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51:我的作者朋友們(一)
《九十年代》休刊號,刊登了許多作者文章,回顧與《七十》《九十》的淵源。有些是我們長期的專欄作者,也有在中港台問題最熾熱時代來稿較多的作者,好多年沒有聯絡了,休刊又勾引起他們的回憶。
當時看到這些來稿,我心裡也頗感不捨。
一些作者在當年為我們雜誌寫稿時,已經頗為有名。但更多作者,卻是有才華卓識,但只在《七十年代》面世後,才找到發揮寫作的平台。也有雖然已經在某些中文報刊上發表過文章,但在《七十》《九十》才放出異彩。後二者,又跟保釣運動頗有關係。
1971年10月底,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那時,中國大陸仍然處於文革時期,幾乎所有知識人還沒有從監獄、牛棚或幹校中「解放」出來。恢復聯合國席位後需要相當數量的翻譯人才,包括口譯與筆譯。中共去哪裡找這些人呢?正好那時保釣運動興起不到一年,於是中共就廣邀保釣人士去聯合國工作。其中許多人同《七十年代》有聯繫。
聯合國的工作,屬高薪優差,對於大部分留學美加、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才來說,工作量相當低。於是他們大部分時間就是看書和寫作,而《七十年代》就是他們發表的地方。我們好些專欄作者,因而成名、出書,並一直給我們供稿直到休刊。
其中原名張文藝的張北海,1971年在洛杉磯參加保釣時,寫了一個劇本,投稿《七十年代》,而我們給他出了單行本。他說這是他的第一本書。1974年他開始給我們寫文章。頭幾年寫來的都是極有意思的長文,我印象最深的是刊於1979年一月號的《從理想到夢魘》,報導美國一個牧師,創設人民教,從追求平等吸引大批信眾,而導致「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極權獨裁,信眾像中了邪似的。1978年11月九百多名信眾在集體服毒中喪生。
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對美國這個新邪教造成的悲劇,不能不感到有類似的體驗。
1979年五月號,張北海又給我們翻譯了四萬多字的長文,美國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在中國》。文章貫串見聞與思想,生動好看。跟張北海同處一室工作的楊誠說,米勒知道老張把他這篇文章翻成中文發表後很高興,邀請老張到他在康州的田莊度週末。
2005年米勒去世,楊誠問老張,有沒有跟米勒談到他的前妻瑪麗蓮夢露,老張說:「當然沒有。我怎麼敢問?」不過老張提到,《紐約時報》出訃聞,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阿瑟·米勒當國際筆會主席的時候,奈及利亞作家索因卡(Soyinka)被關在牢裡,馬上就要被處決了。米勒去電營救,奈及利亞獨裁軍頭戈萬見到米勒的名字,就問,這個米勒是不是那個討了瑪麗蓮夢露當老婆的作家?證實之後,戈萬就下令把索因卡釋放了。米勒對這個「夫以妻貴」的事情津津樂道。他還表示,瑪麗蓮夢露若是地下有知,對這件事也會樂不可支。索因卡在1986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張北海在1981年《七十年代》集資時,當了我們的股東,1983年開始了每月定期寫「美國郵簡」專欄。他是我們作者中,最貼近和融入美國文化的人。中國作家阿城認為張北海的文章是一種特殊風度的雜文,說「文章一到了風度,就學不了啦」。
1979年我第一次去美國,就住在張北海家裡。他不像其他同事,住紐約郊區的獨立屋,他住紐約市區靠近聯合國的一間由工廠改裝的樓房。那時候,中國文革結束,大陸真相浮現,在聯合國工作的前保釣人士也分成兩派。一派仍然傾心擁護中國,另一派就傾向批判中國。老張比較不那麼「政治」,人隨和,跟兩派都能聊。於是幫我分別約兩派茶聚。
批判派在我面前不客氣地批評《七十年代》早幾年刊登一些旅外學者訪華後的媚共文章。郭松棻說:「我好久都不看《七十年代》。」我對於曾經誤導這些知識人,甚表慚愧。我覺得他們都是我的諍友。在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中,我和這些曾經的老保釣相互影響,一起提高了對中國的認識。
後來,《七十年代》開闢了一個每期由三人執筆的「自由神下」議政專欄。寫手都是這些在聯合國工作的朋友,金延湘(劉大任)、殷惠敏(楊誠)、彭文逸(水秉和),後來更換了余剛(虞光),再後加入不是在聯合國工作但也住紐約的嚴家祺。
「自由神下」專欄從1982年開始,一直維持到休刊號。對讀者和編者,都有很多啟發。他們有時也會或私下或公開向我提意見。楊誠就用其他筆名來信對編輯提出批評。我也照登。
張文藝與我同年,我們成了好朋友。他的侄女張艾嘉小時候住過他家,他來香港就住在張艾嘉家中。因此,張艾嘉也叫我叔叔。1990年她未婚懷孕,躲避記者,正好張文藝來,我們一起吃飯。我跟她說,我也是記者,你不怕嗎?她笑著搖頭。
值得一記的,還有其他作者。下篇再談。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27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 題記
- 闖關
- 圈內圈外
- 殺氣騰騰
- 煎熬
- 傷痛
- 動盪時代
- 抉擇
- 那個時代
- 扭曲的歷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 淪陷區藝文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 俄羅斯歷險記
-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 告別《九十年代》
- 休刊的社會悼詞
- 我的作者朋友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