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三国为何内卷?开放但不平等的竞争体系
内卷是经久不息的现象和议题。6 月 24 日，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受新京报与今日头条邀请就当下的教育制度、工作就业等问题进行讨论。新京报与今日头条发布的访谈视频中，他奉劝年轻人不要躺平，还是得卷。他说，“年轻人还是不能躺，得跟着去卷，只有卷，才能出成果，才能成功。你躺平几天，会发现这个世界离你远去，只有跟着一起去卷。卷的过程中，只要心态平和下来，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你会卷出乐趣来。” 引发热议。我觉得他这调门起得太高，卷出乐趣来不可企及；卷出抑郁来，到是很可能。
但中国确实长期陷入过度竞争之中，不是个好现象。无独有偶，日本和韩国也不遑多让。这三个东亚国家虽然制度不同，但都面临着同样的社会问题：内卷严重，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自杀率高，或宅男宅女、佛系、躺平和摆烂等消极的生活形态。那么自然而然，人们就会有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三个制度不同的国家却有类似的现象呢？
最容易想到的原因，就是这三个国家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就是历史上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无不奉儒家的“亲亲尊尊”为建构社会秩序和进行统治的不二法宝，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夸张之语。而日韩在古代积极仿效中国，从中国引进了诸多的礼制和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三个国家一并归属于儒家文化圈。相对而言，韩国比日本受儒家思想影响更多。
最简单的解释往往就是最合理的解释。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三个国家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开放而不平等的竞争体系。这是造成过度竞争、内卷的主要原因，进而在现代社会生育成本转而高于收益的状况下，导致出生率低和人口老龄化。儒家主张“亲疏有别，贵贱有等”。“贵贱有等”就决定了儒家社会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特权。这里要澄清一个误解，一些人将儒家社会具有的社会流动等同于社会平等，这是错误的认识。社会流动与社会平等是两个概念，社会流动是指个人可以通过奋斗跨越社会阶层，但不同的社会阶层可能具有不同的特权和或权利，这称之为社会不平等。
西方在古代，竞争不开放，贵族和平民都是世袭。只是近现代才逐步开放，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不受身份的限制。而中国等儒家社会。自废除分封制后，竞争就是开放的，除了皇族是世袭的，其它社会阶层都需要通过竞争和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取得。当然日本废除封建制是近代才发生的。通过科举考试或建立军功，一介平民也可以成为高级官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这种开放竞争是不平等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不同阶层权力的不平等，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特权，阶层更高的拥有的特权更多。比如，中国古代读书人如果考中了秀才，即使没有入朝当官，也拥有一些特权，如免去田赋和见官不必下跪。由于不同阶层的特权不同，当然个人参与竞争的动力就很强大，大都愿意“吃得苦中苦”，想“方为人上人”。
不平等其次体现在于起点和规则的不平等。起点不平等没法避免。个人资质不同，家庭条件不同，受教育机会不同，对竞争参与者影响很大。要想完全消除起点不平等已被历史证明是乌托邦，只能是尽可能缩小享有教育资源的差距。而个人资质是先天，家庭条件也不可能实现平等。
规则不平等则对不同的参与者区别对待。对有些竞争者的条件宽松些，对有些竞争者的条件严格些。比如过去的科举考试和现在中国的高考对不同地区的考生的名额分配就有很大差别，不平等不公平。更别说有权有势有钱者搞暗箱操作，更不平等不公平。对不同的人，竞争的难度不同。
总的说来，儒家社会自古不以天生条件将人绝对地排除在竞争体系之外，除非是被定罪的人，均可以参与广泛的社会竞争。从大的时间长度来看，帝王也不是万世一系，“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时势造英雄，风云际会，平民也有机会竞逐帝王。由于阶层不平等，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特权，就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和愿意参与竞争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而不平等的竞争起点和规则，又使得竞争异常地激烈和残酷。两相叠加，就导致过度竞争，呈现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客观比较，古代科举考试比现在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卷得多，录取率低得多。考一辈子秀才和举人的屡见不鲜。清朝有位考生，考了一辈子，最后以98岁的高龄考中举人。现在没听说有考一辈子公务员的，考几年的有。当然，古代科举没有年龄限制，现在考公务员有年龄限制。如果没有年龄限制，也许会有人愿意考一辈子公务员。
东亚三国进入近现代后，儒家思想虽然受到不同程度地批判，但仍然延续下来，很大程度上仍暗地里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运行。竞争体系仍然表现为开放而不平等。但这三个国家，不平等的变化有所不同。大致说来，中国在私人领域消除了不平等，但公共领域的不平等仍严重存在；而日韩在公共领域消除了不平等，但在私人领域却没有消除不平等。中国还是严重的官本位，体制内或有一官半职就拥有额外的特权，就高人一等。职位越高，特权越多。但在私人领域，男女不平等和长幼不平等被大大削弱。以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言，等于是“君权”或“官权”仍在，而男权，父权和夫权则被大大削弱。而日韩相反，“君权”或“官权”被削弱，而男权，父权和夫权却比中国严重。日韩的家庭和职场，长幼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比中国严重得多。韩国职场上，作为长辈的上司用拳脚教训年轻职员的现象被视为理所当然，二三十年前还比较常见。中国近现代化后就没有了这种现象，上司教训下级，最多动口，骂粗口的也是少数，不动手脚。中国和日韩在近现代的不同演化可能是由于中国近现代革命需要将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从而将子女从父权下，女性从夫权下解放了出来，而日韩近现代转型动员的范围没有中国广泛；以及日韩在国家制度上受到西方更多干预和影响所致。
由于仍然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儒家的“贵贱有等”，“上尊下卑”思想仍然存在，职业和职位的高低就仍然附着有或明或隐的特权，停留或坠入社会底层则生活异常艰辛困苦，过不上体面的生活，被人瞧不起。人们对职业和职位的社会评价就有个等级存在，认为有些职业是高人一等，有些职业是低人一等，而职位高低的社会评价的差别更是如此。这样社会竞争仍然是趋之若鹜地朝着同一方向蜂拥而去。加上信息社会，人们对特权者和富人的优渥生活更多的了解，就驱使更多的人加入激烈地竞争中。以至于刚入学的小孩都立志要当贪官；衡水中学的学生誓言“要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也许禁止短视频“炫富”有些道理，除了免得加深社会撕裂和焦虑外，还能缓解一下过度竞争。
对比西方社会，古代西方社会是不平等但封闭的竞争的体系。平民天生就不可能成为贵族，不管后天多么努力奋斗。只有极别个的能因非凡成就而封被为贵族，比中国能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比率低多了。知道没有可能，就没有那样的念想了，竞争就没那么激烈。而现代西方社会，竞争是开放的，同时是平等的。起点当然不可能平等，但规则比较平等公正和透明。更重要的是不论社会阶层高低，不论贫富，不论官员还是普遍人，权利是平等的，官员富人并没有特权，并不高人一等。职业和职位有高低，但权利和人格没有高低，就不会乌泱乌泱地都涌向高职业高职位。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有人热爱，并得到社会的尊敬。这样，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即使职位收入不高，只要诚实劳动，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并得到其它人的尊重。
因之，东亚国家内卷严重根植于其历史传统和现有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之中，短期内很难改移。最重要的是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大多数人长期的行为又形成社会习俗和习惯，社会习惯又进而塑造个人人格；人格又固化人的观念与行为。只要儒家“亲疏有别，贵贱有等”的思想观念仍然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东亚社会的运行，内卷就无法消除。
202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