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极权主义美学 从新中国密码说起

网络上出现了很多与新中国密码15665,611612相关的信息，一串乍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数字，其实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一句的曲调。新中国密码的含义比这串数字本身，更让人摸不着头脑。

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没有太多的改变，从报纸书籍、广播喇叭到屏幕音响或耳机，依然是在用眼睛耳朵去接收，头脑去处理。然而我们认同观点的方式不知不觉中已经出现了变化。在能够区分事实与观点的前提下，接受信息中的事实简单容易，但接受观点则需要思考或立论者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以达到信息对称的基础。

在事实认知一致的情况下，逻辑认知再与其达成一致，最后认同提出的观点。一般来讲即便想要利用谎言宣传其观点的人也不会捏造一个可以查证的事实来作为思想控制的基础，往往是基于现有的事实辅以错误逻辑论述得到错误的观点，或者用模糊的难以考证事实，破坏逻辑思考依据的连续性来移花接木达到错误的观点，或者像《中国不高兴》这本书一样，用理直气壮盛气凌人的表达方式，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做思想基础，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让每一个渺小个体在话语中的群情激愤中感到群众的力量，以此非理性的达到排他，压制甚至语言暴力式的观点传达。

为了能够清晰分辨一段话语中的观点与事实，可以通过简单的思考达到，比如在泽连斯基是乌克兰总统，和泽连斯基是一位有能力能打击腐败的总统的两个论述中，泽是总统，是陈述一个事实，如果泽事实上不是总统（这可以很容易的证实真假）则轻易可以发现论述是谎言；而泽能打击腐败，需要泽不仅有能力打击腐败，还要通过证明存在运用其打击腐败的能力打击腐败的行为，才能认同这个论述在当下是事实。

而单独通过论证其打击腐败的能力，或彰显其打击腐败的行为，或者把论证其打击腐败能力与打击腐败的行为加总，都不能让泽有能力打击腐败的论述具备事实性。因为这个论述中肯定的是泽的能力不是行为，所以单独依据行为无法证明行为来自其能力，而能力不通过行为展现，单独通过对能力的赞扬等表达也无法证明能力的确实，而能力通过行为展现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其行为来自于能力的逻辑联系，并通过说理的方式让人在理性上接受其打击腐败的行为是运用了他打击腐败的能力。

打击腐败的能力和打击腐败的行为并没有直接联系，因为，没有对反腐的事实控制力和决断力也可以进行为了更换腐败的主体，提高腐败的隐蔽，也能是为了获得反腐行为本身带来的群众认同等等形式上的反腐。所以把反腐的能力和反腐的行为加总也不能证明其有能力打击腐败，必须建立起反腐行为和反腐能力的联系，不论是以什么形式的文件证据还是行为主体主观意志的表述或者其他当事人可证实的观点的传达来在符合人类理性的基础上将行为与能力建立起联系，这时，泽连斯基是有能力打击腐败的总统的观点才可以被接受和认同。

否则无论再大的嗓门宣传泽连斯基总统的能力或堆砌再多的事实来证明泽连斯基的能力都无法达到其证明泽连斯基有能力打击腐败的观点的目的。

回来说开篇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数字和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段数字的含义，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对这段话本身的思考时，已经不能要求作词者复生来讲述其理由和依据，但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对任何一段话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诘问。

汉娜阿伦特认为“我与我自己的二元关系使得思想成为一种真正的行为。再这个行为中，我既是提问者也是答问者。”思想能够“通过问答的过程”，实现“辩证和批判”。思想的问答过程是“一种字词的旅程......它让我可以不断提出那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当你说一件事情时，你的意思是什么？”“苏格拉底式思想的唯一标准是一致”，即“与自己相一致”。

因为人的思想都是通过言词表达，“一个思想的人”是“一个用字词显示思想的人”。对于苏格拉底式的自我诘问，“重要的是字词必须真实，每个字词中必须有真实，用说话将真实的看法传达给自己和他人”。当言词与想法一致称之为逻各斯，logos理念。

那么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论述，我们假设它已经是我们主观上认同的观点，并且由我们自己措辞表达出来的，然后对它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自我诘问。

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新中国？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吗？共产为什么是新中国出现的必要条件？它是充要条件吗？这许多的问题的回答过程中还会出现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党派？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是利益？什么是人民？什么是公民？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苏联共产党？等等等等的问题在回答这些诘问的过程中还会出现更多的类似的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很难，甚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全部解答的，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论述涉及的范围很大，在涉及的相关名词中，在涉及的相关历史中，所有与之涉及的概念并不是大多数人能够马上给出经得起自我诘问的答案的，即便是最博学的人也可能在某一个问题中停下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最终才能将回答与提问继续下去。

