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拍攝的權威

同一個地點，同一個人，第二次。對拿着相機的人來說，或許這是件平常不過的瑣事，但的確令我心頭繃緊了好幾日。

為自己策劃的活動落水拍宣傳片，托着久久未出動的大部相機連咪和腳架，在這艘橫水渡上拍呀拍。橫水渡出名人少，水手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甚至搭客好像也是來來去去那幾個。我隔幾日搭一搭，拍呀拍，該好認得很，但水手都對我視而不見，甚至在問了後說「你咪拍囉，呢度又冇遺禁品」的阿叔式無厘頭之語。而搭客也只是繼續睡覺的睡覺，看海的看海，可謂一艘與世無爭的船。

直到這位船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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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他看見我架起腳架在拍，走過來用殷勤語氣說：「先生，呢度唔俾拍嘢嗰喎。」我好像中學生上堂被老師捉到，收起課本後的公仔書般收起器材。再問：「你拍嚟做咩？你係邊間公司㗎？」自己拍嚟玩嘅，我說。「先生，呢度唔俾拍嘢嗰喎。」我像做錯事返回座位的學生坐下，心頭緊縮。

緊縮了好一會，我才明白這緊縮的意思：點解其他人用手機拍來拍去，我卻不可以呢？只是因為我的器材看來專業些？ 還是因為我拍的角度不同？想完，覺得自己沒錯，就又繼續開始拍了，但還是心頭繃緊地拍，好像在做錯事地拍，要偷偷摸摸地拍，也就變成心不在焉地拍。

第二次，一兩週過後，我在拍，他行過，大家都認得對方。本能反應在心裏「X」了一聲，大概隔着口罩也流露了在臉上，他也大概一樣。原本踏了步想回船長室的他看見我，又回頭走了過來，這次殷勤變成嚴厲，「先生，呢度唔俾拍嘢嗰喎」加了個感歎號喺尾，有「一錯再錯」（加感歎號）的義正辭嚴。

我確實不是善辯之人，但本能上當然不服氣（特別是想完覺得自己沒錯），也就本能地半收不收的輕輕移了相機，以示不服氣。他一定感受到這不服氣，竟然站在我面前翹起手守龍門式站着，嘴上沒說也有一副逼令我「收起佢」的氣勢。我被他這架勢觸怒了，情急之下，竟然無謂的說「我冇袋裝，咁樣係收埋咗。」他見我沒在拍，就半信半疑地帶着怒氣離開。附近三隻手指數得晒的乘客，定是覺得這場面在這船少見，說「拍吓嘢都唔得，咁啲人係咁用電話影嚟影去咁點？」

我錯。我錯在不懂得認真問他「點解唔俾」，「咁點解啲人影就得」，「點解相機大部啲就唔影得」，「係腳架唔得定係點」等等。這心頭的繃緊，很大部分是怪責自己不懂據理力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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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心頭繃緊維持了幾日，也未免太久。順籐摸瓜地找源頭，竟然想到這種被穿着制服就代表權威、繼而代表真理的人無理指手劃腳的場境，不就是香港這一年多以來的日常？而我和其他大部分人的反應，最多除了駁兩句嘴外，在那一刻也只能逆來順受（當然不代表長期如此）。船長不准拍攝的權威勸籲，好像證明這種穿着制服想點就點的趨勢，已經蔓延到生活每一個角落。我面對船長時不着邊際的反應，則好像是習慣了社會上一切無理的無力感。心頭的繃緊，是對權力壓逼的作嘔作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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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兩次在外地交通工具拍照的經歷。

2012年，在福建乘火車，在中途站下車拍照，忽然被月台站長大媽式破聲么喝：「你在拍啥？你是哪個單位的？工作證呢？」我只能陪笑說「沒有單位」。雖然不明白為甚麼不能拍，但被她嚇了一嚇，在那躺火車再不敢拿相機出來拍照。

2016年，在吉爾吉斯比斯奇火車站附近的車軌拍照。忽然之間，一羣職員圍起我，說俄文好像說要帶我去一個房間。那時已經是雨傘運動和魚蛋革命之後，這個陣仗令我近乎歇斯底里地用英文呼叫，他們卻好像不明所以，似乎不太聽不懂。最後，一個英文較好的職員冒了出來，問了我幾句，就放了如驚弓之鳥的我走。我跟當地朋友說了此事，他說火車站怕被襲擊，所以是不能拍照的。雖然如此，我還是猶有餘悸，心想這個地方的公職人員怎樣這麼惡形惡相 — 幸好香港不會這樣。

— 不過，這是2020年的香港，一個被穿着制服就代表權威和真理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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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瑣事提醒我，要時刻保持平靜理性，例如在船長再次話呢度唔俾拍嘢時，淡定地問佢點解唔俾。

（幸好宣傳片已經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