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电影简史之类型片（六）——逃离和边缘人主题

受1940年代瑞典文学潮流的影响，逃离和边缘人的主题是那一时期新锐导演们所喜爱的。伯格曼的早期电影中很常见，如《危机》（1946）中的杰妮，她在大城市以出卖身体来“奋斗”，经过一番挣扎后，还是带着丑闻和失败逃回到家乡小镇。而小镇另一个年轻姑娘又想从这里离开，逃离养母给她的压制性母爱。两个女性的逃离和回归像是一个闭环般的怪圈。

在约斯塔·韦尔纳（Gösta Werner）的作品《院子里的两级台阶》（Två trappor över gården ， 1950)中，描述了两个被边缘化的人试图摆脱现实困境的徒劳。由于结局让人极度绝望，这部影片在德国上映时被要求将结局修改得“积极一些“。片中主角本特是一个无根无底、不合潮流的艺术家，他从一家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之后遇到了身世悲惨女子英格尔，他们一起梦想着摆脱困苦的生活现状，去一个小岛上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想尽方法赚钱，但四处碰壁……影片最后本特当着英格尔的面开枪自杀。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种双重的逃离：从城市压抑的环境中逃离，同时也从他们艰难的过去中逃离内心的痛苦。与伯格曼影片中逃离是为了回归不同，这部影片强调的是乌托邦式的突围。这对情侣逃离的象征物是一艘浅色的驳船，在影片结尾处，这艘船驶出了斯德哥尔摩港，但男女主角却没有离开。

在20世纪50年代的瑞典电影中，在与现状进行一番挣扎后，寻求突围或逃离是很多电影的核心主题。主人公们多是边缘群体，他们由于无法适应社会的既定运转规律，因而不断地试图挣脱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其中也不乏那些想从“无情的”社会环境中解放自我的人。这些影片从不同角度、通过不同类型的个体经历表现了这些边缘人的成因，如不幸的童年，性格有缺陷的父母或其他凡此种种的负面力量。他们的逃离多是关于个人和群体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同样的主题在战前时代也有，但那时的边缘群体抗争和结果多是积极正面的，最终他们都会与社会、与周围达成和解。但50年代的边缘群体却不同，他们的抗争和逃离往往都以悲剧收场，即使选择回归原来的社会，但也不是找回自我或真正融入社会，多少都是一种无奈，或许未来还会再度逃离。

这与50年代瑞典社会状况有关：经济在战后得到发展，城市化脚步越来越快，而社会福利制度也还在进行阶段，并未得到完善。这是容易产生分化的时候，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被别人或自己边缘化，他们苦苦挣扎却总是无法找到进入社会主流的路径。一个很容易得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逃离，但逃离的结局终究更加悲惨，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有伊甸园。

与多数边缘群体影片不同，1950年上映的、由拉斯-爱里克·谢格伦（Lars-Eric Kjellgren）根据瑞典著名城市题材作家皮尔·安德斯·福格斯多姆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市入睡时》（Medan staden sover）描述了一群家庭生活无忧的青年逃离现实的故事，他们反社会的来源是无聊和自大——他们要创造奇迹。这一是群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社区的中产阶级青少年，他们成为小流氓主要原因是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对安然无恙却一成不变的现状感到厌倦。他们逃离的方式是自己组成一个团体，然后从偷窃和抢劫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他们破门进入别的人家时，掏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雪茄和白兰地享用。边享用边大叫：“我们这样的家伙，到底想要什么？我们要砸烂这个世界！'”

这部兼具青少年犯罪和边缘人主题的电影由于叙事的成功在瑞典票房成绩很好，但导演提出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答案，这一类型的边缘人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他们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是不是社会毒瘤？这些问题也在不断被瑞典社会讨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