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一个妻子眼中的边疆
珍妮·伍尓辛（Janet Elliott Wulsin），20世纪初行走中国边疆的博物学家，探险队里的医生、财务和联络者，纽约长大的铁路大亨的女儿，探险家弗雷德里克·伍尓辛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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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被带入田野”的妻子一样，她眼中的边疆并非她丈夫意图建立声名的猎场，而是与藏族和蒙古女性共享密语的空间，是流动而难以平衡的家，她是更负责的家长。虽然她的博物学实践有千般家庭、学界和边疆的限制，以当下的学术和性别视角来看亦有诸多不足，细读珍妮在边疆的行迹与思考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殖民时期西方旅行者的内部分化。否思全知全能白人硬汉的田野观，也能让我们想想边疆的另一种颜色，另一种博物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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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以从珍妮出发的女性视角重新思考西方博物学与中国遭遇的文章刊于《读书》杂志2022年第5期。
作者 / 李晋
01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有两个伍尓辛。弗雷德里克·伍尓辛是探险家和动物学研究者，曾经代表哈佛大学和国家地理学会两次访问中国。在这些考察里，陪伴他的是他的妻子珍妮·伍尓辛，一个在纽约长大的铁路大亨的女儿。1980年，哈佛的皮博迪博物馆出版了弗雷德里克对两次考察的记录，但是直到2003年我们才看到珍妮的文字和照片。在这本《消失的王国》里，珍妮·伍尓辛的信件和照片把我们带回到卓尼、定远营等已经消失的边疆政权。这批史料让我们有机会从女性视角重新思考西方博物学与中国的遭遇。
《消失的王国》封面。图源：作者
十九世纪，在中国推动博物学发展的欧洲使节和官员基本是男性。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这些人在通商口岸周围探索中国的自然和物种，研究中国的语言和历史，像人类学家那样记录中国的社会和生活。但是我们很少听说这些人的妻子有类似的爱好。探险与考察所需要的勇敢与毅力，似乎总是与男性绑定在一起。人们相信男性比女性更能忍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更能承受异域文化和疾病的冲击。他们会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全世界收集动植物标本和人类种族资料的基本是男性，他们雇佣的帮手也大多是男性。
但是，女性很可能只是由于殖民制度的限制才没能参与博物学知识的生产。很多欧洲国家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都不允许女性到殖民地去谋生，它们担心女性的大量出现将有损欧洲文明在全世界的强健形象，还有种担心是如果有大量妻子跟着丈夫到海外，这些家庭将因为开销的增加而要求补助，否则就会因为陷入赤贫而转向对布尔什维克的认同，这两种情况都将增加殖民政府在治理上的负担和难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国家只允许单身男性到海外殖民地去淘金，由此造成的是人口性别比例在母国的失衡。1911年，英国女性人口比男性多了一百三十万，为了避免多出来的女性无法找到配偶，欧洲各国放松了对女性流动的管制。
人们期待走出去的女性能继续在新定居的土地上按照欧洲标准操持家务，保证丈夫和孩子能继续保有对母国文化的认同。在这个白人家庭观的统治下，跨种族的亲密关系成为禁忌，与土著有染的殖民官员必须要离职，白人妻子因此被视为维护种族边界的最保守的势力。乔治·奥威尔通过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在自己的《缅甸岁月》里展示了这套话语的影响。在他的书里，这个角色没有任何财产和谋生的技能，在母亲死后到缅甸投奔亲戚。她厌恶缅甸的文化和市集，厌恶缅甸女性的长相和身体。为此，她拒绝了一个与缅甸人有染的开明军官的追求，选择嫁给年长的行政署长作太太。奥威尔批判了这个白人太太群体和她们创造的封闭的圈子：“与生俱来的冷漠刻毒越来越彰显，仆人们都很怕她（伊丽莎白）。她总是举办令人陶醉的晚宴，知道如何接待下属官员的老婆……。”但是，这套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把殖民者的妻子当做体系的替罪羊，用她们来解释殖民体系与地方社会的脱节。有个说法是一旦有了这些女性，她们的丈夫就必须筑起高墙来保证她们过得舒适，避免她们在土著人的怒火下遭到强暴。男性官员因此无法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这套污名化的说法暗示着在海外生活的女性很可能无法像男性那样，自由地探索身边那些她们或许会感兴趣的世界。