然而，在问题得到答案以前，我们并没有拒绝这样的论述，这样的论述的真实性，在问题解答以前实际是不可接受的，它缺少事实论证的过程，缺少把事实用符合人类理性的逻辑与它建立的联系。此时我们主观上已经认同的观点，并无法让“我与我自己达成一致”。再举一简单例子，“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那哪里有？真理是什么？绝对的真理是什么？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吗？我与我自己达成一致将会消灭我话语里无意识虚假和谎言，因为我们假设没有人想要撒谎欺骗别人。

那么在我们言辞中的观点无法与我们自己真正所理解的意思相一致的时候进行的任何观点表达，论述都是不负责任的。可能会误人子弟，然后文过饰非；可能会混淆真假，最后屈枉正直；可能会颠倒黑白，甚至让真理蒙蔽；严重的，会对自己本身再施加思想改造和说理的作用将自己“欺骗”，让“无法和自己达成一致”的内容，不经检验、证明仅通过重复和灌输终于成为完全认同的既定事实，成为社会和生活中的公理，成为判断检验其他观点的依据。

当这个过程成为习惯，当它的逻辑缺失和违背理性的问题被新的难以辨别难以自我诘问的观点通过教育，通过宣传或者什么其他的手段铺天盖地的存在而掩盖，就难以解决了。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启蒙时期著名学者Louis de Jaucourt在1765年为《百科全书》所写的祖国patrie词条里强调“专制缳轭下不可能有祖国”。

其实人凌虐他人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随着工业革命，国家机器的运作、科技手段和物质能力也得到长足发展，20世纪中崛起了在封建专制时期人们无法想象的恐怖的极权国家和统治机器，极权主义把人异化成为无思想，无判断的作恶工具，也只有在20世纪，现代国家依靠高度有效的“技术”和“官僚”，才可能实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秘密警察，契卡，集中营，层层下达、级级组织的制度，一元意志的政党、人事管理、任用升迁制度，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岛》中无论是否有罪，只要你进入了古拉格，那么总会有一个“合适”的罪名在等着你；纳粹如同精密仪器般运转的屠杀等等等等。

即便在民主制度已经被普遍实行，普世价值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今天，人类对祖国的思考依然有着价值，就像陈徒手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所说“人生就像一场细腻的梦，谢谢我们这些曾经努力过而天生伤感的追梦人。我曾设想过，假如时光倒流，我们这群人放置在这本书中的时代环境中，我们又能表现得怎么样呢？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唯有可取得时我们这一代人的携手合作精神和期盼国家进步的拳拳之心”。正因为我们共同承载着同样的记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同享有的历史记忆，让我们不仅对所有人类负有无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更对对每一个同胞具有切肤之痛的伦理责任。

哲学家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讲述，记忆是人的群体存在的印记。这是人之所以不能没有记忆的根本原因。有一次，一位以色列军官被采访道自己指挥的军事行动误杀的一名己方士兵的姓名时，他不记得了。此事报道在以色列引起公众震怒，人们责问他怎能轻易忘记士兵的名字。然而他只是普通的健忘，还是犯下了道德的过失呢？我们有记忆过去的责任吗？如果有那是为什么？我们该记忆什么？谁是这个“我们”？

人和人的联结 人际关系的维系，以记忆做基础。记忆承载了我们交流和维持关系需要的内容，而每个人都对其他人负有各种各样的责任，责任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同有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伦理责任可以概括。那么因为记忆的不同我们的关系亲疏远近有别，所以对不同的人负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法律责任往往来自于固定的书面等约束，不依赖记忆维系的关系。但伦理责任则往往存在于共享大量记忆的密切的群体中，比如亲人，记忆就有地界窄而记忆长的特点。道德责任则关怀所有的人或人类，记忆的地界宽而记忆窄。

而国家是人的集合体，它的存亡与政党，文化，经济都无直接关系，只要人民在国家就还在，哪怕国土被掳掠，国号被遗忘，只要拥有相同政治信念文化信念的人们在一起聚集，那一刻国家就已经产生，或依然存在。维系国家存在的是人们的记忆，它不仅是存在“记忆的过去”，也依托着它的过去经历、历史叙述、文化符号继续存在于“记忆的当下”。然而当人们不在同享一个信念一个理想的时候，这个国家可能已经名存实亡，甚至像前苏联一样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然而当同一国家的人民不再共享相同的记忆，当本应具有不可斩断的纽带的人民的记忆出现了断层，人们就被无情的割裂，巨大的代沟真实的存在于所有的人中间，让昨天和今天在这里成为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失去了道德责任的新人形成了新组织，新社会，新气象，这就是新中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新中国。

