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二部第2章：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

一個常見的錯誤：有勇氣堅持自己的信念，而不是有勇氣“糾正”自己的信念！

——弗裡德里希·尼采，《尼采隨筆》

1986年的一個冬夜，兩名電工和他們的克格勃特工在安德列·薩哈羅夫的公寓裡安裝了一部“特殊電話”。6年來，薩哈羅夫和他的妻子葉蓮娜·邦納一直按政府的命令居住在工業城市高爾基，乍一看，這部電話似乎只是流亡生涯又一個奧威爾式時刻。也許蘇聯媒體要打電話採訪他，薩哈羅夫想。已經有兩家雜誌提出了請求。薩哈羅夫在腦海中轉動道德方程式，得出了一個精確校準的原則立場：他將拒絕所有採訪要求，直到“我的脖子上不再套著絞索”為止。克格勃特工只是轉身對薩哈羅夫說：“明天上午10點左右你會接到一個電話。”

第二天，電話鈴響了。一個女人的聲音說：“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要和你通話。”此時戈巴契夫接過電話，告訴薩哈羅夫，他和邦納可以回莫斯科的家了。

“你在那裡有一套公寓，”戈巴契夫說，既沒有道歉，也沒有表示遺憾。“回去做你的愛國工作吧！”

薩哈羅夫簡短地說了一句感謝的話，然後立刻全身心地撲到他的“愛國工作”上。他告訴戈巴契夫，為了“信任，為了和平，為了您和您的偉大事業”，克里姆林宮有義務釋放他從高爾基寄給領導層的一長串名單上的政治犯。這位蘇聯領導人表示，他並不完全同意薩哈羅夫說的所有囚犯都受到了非法審判的觀點。然後，兩人尷尬地道別。

一周後，薩哈羅夫乘坐夜班列車抵達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這一事件在道義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義，讓人想起幾十年前列寧在芬蘭火車站另一次返鄉的情景。但是，沒有人能預料薩哈羅夫在生命僅剩的3年時間裡將發生什麼。流放使他心力交瘁。克格勃的威脅、痛苦的絕食、強迫進食、隨意的襲擊、日記和手稿被盜——所有這一切都對他的健康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現在，當他對著一大堆答錄機和鎂燈光回答問題時，他的聲音含糊不清，時而磕磕巴巴。他走起路來彎腰駝背，每爬幾階樓梯就得喘口氣。邦納當時說，薩哈羅夫會休養生息。他將閱讀宇宙學的發展，並研究具體的人權議題。這似乎已經足夠了。

回到莫斯科幾天後，薩哈羅夫坐在他的密友、人權活動家拉裡莎·波哥拉茲的廚房餐桌旁。另一位客人，歷史學家米哈伊爾·蓋夫特爾轉向薩哈羅夫問：“你感覺怎麼樣，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

薩哈羅夫悲傷地說：“現在生活很艱難。人們給我寫信，拜訪我，他們都希望我能幫上什麼忙。但我心有餘而力不足。”

幾個月來，薩哈羅夫不斷思考自己的角色，試圖找到自己的政治聲音。一些年輕的持不同政見者對薩哈羅夫的猶豫不決感到不耐煩，在他們看來，薩哈羅夫對戈巴契夫的支持是天真和諂媚的。

年輕的持不同政見者們或許應該更瞭解薩哈羅夫，但這個國家的其他人對薩哈羅夫幾乎一無所知。他們不可能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在薩哈羅夫流亡歸來之前，大多數人對他的瞭解僅限於多年來在報刊上讀到的誹謗。即使是與人權運動頗有淵源的知識份子也對他知之甚少。“我們知道他就在那裡，但多年來薩哈羅夫幾乎就像一個神話，”列夫·季莫費耶夫說，他是薩哈羅夫從高爾基返回後不久獲釋的政治犯之一。但是，當薩哈羅夫回家後，他的判斷天賦成了公開的秘密和公眾的信任。許多曾被教導鄙視薩哈羅夫的普通人開始喜愛和相信他。通過他，他們看穿了舊宣傳和舊體制本身的虛偽。薩哈羅夫給人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1988年，在《星火》雜誌主辦並發表的一次研討會上，一群蘇聯和美國知識份子圍坐在桌子旁，就改革的各種議題交換意見。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裡，薩哈羅夫看起來懨懨欲睡，但輪到他時，他揭露了最新一輪政治改革所有內在的缺陷。他特別指出戈巴契夫繼續同時控制政府和共產黨是“不健康”的。以前沒有人說過這樣的話，然而，當會議結束時，大家都覺得薩哈羅夫簡短的發言似乎確實蠻有道理。

對於那些年生活在莫斯科的人來說，週六早上是傾聽這個聲音的固定時間。薩哈羅夫無處不在。他不可避免地成為戈巴契夫所有左派重要團體的主席或精神領袖：首先是《莫斯科論壇報》，然後是紀念組織，再後來是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激進派——地區間代表團。幾乎每週六早上，薩哈羅夫都會坐在某個昏暗的禮堂裡，通常是克魯泡特金大街上的學者之家，或者北京飯店附近的電影製片人協會，會議一半的時間他都在打瞌睡，碩大的圓頂腦袋隨著發言的進行而打盹。最後輪到薩哈羅夫講話時，他會站上講臺，用幾分鐘非常正式、精闢的俄語講述最需要闡明的觀點，總是把公眾思想向建立公民社會又推進一步。

