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拍攝的權威
同一個地點,同一個人,第二次。對拿着相機的人來說,或許這是件平常不過的瑣事,但的確令我心頭繃緊了好幾日。
為自己策劃的活動落水拍宣傳片,托着久久未出動的大部相機連咪和腳架,在這艘橫水渡上拍呀拍。橫水渡出名人少,水手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甚至搭客好像也是來來去去那幾個。我隔幾日搭一搭,拍呀拍,該好認得很,但水手都對我視而不見,甚至在問了後說「你咪拍囉,呢度又冇遺禁品」的阿叔式無厘頭之語。而搭客也只是繼續睡覺的睡覺,看海的看海,可謂一艘與世無爭的船。
直到這位船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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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他看見我架起腳架在拍,走過來用殷勤語氣說:「先生,呢度唔俾拍嘢嗰喎。」我好像中學生上堂被老師捉到,收起課本後的公仔書般收起器材。再問:「你拍嚟做咩?你係邊間公司㗎?」自己拍嚟玩嘅,我說。「先生,呢度唔俾拍嘢嗰喎。」我像做錯事返回座位的學生坐下,心頭緊縮。
緊縮了好一會,我才明白這緊縮的意思:點解其他人用手機拍來拍去,我卻不可以呢?只是因為我的器材看來專業些? 還是因為我拍的角度不同?想完,覺得自己沒錯,就又繼續開始拍了,但還是心頭繃緊地拍,好像在做錯事地拍,要偷偷摸摸地拍,也就變成心不在焉地拍。
第二次,一兩週過後,我在拍,他行過,大家都認得對方。本能反應在心裏「X」了一聲,大概隔着口罩也流露了在臉上,他也大概一樣。原本踏了步想回船長室的他看見我,又回頭走了過來,這次殷勤變成嚴厲,「先生,呢度唔俾拍嘢嗰喎」加了個感歎號喺尾,有「一錯再錯」(加感歎號)的義正辭嚴。
我確實不是善辯之人,但本能上當然不服氣(特別是想完覺得自己沒錯),也就本能地半收不收的輕輕移了相機,以示不服氣。他一定感受到這不服氣,竟然站在我面前翹起手守龍門式站着,嘴上沒說也有一副逼令我「收起佢」的氣勢。我被他這架勢觸怒了,情急之下,竟然無謂的說「我冇袋裝,咁樣係收埋咗。」他見我沒在拍,就半信半疑地帶着怒氣離開。附近三隻手指數得晒的乘客,定是覺得這場面在這船少見,說「拍吓嘢都唔得,咁啲人係咁用電話影嚟影去咁點?」
我錯。我錯在不懂得認真問他「點解唔俾」,「咁點解啲人影就得」,「點解相機大部啲就唔影得」,「係腳架唔得定係點」等等。這心頭的繃緊,很大部分是怪責自己不懂據理力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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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心頭繃緊維持了幾日,也未免太久。順籐摸瓜地找源頭,竟然想到這種被穿着制服就代表權威、繼而代表真理的人無理指手劃腳的場境,不就是香港這一年多以來的日常?而我和其他大部分人的反應,最多除了駁兩句嘴外,在那一刻也只能逆來順受(當然不代表長期如此)。船長不准拍攝的權威勸籲,好像證明這種穿着制服想點就點的趨勢,已經蔓延到生活每一個角落。我面對船長時不着邊際的反應,則好像是習慣了社會上一切無理的無力感。心頭的繃緊,是對權力壓逼的作嘔作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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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兩次在外地交通工具拍照的經歷。
2012年,在福建乘火車,在中途站下車拍照,忽然被月台站長大媽式破聲么喝:「你在拍啥?你是哪個單位的?工作證呢?」我只能陪笑說「沒有單位」。雖然不明白為甚麼不能拍,但被她嚇了一嚇,在那躺火車再不敢拿相機出來拍照。
2016年,在吉爾吉斯比斯奇火車站附近的車軌拍照。忽然之間,一羣職員圍起我,說俄文好像說要帶我去一個房間。那時已經是雨傘運動和魚蛋革命之後,這個陣仗令我近乎歇斯底里地用英文呼叫,他們卻好像不明所以,似乎不太聽不懂。最後,一個英文較好的職員冒了出來,問了我幾句,就放了如驚弓之鳥的我走。我跟當地朋友說了此事,他說火車站怕被襲擊,所以是不能拍照的。雖然如此,我還是猶有餘悸,心想這個地方的公職人員怎樣這麼惡形惡相 — 幸好香港不會這樣。
— 不過,這是2020年的香港,一個被穿着制服就代表權威和真理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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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瑣事提醒我,要時刻保持平靜理性,例如在船長再次話呢度唔俾拍嘢時,淡定地問佢點解唔俾。
(幸好宣傳片已經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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