珍妮·伍尔辛的故事有可能给我们历史的另一个版本，她的丈夫是探险家和动物学研究者，她必须跟着他在中国的民族地区考察。这种流动对一个白人女性意味着什么？在旅行中，她对现代科学是否做出了我们不知道的贡献？重估一个妻子在现代博物学事业中的作用将关系到对权力关系的反思和揭示：博物学事业之所以与男性形象绑定在一起，是否只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把女性局限在家庭之内？这种权力批判可以导向一个更大的女性主义框架：一旦我们有机会证明白人女性在考察中不是被动的旁观者，那么她们是否有机会在遭遇第三世界女性的同时，从对方身上意识到她们作为女性的共同身份？
02
珍妮·伍尓辛的成长环境看上去和探险没有任何关联。她在纽约和波士顿的富人区长大，从小受到的教育的是女人应该以家业为重。她的父亲掌管着整个新英格兰的铁路，或许是童年时经常从列车上远眺窗外的景色，少女时代的她想要逃离自己成长的圈子。二十三岁那一年，她在舞会上遇到了哈佛工程系毕业的弗雷德里克，珍妮的生命里还从未遇到这样一个人，想要以动物学和人类学为志业，而且已经为哈佛的动物学博物馆在东非收集了一年的标本。两个年轻人很快堕入爱河。一战爆发后，弗雷德里克报名参军，随后被派往比利时的前线。为了更靠近自己的爱人，珍妮在美国红十字会的招募下到巴黎做了护士。
弗雷德里克的妈妈是一位活跃在巴黎文化界的女士。在巴黎，她引导珍妮接触最前沿的文学和戏剧，在知识界和报界的沙龙上汲取养分。这个圈子取代了原生家庭对珍妮的影响，但是她和弗雷德里克的婚姻并没有逃过阶层的鸿沟。为了讨好珍妮的爸爸，弗雷德里克在战后加入一家美国公司做财务，但是只坚持了一年，他就意识到自己无法放弃探险的梦想。一九二一年，哈佛大学询问弗雷德里克是否愿意再次接受动物博物馆的委托到中国搜集标本。美国经济在当时已经有萧条的征兆，珍妮的爸爸希望弗雷德里克能利用这个机会帮家族开拓海外市场。他帮助弗雷德里克拿到了包括国务卿在内的十一封有分量的推荐信。弗雷德里克和珍妮做了两个月的准备。他们从西雅图出发，乘船经日本和马尼拉到上海，登上前往北平的列车。
到达北平时，弗雷德里克已经放弃了经商的打算。当时的北平有一个外国人的圈子，里面不乏暴得大名的动植物考察者，这些坚定了弗雷德里克从事考察的决心。他和珍妮在北平组建了一支队伍，两个人带队从太原、忻州、大同到塞北的呼和浩特，一路搜寻稀有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弗雷德里克在山西染上了疟疾。接下来的半年，他只能派助手继续到江南搜集标本，自己在北京的水磨胡同养病。他的队伍最终找到了扬子鳄、白鳍豚和其他一些稀有鸟类和蛙类的标本，帮助哈佛学者完善了他们对中国和蒙古动物的认识。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伍尓辛夫妇就建立了自己在圈子里的名声。
一九二二年五月，弗雷德里克回到美国养病。他告诉岳父自己没有在中国找到商机，但是看到了一条通过学术攀升的通道。他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迟早会引起学界的兴趣，如果能利用搜集标本的机会研究这些民族，他有信心在哈佛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利用自己在中国的人脉涉足政坛。不管有没有说服自己的岳父，弗雷德里克说服了国家地理学会的主席。他和珍妮将得到一笔两年的资助，这一次他们以考察中国少数民族为目标。
03
一九二三年，伍尓辛夫妇在北平组建起新的队伍。起初他们想要去贵州，但是最终选择了相对安定的西北。两个人的朋友里有不少曾访问过西北，他们都认为这不会是场一帆风顺的旅行。当时最了解西北的是在戈壁滩发现恐龙蛋化石的安得思。安得思的夫人告诉珍妮，自己在安得思考察时就待在北平，而且她也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女人会跟着丈夫去边疆。这让珍妮更不想离开自己在北平的圈子，她觉得这个圈子很像她曾经生活过的巴黎，她也非常喜欢北平这座城市在精神层面给她的刺激。上次来中国，她最喜欢的就是用古董店淘来的家具、丝绸、毛毯、字画布置自己在水磨胡同的小家。这让她意识到自己想要的不是风餐露宿的冒险。漂泊对她而言，可能更像是寻找一个足够舒适的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这个家里不能没有弗雷德里克，她的丈夫，所以珍妮选择了牺牲。她剪短了头发，在写给父母的信里，她说你们精心培养的女儿已经“永远地死了”，镜子里的短发女人要成为“草原上的野花”。考察队先到达包头。从那里，他们穿过腾格里沙漠到兰州，然后从兰州到更远的西宁和藏区。弗雷德里克和珍妮会平安度过路上的每一道劫难，不仅包括沙尘暴、劫匪和断水，还包括削弱人意志的鸦片。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要挑一个地方休整。不管是巴彦浩特的定远营旗府，兰州城种满罂粟的小楼，还是卓尼土司拨给他们的木屋，在每一个这样的地方，珍妮总是坚持用自己挑选的家具装饰它们，打造出生活的仪式感和家的氛围。
但是像绝大多数丈夫，弗雷德里克忽略了珍妮的感受。他总是焦虑于工作，焦虑于自己能否控制住考察的预算，能否满足国家地理学会对照片和标本的期待。那个年代的考察者为了大机构的合同面临激烈的竞争。在他们出发前，国家地理学会答应弗雷德里克要在二月和三月的杂志里宣传这次考察，但是一直等到八月，他们都没有看到文字。弗雷德里克写给国家地理学会的报告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他寄出去的礼物也没有消息。在甘南，考察队收到了一份哈佛寄出的册子，里面提到了所有在中国考察的美国探险队，唯独没有提到他们。弗雷德里克万分沮丧，觉得自己已经被遗忘。珍妮只有在与亲友通信时才敢吐露对丈夫的担忧。她相信丈夫只是由于运气不好才没有爆炸性的发现，而且她觉得弗雷德里克不像安得思或洛克那样善于炒作自己。在写给《国家地理杂志》的文章里，洛克宣称自己最早拍摄了卓尼的羌姆法会，但是他到卓尼的时间实际上晚于弗雷德里克和珍妮。为了增加弗雷德里克的曝光度，珍妮甚至写信给家人，希望他们能利用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关系施加些影响。