薩哈羅夫以其權威的生活和清晰的思想，成為了一個忠實的反對派，一個道德天才，現在，他終於能夠直接對人民說話了。“薩哈羅夫是我們當中唯一一個不妥協的人。”塔季揚娜·紮斯拉夫斯卡婭（著名社會學家，她的觀點幫助塑造了早期改革）表示。“對我們來說，他是內在精神的象徵。僅僅是他生活中赤祼裸的事實，他為我們所有人承受的苦難，就賦予了他別人不具備的權威。沒有他，我們將無法開始重建我們的社會或我們自己。戈巴契夫讓薩哈羅夫回家時，可能還不太明白這一點，但他最終會明白的。”

薩哈羅夫的獨特之處不僅僅在於他的苦難。其他人受的苦更多。他的獨特之處也不在於他的思想。他與那些在他之前就持不同政見的人分享了他的想法——拉裡莎·波哥拉茲、彼得·雅基爾、帕維爾·利特維諾夫、索爾仁尼琴，以及俄羅斯第一批反對極權主義者亞歷山大·赫爾岑、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我父親的思想並非原創。”薩哈羅夫的兒子埃弗雷姆告訴我。“他關於道德和自由的觀點以前都有人說過。他的使命就是把公認的智慧帶到一個尚不存在的地方。”改革年代——從戈巴契夫崛起到蘇聯解體之間那段歲月——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內心和思想風雲激蕩的故事。薩哈羅夫的生活和思想以如此戲劇性的方式預示了這些變化，以至於我毫不猶豫地稱他為聖人。他是那個時代和那個地方無可爭議的道德楷模。

薩哈羅夫是一位科學家，他對隱喻和真理的理解根植於他對宇宙學、熱核爆炸的“神奇景觀”、宇宙大爆炸的微積分的認識。就像從伽利略到奧本海默的科學-道德家一樣，他對正確性的敏銳感也源於他對光和時間等科學問題的理解，源於他對宇宙規律和人類將進步變成災難的悲劇傾向的第一手認識。在他心中似乎有一幅永恆的圖畫，甚至是一首永恆的音樂。薩哈羅夫曾問妻子：“你知道我一生中最愛的是什麼嗎？”後來，邦納向一位朋友吐露心聲：“我以為他會說一首詩或一首奏鳴曲，甚至是我。”然而，薩哈羅夫卻說：“我一生中最愛的是無線電背景輻射”——那是幾十億年前結束的未知宇宙過程幾乎看不見的反射。

薩哈羅夫是一個熱衷於純粹理論物理學的人，但他卻成為了蘇聯的良心，一個捨生取義的政治行動者。他的物理學和政治學都來自於同樣的思想、同樣的完整感和責任感。“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為‘成功’的文明，將在宇宙這本大書‘前面’和‘後面’的書頁上無數次地存在。”薩哈羅夫在諾貝爾獎演講辭中說道。“然而這不能導致將我們在自己這個世界上的神聖努力儘量縮減。在這個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朧的閃光，我們由黑暗的沒有意識的物質存在的無有中出現片刻。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創造一個對得起我們自己，對得起那我們只是朦朧察覺到了其目標的生活。”

對於幾乎每一個有朝一日會加入戈巴契夫周圍共產黨自由派圈子的年輕男女來說，史達林之死都是道德和思想生活的分水嶺。薩哈羅夫也不例外。與戈巴契夫一樣，薩哈羅夫深知那個時代的恐怖。當他還是個孩子時，姑媽熱亞收到了丈夫死在集中營的消息，當時她的一封信被退回，上面寫著“收件人已遷往墓地”；後來，薩哈羅夫的一位朋友死在古拉格集中營，當局宣佈原因是“表皮凍傷”。

然而，薩哈羅夫對史達林逝世的反應完全是典型性的。他在蘇聯原子彈專案工作時聽到了這個消息，隨即寫信給他的第一任妻子克拉夫迪婭：“我受到了一位偉人逝世的觸動。我想到了他的人性。”即使在30年後撰寫回憶錄時，薩哈羅夫也無法假裝理解自己的反應：

“我沒法完全解釋這一切——畢竟，我對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濫捕無辜、嚴刑拷打、斷食斷水以及所有暴力行為——有充分的瞭解，足以對責任人做出判斷。但是，我還沒有把整個情況聯繫起來，無論如何，我還有很多事情不清楚。在我腦海中的某個角落，存在著一幅宣傳灌輸的畫面，即在歷史大動盪中，苦難是不可避免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最重要的是，我覺得自己致力於實現我認為也是史達林的目標：在一場毀滅性的戰爭過後，使國家強大到足以確保和平。正因為如此，我在這項事業中投入了如此之多的心血，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成就，所以我需要像其他人一樣，在我的處境中創造一個虛幻的世界，為自己辯護。”

薩哈羅夫曾經說過，在美國核爆廣島之後，愛國主義的緊迫感，以及相關科學世界的純粹誘惑力讓他“別無選擇”，只能搬到哈薩克一個荒涼的武器研究中心，那裡被稱為“安裝營”，即蘇聯的洛斯阿拉莫斯。儘管薩哈羅夫沉浸在他所謂的核武器的“超級物理學”中——“地球上維持生命，以及可能毀滅生命的工具就在我的辦公桌上誕生”——但他仍然隔著柵欄看到了古拉格。薩哈羅夫在“安裝營”居住了18年，附近就有一個勞改犯集中營，每天早上他都看到囚犯們排著長隊進進出出，看門狗跟在他們後面。

