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扬游—宣扬传统道德的孝经鼎

目光越过涌动人流的头顶上方，我们看到在中山陵半月形广场的南面最远处，高高矗立着一座金属铸造的物件，像是一座巨大的香炉，又像是一尊小型的宝塔。它的最高处是鸡蛋形的宝顶，下面有三重檐，然后是四面通透的窗。再向下就是一个有圆圆腹部的宝鼎。宝鼎的双耳弯曲向上翘起再向外伸展，形状很像做舞蹈动作的两只手。三只粗壮的鼎足之下，还有非常结实满是饰纹的基座。显然，那整体就是一尊外形非常古朴而且装饰繁复的宝鼎。

这尊宝鼎坐落在八角形的石台上。石台带有几重雕花栏杆，也是非常的精美。这座宝鼎名为“孝经鼎”，紫铜铸造，高4.25米，腹径1.21米，重约5000公斤。从简介可知，这尊宝鼎并非中山陵原先的建筑，而是铸于1933年秋，是广州中山大学师生和校长戴季陶捐赠给中山陵的，成为了中山陵纪念性的外围建筑之一。

近前细看，这尊鼎圆鼓鼓的腹部上，铸有三个凸字：智、仁、勇。据介绍，鼎内还刻有由戴季陶的母亲黄氏手书《孝经》全文，因而叫做孝经鼎。实际上，鼎腹部的另一面原来还铸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早已在政权变换之时被彻底磨去了，只隐约留下八个疤痕。

这尊鼎是由中山大学师生和校长戴季陶捐款1.3万元，委托中山陵园设计，交金陵兵工厂制造。早在1924年，孙中山把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和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成立广东大学。1926年7月，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该校改名为中山大学。

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来也历任国民党中央的重要职务，并曾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达20年之久。1948年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11日，因对前途绝望，在广州服药自杀。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深入学习，曾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被李立三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戴季陶的论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

据介绍，1933年，就在这个地方，举行了庄严的铜鼎奠基典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临现场，戴季陶致词之后，有一只石匣放入距地面深约三米的地基中。地基之上建造石台，竖立铜鼎。那个石匣里有一个铜箱，铜箱表面刻了戴季陶所书的《总理遗嘱》，箱内贮存着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所恭录的《总理遗教》。不过，现在还在吗？存疑。

查有关资料可知，鼎这一类容器，原为古时的炊具，后来又成为道士炼金丹的炉具，但在社会政治领域里，转变成为表示权力稳固的象征。我想，中山大学校长师生们送宝鼎，寓意不会是提供煮食炼神药的炉具，而是出于对孙中山的尊崇，祝愿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进步发展和共和国政权千秋万代。

宝鼎上前面三个铸字“智、仁、勇”，是孙中山对革命军人的要求，他要求革命军人必须区别于其他那些为军阀卖命的旧式军人。而另一面被磨去的八个铸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则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的中国人传统的“八德”。显然，这些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提炼出来的对人的道德要求。

在我的印象里，孙中山是在海外求学，受过西方教育，很奇怪他能从传统文化中提出这些要求来。我们在此顺便了解一下孙中山所接受的教育。

1866年11月，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背山面海的小村庄。他成长于一个贫困家庭，9岁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但是“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由于受村中一位参加过太平军的人的影响，对洪秀全等反清人士有所崇拜。这也是在民国前期国民党正面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

孙中山的长兄孙眉18岁随舅父离家去了檀香山，因为娶了当地土著“公主”，有能力租下夏威夷第三大岛的土地进行垦殖，且经营有方，由此发迹。孙中山13岁时便随母赴檀香山，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完整地接受了西方式的近代教育。26岁，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中人，开始准备开创他一生的事业，建立自己掌控的革命团体。

1894年，随着兴中会的建立，为了宣传鼓动，孙中山对传统文化兴趣大增，并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造反的理论依据。这是因为他从西方了解到了共和政体的优越，为了说明可以用于中国，便在传统的文化根源中寻找可以利用的论说，由此提出“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翻满清，在中国建立共和，提出了三民主义。这些绝非出自中国传统文化，亦非中华文明发展的自然延伸，而是来自西方文明的成果。这个宝鼎上所刻写的文字内容却是取自中国传统典籍。由此可知，这正是孙中山为了在中国这个传统儒家文化深厚的国度推行共和而做的努力，以便将西方现代文明融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道德规范之中。这其中或许也有理论家戴季陶的贡献。

宝鼎铭文“智、仁、勇”，可在孙中山的《军人精神教育》第一课中找到：“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军人精神三要素。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 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第五课中则细分为：“﹝军人精神﹞第一之要素为智，能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然后左右逢源，无不如志。第二之要素为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则在实行三民主义……第三之要素为勇。军人须有技能，始足应敌，而又须明於生死之辨，乃不至临事依违，有所顾忌。”

在政权转换之后被完全磨去的宝鼎铭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德”，其中显然有许多值得倡导的行为准则。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了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至于宝鼎内所刻的孝经全文，是戴季陶的母亲所抄写。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一书中对《孝经》也作过高度评价，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比其他各国进步得多，《孝经》里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样完全。”显然，他在推行西方化民主政治的同时，也希望能保留下一些中国民间传统的道德观念，并做到兼收并蓄，建成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

孙中山在世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推行他所提倡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道德的融合。作为学生的蒋介石，继承了他的遗志。1934 年 11 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 总理纪念周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说，由此开始了在全国范围 内倡导推行名为“新生活运动”的公民教育运动，提倡纪律、品 德、秩序、整洁，教导人们礼义廉耻。

新生活运动在1949年因蒋政权在内战中失败而“暂停办理”。中国大陆的新政权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奴隶式运动，孔孟学说是反动没落地主阶级的学说，因而遭到彻底批判。宝鼎上相关铭文为此被全部磨去了。

当中国大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我们将传统文化当作所谓“封资修”予以彻底扫荡的时候，于1966年11月，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却隆重地推出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个运动，被普遍认为是从前的新生活运动的延续。有评论认为，台湾推行的这个运动，“它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有了发达的传统文化为精神资源，使得台湾后来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民主转型。”

我不去评说这段历史中的是非功过，只是觉得当年在中山陵山脚下半月广场的南端，竖立起这个宝鼎，其用意显然是为了更全面地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补充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

今天的中国人，能知道和了解这些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真不多见了。来此一游，也算是泛泛地了解了一下历史曾经有过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