2012年的一个会议上，习主席发表讲话，前一个三十年和后一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然而，为南京大屠杀道歉的未必就是当年的施暴者们，最对纳粹感到羞耻愧疚的不仅是德国人，而是被纳粹生命之泉计划中出生的那一代可怜的婴儿们，从成胎就被国家机器抹杀了他们父亲的存在，在纳粹结束的时代承载所有受害者的憎恨与歧视，他们的存在的意义每一分每一秒都将他们反复钉在耻辱柱上，留给他们自己永无休止的愧疚与自责。。。

对全人类的道德责任因记忆联结你我而传递，却也因记忆断层而消失。在此基础之上新而又新的祖国，已经冲破了桎梏，不再是将祖国与自由，而不是国家的某种权威或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启蒙时期的落后观念。

墨索里尼说过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法西斯美学，是20世纪30年代，因为法西斯专政，诞生的有鲜明政治特色的文艺作品。纳粹使用各种艺术手段包装自己，美化、宣传。慢慢的与自己的民众产生了“奇妙的共振”，法西斯美学就此诞生，对二战时期德军的军服我们都有de javu的感觉，军装的设计理念源自希特勒的那句话，“军装一定要帅，这样年轻人才愿意来参军。”在极权统治下，军装从一件衣服变成了地位与力量的象征。

由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言论，宣扬日耳曼人种是全世界最优越的，军装中精致的勋章、皮革、近乎完美的剪裁，也成为了证明日耳曼种族优秀的道具。犹太人进入集中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换上统一的粗布囚服，集中营里，衣服标识了人类的属性。犹太人的黄星袖标我们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同样的极权统治下，受害者丧失了抵抗和逃脱恐怖的能力，成为麻痹漠然的行尸走肉。

犹太领袖在犹太人中分发标志身份的黄星袖章，有的地方“如在华沙‘卖袖章’成为一种正常生意，由普通的布袖章，还有可以洗的时髦塑料袖章。”羞辱的标志能如此美化，“不只是加害者非人化，受害者也非人化，这才是极权统治下最恐怖的体验”阿伦特说。

希特勒后来对建筑学十分的痴迷。和精美的军服一样，宏伟的又高大的建筑是消除日耳曼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

希特勒钟爱威廉·理查德·瓦格纳这位作曲家，纳粹德国街上到处奏响的是瓦格纳的音乐，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一定会响起那首庄严崇高的《众神的黄昏》。当希特勒检阅军队，全广场上的人全举手行纳粹礼的时候；无数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的家园，被纳粹用装在火车里运往集中营的时候；这时候的背景音乐多半是瓦格纳的曲子。瓦格纳的音乐成了纳粹德国的音响符号，以至于二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现在以色列人还拒绝演奏瓦格纳的作品。

被视为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的，是莱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记录纳粹党代会的电影《意志的胜利》。整部电影全部充满了欢呼、游行、集会、呐喊、鲜花和举手礼。检阅游行队伍的场景中，人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一群灰灰的小蚂蚁，他们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自由，只需要狂热的拥护和热爱。

“《意志的胜利》迷惑了许多人，《意志的胜利》中是各种盛大庆典、阅兵。在这种场合，群众是大量聚集的，人是可以变成物的，可以随意倍增或复制的，这部电影给他们注入强心剂，他们聚集在希特勒的旗帜之下。在法西斯的整个文化思想生产线上，音乐、服饰、电影、建筑全部都是希特勒发动机。”

法西斯之所以使用这些美的形式，原因是它让许多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而法西斯美学会让一个普通人感觉到自己投入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从而觉得自己的生命又“重获”了自由和意义。

袁腾飞的微博转发过一段话，“所谓法西斯美学就是，用壮美的画面、宏大的场景、整齐划一的队列、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藐视一切敌人的态度，来表现国家主义的价值观，来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作为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的幸福感和崇高感。”

我们不要再被这种美学所绑架，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The Root is Man》的作者，认为个人判断不建立在传统的个人主义基础上，个人道德意识是一种经历磨练，产生于思想的道德意识。他强调，现代人生存在一个“即不确定，又无指导”的世界，不相信“科学能确实无疑的解释一切”。价值是与人的实际存在有关的价值，不是抽象的主义或意识形态，价值的根是人。“对我来说，和平主义主要是积极对抗不公正和不人道的一种方式……我的和平主义可以称为“非暴力抵抗””。

而作为每一个存在的人我们的人性就是我们的高度，我们可以也必须作为一个主体居高临下的感受到雅思培（Karl Jaspers）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第一种可以客观化的领域，不但包括物质的实物，也包括人的思想、活动和体制等等。然后是“存在的领域”我们自身存在的独特形式是不能被任何客体存在客观化的，也不能从客观事物推论而来，，要从我们的行动和决定中才能察觉的到。