儘管如此，在“安裝營”最初那幾年裡，薩哈羅夫仍然表現出一種堅定的純真。囚犯和看門狗都是可以忽視的背景。但在史達林去世五個月後，薩哈羅夫開始了個人和政治上的轉變，其導火索莫過於蘇聯爆炸第一顆熱核原子彈。1953年8月12日，他在距離引爆點20英里的地方，戴著深色護目鏡觀看了爆炸。試驗取得了成功，薩哈羅夫在回憶錄中只描述了爆炸時的景象，沒有一絲遺憾：“我們看到一道閃光，然後一個迅速膨脹的白球照亮了整個地平線。我摘下護目鏡，雖然被強光遮住了部分眼睛，但我還是看到了紫色的塵埃不斷翻滾、升騰，彙聚成一團巨大的蘑菇雲。”政府授予薩哈羅夫和他的搭檔伊戈爾·塔姆每人50萬盧布、一棟莫斯科郊外的鄉間別墅以及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元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頒獎儀式上代表國家發言：“有人告訴我，薩哈羅夫的工作特別出色，”他說。“讓我親吻你。”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薩哈羅夫越來越擔心核輻射的影響。暗地裡，他開始計算，試圖算出每一次核子試驗可能會傷害多少無辜的人。試驗結束後，前蘇聯太空計畫負責人羅奧特·薩格捷耶夫到安裝營看望薩哈羅夫，注意到“這位年輕而高傲的物理學之神”是如何一邊說話，一邊隨手畫一些飛機投擲炸彈的塗鴉的。“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懷疑，”薩格捷耶夫告訴我。一名年輕女孩和一名士兵在試驗場意外身亡也讓薩哈羅夫感到震驚。後來，1955年又一次試驗成功後，薩哈羅夫對這幾起事故的內疚感開始折磨他。

在試驗結束後的一次慶功宴上，薩哈羅夫首先祝酒，他說：“願我們所有的裝置都能像今天一樣成功爆炸，但總是在試驗場上空爆炸，永遠不要在城市上空爆炸。”

薩哈羅夫回憶說，全場頓時鴉雀無聲，“好像我說了什麼不應該的話。”宴會上軍銜最高的米特羅凡·涅傑林元帥起身駁斥，反唇相譏。

“讓我講一個笑話，”他說。“一位只穿著襯衫的老人在聖像前祈禱。‘指引我，讓我堅硬。指引我，讓我堅硬。’躺在[床上]的妻子說，‘老頭子，你就祈禱變硬吧，我自己能引導你變硬。’讓我們為變硬幹一杯。”

薩哈羅夫臉色煞白。他很清楚，涅傑林的笑話是個寓言。“他想壓制我的和平主義情緒，把我和任何可能贊同這些想法的人置於死地，”薩哈羅夫寫道。“那一刻點亮的思想和情感至今仍未消退，它們徹底改變了我的心靈。”

薩哈羅夫終於明白了。他的道德抗議對共產黨人來說微不足道。即使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也無法控制黨。因此，薩哈羅夫逐漸成為一名持不同政見者，他的異議思想在1968年的宣言《關於進步、和平共處和學術自由的反思》中得到了具體體現，預示著改革的到來。

儘管薩哈羅夫是那個時代的道德領袖，但他並不是一個擁有實際政治力量的人物。沒有薩哈羅夫，可能就沒有戈巴契夫；沒有持不同政見者在一個暗黑無日的時代為保護真理思想的火苗而前仆後繼，就沒有改革。但是，還有其他一些人物，他們不那麼容易討人喜歡，更加搖擺不定，但他們擁有政治力量，能夠從思想中創造出一些東西。

戈巴契夫和他周圍最有影響力的人都是複雜的矛盾體，他們是政治家、學者和記者，他們的生活充滿了無盡的懷疑、微小的勝利和遺憾的妥協。他們曾做過羞於啟齒或本應羞於啟齒的事情。為了野心，他們自我蒙蔽，半真半假。他們為殘暴的主子服務，卻儘量不去考慮太多。維塔利·柯洛季奇是《星火》雜誌的改革派編輯，他曾經非常樂意撰寫一本關於美國的誹謗性書籍——《仇恨的面孔》。還有詩人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他天生虛榮、狡猾，有時又很勇敢。還有戈巴契夫的顧問們，他們曾在尤裡·安德羅波夫領導下的中央委員會工作，至今仍視其為自由思想的綠洲：美國問題專家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政策顧問阿納托利·切爾納耶夫、格奧爾基·沙赫納紮羅夫和奧列格·波戈莫洛夫，記者亞歷山大·博文和費奧多爾·布林拉茨基。

這些人就是所謂的“60年代人”——在赫魯雪夫解凍時期成長起來，又在1968年蘇聯坦克碾壓“布拉格之春”時幻想破滅的一代人。他們是在赫魯雪夫1956年發表譴責“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之後，從史達林時代的恐怖噩夢中覺醒的一代人。他們懷揣著在俄羅斯建設人道社會主義的夢想。他們不敢像薩哈羅夫那樣冒全面反對的風險，但他們在工作中找到了一定程度的獨立和理智。有些學者，如阿貝爾·阿甘貝吉安和塔吉婭娜·紮斯拉夫斯卡婭，逃離了莫斯科的高壓審查，來到學術相對自由的新西伯利亞。還有像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和尤裡·卡裡亞金這樣的記者，他們從《真理報》逃往布拉格，為略顯自由的《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雜誌撰稿。這些“60年代人”，尤其是那些出身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人，就像一個巨大的漂流俱樂部，每個人和其他人都打過交道。他們仔細審視彼此的妥協，並做出在外人看來是無稽之談的細微區分。這群人中的流言蜚語就像華盛頓官方或好萊塢電影公司的花邊新聞一樣熱鬧。無論他們是在學術界、媒體圈還是在中央委員會裡工作，情況都是一樣的：他們每天都面臨著說什麼、保護誰、何時退出的問題。他們想的是一套，嘴上說的又是另一套，有時謊言說久了，他們就信以為真，無可救藥。