让人惊讶的是，即使已经做出如此巨大的妥协和牺牲，珍妮还是会担心拖丈夫的后腿。她在写给母亲的信里提道：“弗雷德里克热爱他的工作，热爱中国和他研究的问题。他的想法已经开始像个学者……但是问题在于我。这种生活虽然很有趣，可是我不想永远这样过。”她不想让两人的婚姻失去共同语言，但是在家务之外又找不到帮助丈夫的办法：“爱一个人却不能给他想要的东西是件悲伤的事情”，她告诉婆婆。这些不时出现的自责展示了珍妮·伍尓辛矛盾的一面。她选择探险家做丈夫，选择保有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但是当她真地有机会面对那个世界，她又多少因为对丈夫的关注而辜负了这场邂逅。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或许会感到惋惜，如果珍妮·伍尓辛能再勇敢一点儿，她或许能对世界博物学有更大的贡献。
04
不管怎样，珍妮·伍尓辛证明女性完全有可能颠覆我们对博物学事业的想象。虽然她的丈夫抱怨“在队伍里带一个女人相当于带四个男人”，但是珍妮在队伍中承担着具体而关键的任务。她负责队伍的联络和财务，负责标本的整理和运输。在必要时，她像男队员一样抓蛇、打野猪、给驼队打包。弗雷德里克在接受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后开始学习摄影，他把照片冲洗和放大的任务交给了珍妮。在路上，珍妮用临时搭建的暗房冲洗了数千张底片。她还利用自己当护士的经验保障了队伍的健康。通过行医和赠药，她帮助队伍赢得了地方社会的好感，很多标本实际上来自于前来看病的农夫和猎人。这些细节都证明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影响博物学知识的生产，历史上一定有很多女性用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推动了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考察。
或许，我们越是在历史上寻找女性考察者的身影和声音，就越有可能发现围绕在她们身边的规训与权力。与同时代的很多女性相比，珍妮·伍尓辛没有在从小的耳濡目染中滑向对男权政治的顺从，相反，她独特的人生轨迹和婚姻证明，这是个想要掌控自己生活的女性。但是珍妮·伍尓辛还是掉进了由丈夫制造出的漩涡：他把她带到中国，又不给她想要的中国，在矛盾中，她只能选择妥协和牺牲。珍妮·伍尔辛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体性复杂的一面。当不平等的性别实践和不公正的家庭关系塑造了女人对爱的意识，她们在想要突破时也可能撞向权力的樊笼。作为能动者的女性与作为受害者的女性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看似自由的选择有可能是对权力关系的复制和确认。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种摇摆来理解珍妮·伍尓辛与边疆女性的互动。无论是在正式的社交场合还是路上的偶遇，珍妮特别喜欢在信里讲述这些互动。在谈到藏族女孩儿如何调侃弗雷德里克的相貌时，她说她们“美丽”而“直接”。在谈到自己如何与蒙古女性交流对首饰、针线包和辫子的看法时，她说这是“所有女人的共同语言”。珍妮·伍尓辛无疑对女性的共同身份有一种模糊的自觉，这也解释了她为什么非常在意中国女性的烟瘾、缠足、恶劣的卫生条件，以及年长女性与年轻女性之间的等级关系。像后殖民研究者指出的，在海外旅行的白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注意到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如何限制了当地女性的发展。但是我们不知道当珍妮·伍尓辛哀叹中国边疆女性的境遇时，她是否通过把自己放到一个观察者的位置，暂时忘记了类似的权力机制也通过不平等的婚姻关系限制了她这个白人女性的自由。
珍妮·伍尓辛的故事突出了性别不平等对理解殖民世界的意义。受后殖民思潮的影响，当学者们批判西方殖民者如何用强势话语屏蔽底层的声音时，他们往往忽略了在统治者内部同样存在着分化。任何想要从性别角度批判殖民主义的学者，都需要意识到白人女性同样有可能像土著女性那样在殖民体系里处于受害者的位置。欧洲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剥夺了进出殖民地的自由。在可以参与对殖民地的建设后，她们也被归入殖民秩序最糟糕的一面，仿佛在没有她们干扰的情况下，男性殖民者可以更好地达成与地方社会的和解，实现殖民势力作为启蒙者的一面。与同时代的很多女性相比，珍妮·伍尓辛无疑拥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当她拥有的阶层优势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被稀释时，她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出身上层的女孩儿，在作为单独个体时也要屈从于男性主导的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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