵，伤残同类，立要复仇，于是下令屠城。一夜之间，驻防之满营男妇老幼被杀或自尽者三千余人，汉回男女惨死于北伐军刀下或自尽者七八千人，全数达万人以上。犹幸事前多有出城避去者，不然全城靡有孑遗矣。……是役也，李、林等以一时之愤屠杀万人，强半为汉族同胞，盖因城民抵抗杀死其部下不少，故愤而复仇，原为太平军一向对付抵抗者之举，其罪有应得，抑其情有可原，付之千秋功论可也。

……其后，清军攻破连镇，生擒北伐军副帅林凤祥凌迟处死，并以其他生擒官兵分解各曾受兵燹地方行刑。其解付沧州者，有师帅杨文清、军帅杨吉金、……及楚粤老军三十四人，一律处死，致祭亡灵。万人枉死者，亦可瞑目矣夫！【11】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简又文先生的一些认知特点：（1）认为太平军在硝烟散尽后将沧州抵抗者尽数屠杀是后者“罪有应得”，而太平军在终于被镇压之后其中一些将士被押赴沧州处死可以让“万人枉死者”“瞑目”，说明他相信冤冤相报的逻辑。（2）为被屠杀的“强半为汉族同胞”而痛心疾首，言下之意是那些被屠杀的满族人应该得死，尽管屠杀是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这反映出其深厚的民族仇恨情结。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仍然这样思维，普通大众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可见一斑。

也在同年（即太平军攻克南京的1853年），乱党（主要是三合会）在广州郊区起事。“在二十几公里之外的佛山，……乱党的一个做法是把许多人赶到广场上，用摆放在邻近的街上的大炮来轰他们。周围的房屋随即燃起的熊熊大火在广州城里两三天都能看见。在这场冲突中，大约有二十万人被杀。”【12】

在江南，太平军与清军拉锯交战十余年。不管是哪一方扫荡过去，受苦的都是无权无势的百姓：

“在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之后的三年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众深受战乱之苦。两边的军队都要靠这片土地为生。不管哪一方来索要食物、衣物和鸡鸭猪牛，没有人敢拒绝 – 那将与通敌同罪，轻则被没收全部家产，重则被处死。……在乡下，清军可能是两方中为祸更烈的一方，但在这片地方的贫困越来越深重时，双方也越来越激烈地竞相搜刮这里的资源，直到把百姓盘剥得一无所有。”【13】

到了太平天国的后期，江南民众在两个强权的拉锯折磨中奄奄一息。“‘皖南到处食人。’曾国藩在1863年6月8日的日记里写到（注：日记全文是：‘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14】）。日记的语气如此平淡，显示这人间惨剧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他的日记里有几次提到人吃人，但这一次提起不是因为人吃人的现象开始出现 – 这早已不是新闻 – 而是因为人肉涨价了：从去年到现在，人肉的价格已经涨了四倍。这最令人绝望的维持活命的东西都负担不起了。他还写到，在江苏南京以东和以南的地方（即日记中提到的句容、二溧）也有人吃人，但那里人肉的价格稍低一些。戈登（注：洋枪队队长）在那片地方作战的时候也见到了这景象。他知道他那些住在上海的朋友不可能真的体会到这有多惨。他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读到人吃人的新闻远不如亲眼看到有人从那些尸体的身上割肉下来的情景给你的震动。’”【15】

1865年，南京城被湘军攻破，太平军残部向南逃窜。他们在逃窜中仍不忘其残暴本性。一个曾为太平军服务，后得以逃脱的爱尔兰人回忆：“所有违反他们的纪律的人都得到同一个处罚：处死。我曾看见一百六十个人因为没有出操被斩首。两个男孩因为抽烟被斩首。所有的战俘都被杀死。被指控为间谍的人被反绑在柱子上，周围放上树枝，点火烧死。”【16】

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带来的是：“从广西到天津的三千多公里之间，都市尽成瓦砾，城镇尽被废弃。他们每到一处都是无休止的抢掠；他们既没有打算重建他们毁掉的、保护幸存下来的，也没有打算归还他们抢走的。在他们离开后，那些曾经人口稠密的城镇现在野兽出没、在建筑物的废墟中筑窝，雉鸡的长鸣在四下里回荡；那些曾经被辛勤耕耘的田地现在是一望无际的杂草和灌木。除了无尽的财富的损失和幸存者的悲惨、疾病和饥馑，据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在1851年到1865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有整整两千万人死亡。”【17】

在这两千万死者当中（许多学者估计的死亡人数更高，有的学者估计的死亡人数上亿），除了在战场上被屠杀者，多数是生计被剥夺而饿死、病死、冻死的平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