“戈巴契夫、我、我們所有人，我們都是雙重思想者，我們必須時刻在頭腦中平衡真相和宣傳。”清臒俊秀的知識份子沙赫納紮羅夫說，他從始至終都在戈巴契夫身邊。“這不是我特別引以為豪的事情，但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是在持不同政見和投降之間的第三種選擇。”

西方人常常對這些人妄加臧否。他們來自自由幾乎是天經地義的國家，卻仍然嘲笑蘇聯的男男女女在試圖拯救家庭和靈魂時顯得很愚蠢。這個體制把他們變成了野獸，令人惋惜。當恐懼氣氛在戈巴契夫領導下開始消退時，有些寡廉鮮恥者登上公眾舞臺，仿佛他們過去所做的一切都無傷大雅。有些人則已經在意識形態領域摸爬滾打多年，以至於很難認真對待他們。這些人很下作。但也有不少人不僅對他們的新權力樂此不疲，還理解自己的矛盾之處。他們是複雜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同時知道自己盡最大努力也遠非楷模。列恩·維亞切斯拉夫維奇·卡爾平斯基是專欄作家，後來成為《莫斯科新聞》的編輯，他是最引人注目的人之一，因為他的身世最複雜、也最悲慘。

列恩·卡爾平斯基的父母都是老布爾什維克。他的名字是為了紀念父親的良師益友列寧而取的。“列恩這個名字當時很常見，寧奈爾（列寧的尾碼）或弗拉裡寧（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列寧的簡稱）也是如此，”卡爾平斯基說。“我很慶倖我的名字不是什麼電氣化，或者其他我的朋友們的名字。”

卡爾平斯基的父親維亞切斯拉夫·卡爾平斯基屬於革命浪漫主義一代，即上世紀末的共產黨人。他於1898年加入共產黨，1903年，他作為政治組織者在烏克蘭哈爾科夫市開展活動，與當地的員警發生衝突，不得不流亡海外。在瑞士，他是列寧的助手和文字編輯。革命後，他在莫斯科幫助列寧整理流亡期間的個人作品，並在《真理報》和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擔任各種職務。他曾三次獲得列寧勳章，並于1962年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記者。

對於卡爾平斯基一家來說，革命履歷提供了一種高尚的生存方式。從1932年到1952年，他們與克里姆林宮的精英們（將軍、中央委員會成員、秘密員警）一起住在堤岸街上的房子裡。那裡有檯球室、游泳池，還有為孩子們準備的第19號特殊學校。列恩·卡爾平斯基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甚至和史達林的幾個侄子關係很好。有一次，在一個生日派對上，當那個身材矮小、滿臉麻子、左臂萎縮的人——山鷹，所有孩子的朋友——站在門口時，遊戲停止了。“孩子們！”一個大人宣佈道。“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來了！”史達林微笑著揮揮手。孩子們都默默地等待，直到他離開，才又繼續玩遊戲。

那是在1935年。接下來的幾年裡，列恩目瞪口呆地看著大樓裡一個又一個熟人在史達林大清洗的熔爐中失去了父母、姑姑、叔叔、祖父母和朋友。幾乎每天晚上，秘密員警的麵包車都會抵達，然後逮捕——一位海軍上將、一位馬列主義講師、一位外國使館間諜的姐妹。“只要敲敲門，然後他們就消失了。”列恩說。這曾是尤裡·特裡豐諾夫的中篇小說《堤岸的房子》中的世界--一個“完全不同於”普通人生活的世界。現在，在這個世界裡，最忠誠的革命者、最諂媚的部長突然發現自己被宣佈為“陰謀家”、“滲透者”和“人民公敵”。按照這棟樓的標準，卡爾平斯基家受到的衝擊並不嚴重。他的一個姨媽和她的兩個兄弟被送進了集中營。時至今日，卡爾平斯基仍不太明白，為什麼他的父親——那個曾對史達林造成巨大威脅的列寧忠實信徒——從未被逮捕和處決。他說，他現在唯一能想到的原因是，到1937年或1938年，他的父親已經半退休，淡出政壇。

從領導層任命卡爾平斯基的摯友葉戈爾·亞科夫列夫擔任主編的那一刻起，《莫斯科新聞》就成了解凍一代的報紙，巧妙地打破了過去70年來形成的禁忌。我時常前往普希金廣場上的《莫斯科新聞》報辦公室拜訪卡爾平斯基，在我看來，他始終是個誠實的人，儘管文筆有限——他的一生，正如他對我說的那樣，代表著“成為共產黨領導人的野心與幾乎不自覺的良心之間的內在衝突”。他的外表蒼白而憔悴，正是這種鬥爭的寫照。他每時每刻都顯得疲憊不堪。他的臉拉長，佈滿皺紋，飽經風霜。他右手的手指被煙草熏得發黃，直到第一個指節。當我打電話詢問他的情況時，他總是乾巴巴地說：“我的身體很糟糕。我要去療養院待一周。我可能會死。”