就像前边提到阿伦特说，“一个思想的人”是“一个用字词显示思想的人”。一个存在的人，也应是用行动彰显存在的人。在雅思培的第三领域中，叫超越的领域或者上帝，存在的概念与实质统一在此，这是存在本身。因此人的存在由客体化的世界与超越的领域所环绕，一种纯然世俗、只与现世有关的存在是被自己所缠累，使生存的个人特色消失于集体的群众之中。这是“没有存在的人生，没有信念的迷信”。

雅思培认为：人类历史的中枢，即“那最具强大成效塑造人性的时刻”是“在公元前八百年至二百年间出现的精神发展过程。”这是先知、伦理导师与宗教天才出现的时代，标志着人类达到成熟的阶段，成为有人性和个性的存在，在人的生存来到穷途末路的阶段时刻，这种有的翻译为“限制领域”有的翻译为“极端境况”，在这些限制中经历忧伤，经历痛苦开始察觉到生存的现象性，这就是超越的领域存在给人的启示。在人与超越领域的相遇中“处于全面的体验领域，既非单属主体，亦非单属客体的而是相当于主体兼客体双方的存在体验。”人在与超越领域的相遇中，会发觉，乃至拥有信仰。就如基督徒们常说的，人的尽头， 神的开始。

可是在犬儒主义已是附骨之蛆，人人都“难得糊涂”的当下假面社会，如何用走出被客体化的沼泽，迈出麦克唐纳《The Root is Man》中说的“非暴力抵抗”的第一步。是很艰难难但有意义的思考。

孔子说知耻而后勇，我想用德国萧尔兄妹的地下抵抗纳粹组织，“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为这样的思考开路。

《白玫瑰传单一》

一个文明的国度，一个理性的民族，不经抗争地让一个不负责任、行为低劣的党派统治自己，怎能不以此为耻？无疑，任何诚实的德国人都会为如今的政府感到羞耻。当某一天面纱从我们眼前滑落，当极其可怕的罪行曝光，我们当中谁能想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面临多大的耻辱？

如果德意志民族已经堕落至此：行为败坏，精神溃散，听由一个有问题的政府来摆布；束手放弃自由意志----让人成为万物之灵、让人之为人的最高原则；束手放弃改写历史的机会，让顾虑拖垮行动；如果德国民族已经个性泯灭，蜕变成没有脊梁、没有担当的懦弱群体，那他们就只配走向灭亡。

歌德说德国民族具有悲剧色彩，就像犹太人、希腊人一样，但今天他们更象被吸尽了骨髓，失去意志的空架子，让背信弃义、正在系统性实施虐待的政体，把所有的民众送进精神监狱，集体走向灭亡。而今，所有民众的内心已经不在沉稳，只有发现枷锁已经帮在自己身上了，才意识到自身的命运。

少数人看到了毁灭的威胁，他们英勇的警告，换来的却是死亡。对这样的勇士，人们永世不忘。如果想付出行动的人们，都要等待别人迈出第一步，魔鬼的报复就会来的更快，直到最后一个受害者被投入贪婪的魔鬼之口。

身为基督教文化中的一员，在这最后时刻，我们当倾尽所能，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的国家极权体制而抗争，为这场上苍将于人类的惩罚而抗争。无论何时何地，哪怕在最后一个城池泡沫般破碎前，在最后一名青年沙场喋血前，越过自以为是的人种理论，阻止这个无神论战争机器的肆虐，这就是行动，因为身在其中你无法避免戕害。

白玫瑰第一份传单到此告一段落。

为什么20世纪所有极权主义都是无神论的思想指导，倘若有神，他的指引和保守难道再耶稣复活后不到2000年就停止了吗？

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民始终相信，这世界上有一位王，他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有一位王在他的民中施行公平和公义。

圣经中记载耶和华，他的祭祀中有摩西和亚伦；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

他在云柱中队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

耶和华，他们的神，应允了他们。他赦免他们的罪，却按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

神的子民接受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尊崇他的名，在他的圣山下拜。

今天，这位神还会用能力坚立公正，赐下法度主持公义吗？耶稣说他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只有在他里面才能找到真理，才有永恒的生命。因为耶和华  神本为圣。

我们在雅思培所说在人生的“限制领域”与存在的超越领域的相遇不独是在铡刀在侧时，或者像那两个和耶稣一同挂在十字架上的罪犯面临的下一秒。因为你看到这篇文章，知道  神在等他的子民相信接受他，所以与 神相遇，与他同行，是我们随时的选项。重建信仰、拾起信仰、接受信仰、尝试信仰、了解信仰、得到信仰、发现信仰怎么都好，如张千帆教授在《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中提到的，是重建人性道德价值的必经之路。

从现在开始，拒绝极权主义美学，纠正蔡元培的美育替代了的信仰观，重建尊重人性、敬畏存在的信仰，就是在决定和行动中实践我们自身存在的形式。

最后借奥威尔吉言：“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