卡爾平斯基如此謙虛謹慎，如此嘲諷自己的失敗和搖擺不定，以至於讓人很難相信，在蘇聯政治文化中，他曾經像任何一個亞麻色頭髮的孩子一樣雄心勃勃，他找到了一份全國人大實習生的工作，並高談闊論“等我競選公職的那一天……”他深深地相信共產主義，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權獲得成功。1947年進入莫斯科國立大學後，在党的單一候選人選舉前的日子裡，他開始在工廠和建築工地擔任“宣傳員”。“我的任務是讓工人們早上六點起床去投票，”他告訴我。“宣傳人員之間展開競賽，看誰的小組最先完成投票。截止時間是中午12點，全體蘇聯人民都必須在此之前完成投票。那是黨決定的。我們這些18歲的年輕人負責向工人做宣傳，而唯一的手段就是承諾改善他們的住房條件。他們住在可怕的貧民窟和火車車廂裡，沒有廁所，也沒有暖氣。我熱愛這份工作，認為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是的，也是一塊墊腳石。在大學裡，尤裡·列瓦達，也就是現在著名的社會學家，寫了一篇關於我的文章，叫做《精緻利已主義者》。這是真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登上人生巔峰。這就是我的目標：成為共產黨的一名領袖。

“話雖如此，但我還是要說幾句自衛的話。史達林時代的社會沒有為自我實現或自我完成提供真正的機會，除非在共產黨這個扭曲的體制內。這個體制摧毀了所有其他管道：藝術家的畫布、農民的土地。剩下的只有党龐大的等級制度，基層寬，可越往上越窄。你必須是黨員才能進入管理層。這是唯一的機會。當你從事這項工作時，你會忘記社會和政治道義，一門心思投入。漸漸地，這樣的生活會撕裂你的心態，還有你的智力。你才開始明白，生活就是生活，與其踩著鄰居的頭頂往上爬，不如為他們做點好事。但這一切都取決於內心的道德標準。我想我第一次懷疑是在1948年我上莫斯科國立大學那會。史達林反猶運動開始時，我的一位名叫卡爾·康托爾的猶太朋友遭到了大學黨委的攻擊。這成為漫長轉變的起點。

“畢業後，我分配到高爾基市從事共青團工作。那是1952年，史達林生命的最後一年。我瞭解了那裡的工人和農民。我目睹了徹底的墮落和毀滅。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真面目。我所說的那種“知識份子的良知”開始浮出海面。有些人仍然錯誤地認為，官場生活只會滋生卑躬屈膝和死心踏地的順民。實際上，政權把人們分成了兩個對立的派別：一派認為只有阿諛奉承、溜鬚拍馬才能成功，另一派則堅持自我、獨立思考，敢於質疑周遭的現實。

“因此，當史達林去世時，我很清楚地意識到他的一切。但出於好奇，我還是去莫斯科參加了葬禮。我覺得自己就像集中營裡那些把帽子往空中一扔，哭喊著‘吃人的傢伙終於死了！’的囚犯一樣。我父親對史達林之死的反應很有意思。那時他已經退休，只在中央委員會擔任顧問。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用一台老式安德伍德打字機寫東西，這台打字機是他從與列寧在瑞士共事的辦公室裡帶來的。他把我叫進書房，說：‘兒子，史達林同志去世了。作為列寧的追隨者，他為我們事業的勝利創造了一切必要條件。’這太奇怪了。父親一生中從未如此正式地對我說過話。我想，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那一代人一直肩負著執行黨的路線的重任，他覺得有義務將這一重任傳給他的孩子們。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位80多歲的老人在大革命前和流亡期間就已經萌生了對黨的想法。他必須說服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他是在對自己說話。”

1959年，卡爾平斯基從高爾基調回莫斯科，此時解凍運動正風起雲湧。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文學評論月刊《新世界》發表了批評舊政權的文章。赫魯雪夫親自閱讀索爾仁尼琴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手稿，並批准其在《新世界》上發表。卡爾平斯基的朋友葉夫根·葉夫圖申科和安德列·沃茲涅先斯基以他們的詩歌和公開表演贏得了大批追隨者。在中央委員會的各個機構裡，年輕的官員們撰寫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建議和綱要——儘管所有這些都限制在特定的意識形態和語言範圍內。卡爾平斯基則擔任共青團宣傳鼓動部部長和《共產主義青年團》雜誌的編輯。1962年，他終於邁入共產黨的最高殿堂。他被提拔為《真理報》編輯委員會成員，主管馬列主義部。他成功了。

“從高爾基回到莫斯科後，我批判的鋒芒有所緩和，”卡爾平斯基說。“我再次成為精英階層的一員，不僅僅是作為我父親的兒子，而是作為一名真正的成員。我是最高領導層的一員，而最高領導層是另一個星球。那是火星。這不僅僅是好車或豪宅的問題。它能不斷滿足你自己的奇思妙想，就像一群馬屁精能讓你輕鬆工作數小時一樣。所有的小嘍囉都願意為你鞍前馬後。你的每一個願望都能得到滿足。你可以心血來潮上劇院，可以從狩獵木屋直飛日本。在這樣的生活中，一切都輕而易舉。誠然，你沒有遊艇，也不能在蔚藍海岸度假，但你可以去黑海，這確實很了不起。問題在於您的相對幸福。你就像一個國王：只要動動手指，就能心想事成。”

作為一名共產黨精英，卡爾平斯基的未來一片光明。可以想像，有朝一日他本可以當選政治局委員。他是蘇聯常春藤聯盟的成員：聰明、有抱負、紅二代。一天下午，在克里姆林宮的一個儀式上，赫魯雪夫領導層中最有權勢的兩位夥伴米哈伊爾·蘇斯洛夫和伯里斯·波諾馬廖夫稱讚卡爾平斯基是他們的金童、党的新星。其中一人說，卡爾平斯基對他們來說就像“革命之子”，他們很看好他在共產黨意識形態部門的遠大前程。“我們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蘇斯洛夫說。

正因為在工作中游走於核心權力圈，卡爾平斯基結識了幾乎所有將在改革期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呼風喚雨的人物。他與葉戈爾·亞科夫列夫（列寧傳記作家，後來成為《莫斯科新聞》的主編）、尤裡·卡裡亞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學者，人民代表大會中主要的激進派代表之一）、亞歷山大·博文（《消息報》首席記者，在外交政策中提倡“新思維”）交好；還有改革派經濟學家加夫里爾·波波夫、尼古拉·什梅廖夫和社會學家葉夫根尼·安巴蘇莫夫；包括老布爾什維克之子、《共產主義者》編輯奧托·拉齊斯；以及協助發動八月政變的根納季·亞納耶夫和伯里斯·普戈；甚至改革三巨頭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戈巴契夫本人。

“我第一次見到戈巴契夫是在60年代，當時我在《真理報》上班，他在斯塔夫羅波爾的共青團工作，”卡爾平斯基說。“那時他還不太出名，但我必須告訴你，戈巴契夫當時說的話和他在改革初期說的一模一樣。他正在莫斯科出差或者——我忘了是什麼事了——但我們見了幾個小時，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起按里程而不是產量向聯合收割機操作員支付報酬，非常憤怒。總之，他談到了經濟中荒謬的激勵制度，或者說缺乏激勵制度。他很容易衝動，但同時又很理性。在改革的頭兩三年，戈巴契夫還是年輕時的那種創新者。想創新肯定要受到某種制約、付出一定代價的，當然，這些後來才明白。嗯，我理解他。像我們所有人一樣，戈巴契夫必須具備雙重性。雙重性深埋在他的思想和靈魂裡。他清楚地知道，打破大鍋飯的想法被認為是不尋常的，但並不完全是異端邪說。你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有限的試驗。但我們切不可得出任何政治或哲學上的結論，認為這種制度本身是失敗的。你要在心裡避免這樣的結論。你甚至根本不能有這種想法。那樣想不僅是職業自殺，也是一種絕望。因此，戈巴契夫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在表面和內心上都有所調和。”

1964年，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推翻了赫魯雪夫的統治，卡爾平斯基與他的朋友們起初並沒有感到非常不安。當卡爾平斯基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和葉戈爾·亞科夫列夫一起喝白蘭地慶祝。赫魯雪夫長期嚴格監控新聞和藝術的發展，本人也變得喜怒無常、獨斷專橫——正如黨的語言所稱，這是一種狂躁的“唯意志論”。多年以後，赫魯雪夫成了一個孤家寡人，被監禁在別墅裡，卡爾平斯基打電話給他，祝他生日快樂。卡爾平斯基說，自己是代表“党二十大的孩子們”給赫魯雪夫打電話的，赫魯雪夫應該知道，總有一天，歷史會讓所有人明白那次會議的重要性。1956年，在那次會議上，赫魯雪夫首次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

“我一直堅信這一點，我很高興你和比你更年輕的一代理解了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意義和我提出的政策。”赫魯雪夫回答說。“在我的晚年能聽到你的聲音，我感到非常高興。”

卡爾平斯基和其他人很快就意識到，勃列日涅夫無意進行改革。恰恰相反，一場新史達林主義運動正在醞釀之中。一天晚上，在與葉夫圖申科和奧托·拉齊斯共進晚餐時，卡爾平斯基突然大聲說出他這一代人的遭遇，以及他們的思維方式。“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當一個人受過哲學教育，具有一定的知識背景，他就會開始認識到事物的本質，也就是我所謂的‘知識份子的良知’。這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成的良知，而是一種源于思考的良知，它將你與對現實的道德態度聯繫在一起。如果你知道這個社會的一切都沾滿了鮮血，社會本身正在走向崩潰，這是一個完全反人類的制度——如果你從本能和理智上明白了這一點——那麼你的良知就不可能保持中立。聽著，我從未真正冒過險，也不想冒險。我這麼做是因為受到良心的驅使。而一旦我這麼做了，我就再也無法預見到可能的惡果。每次我都以為自己能逃過一劫，但每次我都失敗。”

1967年，卡爾平斯基第一次真正闖入了他所謂的“半持不同政見者”的無間煉獄，這是一場個人災難。他和《真理報》的朋友費奧多爾·布林拉茨基在《共青團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以旁敲側擊的方式呼籲放鬆戲劇的審查制度。卡爾平斯基現在說，這篇文章“爛透了”，特別是其中自命不凡的論點，即消除劇院反蘇情緒的最好辦法是讓人民而不是官方審查員來決定。作者說，這樣一來，劇作家就無權抱怨政府，也就失去了憤怒的源泉和題材。但是，這篇名為《在通往首映禮的路上》的文章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一個觀點，一經發表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卡爾平斯基和布林拉茨基認為，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只是輕描淡寫，審查人員正在阻止更深層次的反思。

此時，勃列日涅夫正著手重塑史達林的意識形態聲望，當助手提醒他注意這篇文章，他勃然大怒。他認為這是一次人身攻擊。巧合的是，這篇文章發表的同一天，一位中央委員會委員批評了國家龐大的軍火工業，而這正是勃列日涅夫擔任總書記之前的工作領域。卡爾平斯基、布林拉茨基和《共青團真理報》的編輯都被解雇了。卡爾平斯基很快被調到《消息報》工作，但在該報黨委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一通批評性言論後，他也被免除這一職務。

儘管卡爾平斯基繼承了布林什維主義的浪漫主義觀點，而且其本人也樂於享受特權帶來的額外好處，但他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不滿情緒。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對卡爾平斯基和他的許多朋友來說，這是一個轉捩點。他沒有加入前往紅場的7名年輕抗議者的行列。他也沒有與薩哈羅夫或其他主要知識份子建立任何密切聯繫，這些人甘冒持不同政見的風險，已經決定與自己在等級制度中的生活一刀兩斷。但他確實採取了行動。卡爾平斯基以L·奧庫涅夫為筆名，寫了一篇題為《言出必行》的長文，僅在黨內及其官方學術界中的少數朋友和潛在改革者中間傳閱。（筆名是一個圈內笑話——“卡爾平斯基”源自“鯉魚”，“奧庫涅夫”源自“鱸魚”）。卡爾平斯基在文章裡認為，自由思想——而不是“一排排武裝士兵、起義的人群、一列列革命水兵或從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上發射的炮彈”——終有一天會挑戰蘇聯體制。屆時，國家機構和意識形態機器將無法抵擋，因為這種體制“缺乏任何嚴肅的社會基礎。它無法說服任何人相信其可行性，只能憑藉自我保護的本能堅持下去。我們正在經歷的新史達林主義，其實質只是小暴君們‘不安的預感’的外在表現。他們嚮往舊政權，渴望‘史達林堡壘’，但他們只會發現腐朽的地基，脆弱得無法支撐這樣的結構。”

這篇文章和卡爾平斯基幾乎所有的作品一樣，充斥著故弄玄虛和無病呻吟，大量詰屈聱牙的廢話，是典型的官僚體制的党八股。但是這篇文章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在於其觀點直接、大膽，還在於它的先見之明。作者是一位曾經前途無量的共產黨官員（蘇斯洛夫曾經說過，“我們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他現在和薩哈羅夫本人一樣，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生存能力不抱任何信心。

“我們在布拉格的坦克，如果你願意，可以說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東西，一種‘不適當的’武器，”卡爾平斯基寫道。“它們朝思想‘開火’。但思想是打不死的。他們‘應對’捷克斯洛伐克局勢的方式，就像曾經某些爬行動物‘應對’哺乳動物時代的到來一樣。爬行動物仰天長嘯，在充滿新生浮游生物的空氣中咬牙切齒。與此同時，它們受自然本能的羈絆，尋找“隱藏的武器庫”，並孜孜不倦地佔領郵局和電報局。他們一拳打在思想社會的下巴上，自以為打倒並‘俘虜’了它的思維過程。”

卡爾平斯基還從內部人士的角度，指出了在黨的整體結構中“存在一個党的知識份子階層”。他接著說：“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階層很單薄、不連貫；它不斷受到拉幫結派和裙帶關係所侵蝕，並且與野心家、馬屁精、大話王、膽小鬼和其他官僚選拔過程的產物交織在一起。但是，如果條件成熟，這個階層的人可以與整個知識份子社會團體結成聯盟。這一階層已經是知識份子的一個分支，是其在行政機構中的‘議會部分’。這部分人將不可避免地壯大起來，構成一個隱蔽的反對派，它沒有具體的形態，它現在還沒有意識到自己，但卻是一個在行政鏈條的各個層面上實際存在並茁壯成長的反對派。”

戈巴契夫上臺後，正是這個“階層”嶄露頭角之時。持不同政見者是所有人中最勇敢、頭腦最清醒的，但在戈巴契夫執政初期，他們無論在人數還是力量上尚不足以形成一支強大的軍隊。反觀黨內、研究所、新聞界以及文學、藝術和科學界的知識份子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他們慢慢地相信了蘇聯領導人的話，說這將是一個嶄新的時代。這一次，克里姆林宮領導人和自由知識份子之間，終於達成了共識。

悲劇在於，戈巴契夫上臺時，許多人的生活已經支離破碎：偉大的思想迷失在移民、酗酒、自殺、絕望或純粹的憤世嫉俗中。在經歷了70年的謀殺和迫害之後，還有知識份子倖存下來，簡直就是一個奇跡。“很多人都被摧毀了，”卡爾平斯基說。“一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以這種分裂的思維方式行事，但隨後你就開始墮落，起初只說那些允許說的話，接下來良知和靈魂就會腐化。多數人沒能挺到改革開放。我們必須在心裡建立一個道德體系，但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維持下去。索爾仁尼琴在《活著，並且不撒謊》一文中談到了這一點。我理解他的觀點，我們努力不靠謊言生活，但沒有人能總是做到這一點。如果你完全無視國家的規定，完全持不同政見，那麼你就不可能有一個家庭，你不知道從哪裡可以賺到房租，你的孩子不得不流落街頭乞討。要全方面實現‘不在謊言下生活’這一原則是不可能的，因為你並非生活在真空裡。

“與那些不怕坐牢的人相比，我的朋友們算不上英雄。我們沒有採取直接行動。這種立場本身就是一種妥協。但這就像你和獅子關在同一個籠子裡時所做的妥協一樣。這是情有可原的，儘管並不值得驕傲。當我不得不表達自己的感受時，我說了出來。我只是沒有故意把自己的頭伸進絞索裡。我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我不得不採用關於進步的隱喻，但僅此而已。我們發表的文章最多只能暗示我們真實的想法。”

但是，卡爾平斯基的《言出必行》遠遠超出了伊索語言的範疇。1970年，卡爾平斯基將自己的文稿送給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傑夫。一天晚上，梅德韋傑夫打電話給卡爾平斯基，告訴他克格勃洗劫了他的公寓，拿走了他看的所有手稿，包括《言出必行》。幾年來，卡爾平斯基對自己的危險渾然不覺。他輾轉於不同的工作崗位，從社會學研究所到進步出版社編輯馬列主義著作。但1975年，當他在為朋友奧托·拉齊斯的《大躍進前夕》（分析集體化和史達林主義的著作）編輯手稿時被發現，克格勃把他叫了去。審訊他的自然是一位曾在共青團共事的老戰友菲力浦·博布科夫，他已成為蘇聯秘密員警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卡爾平斯基試圖和博布科夫套近乎。“你來找我的時候，我總是好煙好酒招待，”他對他說。“這次你甚至都不給我倒茶。太沒禮貌了吧。”博布科夫並沒有被逗樂。他把那些該死的檔交給了共產黨控制委員會，列寧朋友的兒子、党最大的希望列恩·卡爾平斯基被開除黨籍。蘇斯洛夫將卡爾平斯基的違法行為視為對他個人的背叛。

現在，卡爾平斯基汲汲營營于謀生——其中包括為一個國家機構委託創作繪畫和建造紀念碑，薪俸微薄。他保持著友誼，談論政治，在從父親那裡繼承的別墅裡住了一段時間。距他在《言出必行》中躊躇滿志地大筆一揮，寫下持不同政見必將成為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事實的那一刻，似乎已經過去了很多年。

即使在戈巴契夫掌權後，卡爾平斯基也從未想過變革會來得那麼快。至少一開始沒有。儘管政治局中的自由派為卡爾平斯基的朋友葉戈爾·亞科夫列夫爭取到了《莫斯科新聞》的主編職位，並告訴他要把這份以俄語和多種外語出版的旅遊贈閱刊物打造成“改革論壇”，但起初，公開化只被閃爍其詞、含沙射影的提及。現在翻閱一疊1987年和1988年的《莫斯科新聞》，真教人無限唏噓，情何以堪。改革之初，障礙是巨大的，勝利似乎遙不可及。當《莫斯科新聞》的編輯們想刊登流亡詩人維克托·涅克拉索夫的簡單訃告時，必須經政治局批准，而且是在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之後。

“但是，變化仍然是翻天覆地的，”卡爾平斯基說。“‘解凍’與‘公開化’的區別在於溫度的不同。如果說赫魯雪夫時期的氣溫是零上2攝氏度，那麼‘公開化'則把氣溫推高到了零上20攝氏度。大塊大塊的冰融化了，現在我們不僅可以討論史達林的個人崇拜，還有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蘇聯體制的本質。赫魯雪夫時期沒有這樣的東西。後者不過打開了一道狹窄的縫隙，透過它只能看到史達林的崇拜。沒有真正的變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切皆有可能逆轉。官僚機構、党、克格勃，以及所有掌管知識份子和新聞界的鎮壓機構，依然如故。”

對卡爾平斯基來說，《莫斯科新聞》提供了一個公開聽證和改過自新的機會。1987年3月，他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在敞開的門前猶豫不決是荒謬的》。與他過去發表的其他自由主義作品一樣，這篇文章的表現也是好壞參半。卡爾平斯基認為西方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關心是虛假的，因而對此進行了猛烈抨擊，但他也提出了一個在政府內部得到密切關注、但卻很少公開發表的重要觀點：1956年開始的對史達林的批判必須進一步深化。如果不對國家的“核心”問題，即歷史和基礎的腐朽性進行徹底反思，改革將毫無意義。

卡爾平斯基希望重新入黨，不僅僅是為了個人平反，也是為了在當時仍然是政治權力核心的機構中盡綿薄之力。然而，在與共產黨控制委員會主席會面時，強硬派米哈伊爾·索洛緬采夫嘲笑了卡爾平斯基。索羅緬采夫從厚厚一疊顯然是黨和克格勃彙編的文件中抽出一本《言出必行》，高舉著它喊道：“你的意識形態仍有攻擊性！黨的立場不會改變！”

但是，整個世界已經改變了。黨內尖銳的意識形態分歧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公開的秘密，一場公開的鬥爭，而勝利的訣竅就在於如何獲得黨內有權有勢的自由派人士的支持。三位老朋友——尤裡·阿法納西耶夫、尼古拉·施梅廖夫和尤裡·卡裡亞金——向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為卡爾平斯基恢復名譽。在他的老熟人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伯里斯·普戈的幫助下，這個策略奏效了。第二年，列恩·卡爾平斯基成為《莫斯科新聞》的輪值專欄作家——他說自己是“這個時代”的金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