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nations have navels? 民族有肚脐吗

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问题，出自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在1995年举办的一场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讨会。鉴于与会者既执学术之牛耳，又彼此相持不下，故称华威之辩（the Warwick Debate）。双方分为亘古派（primordialist）与现代派（modernist），其争执主要围绕着民族观念究竟是自古有之，还是18世纪末期的产物。

人们或许会觉得现代派的观点较为突兀，这是因为各国的历史教材普遍接近于亘古派，如强调我国是唯一一个绵延千年而不绝的文明。这里简述下现代派的思路。首先，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源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彼时西欧刚刚结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各国通过这一条约承认彼此主权独立、奠定了后世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其次，民族与民族国家，据霍布斯鲍姆考证，作为词汇其出现不早于1884年。一般认为民族独立的概念是随着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1803-1815）才传遍欧陆。最后，关于民族主义，据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述，近代全球共有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其中第一次是18世纪末以来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因此现代派学者认为，民族是18世纪末的产物，与之前的历史关系不大。他们并不否认，当代各国的历史教育接近亘古派，只是认为这种叙述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民族、国家这类近代观念上的一种逆向建构。比如不少网民指责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的石敬瑭（892-942）是卖国贼，且不说当时奉行的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疆土乃帝王之私产；石敬瑭是沙陀人，他似无必要为汉家天下负责。这便是用近代观念评价古人所带来的一些矛盾。

在现代派学者中，人类学家盖尔纳发现亘古派与现代派的冲突与进化论者及神创论者围绕着人类起源的争辩颇为相似：进化论相信人类由动物逐步进化而来；神创论则坚信在上帝造人之前，并无任何人类祖先。盖尔纳不无戏谑地表示，进化论与神创论的核心分歧可以还原到一个看似荒诞的问题：亚当（姑且认为他是第一个人类的名字）到底有没有肚脐眼？毕竟假如亚当是猿人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那他理应与生母间有一条脐带；而若亚当是上帝所创，肚脐反而不应存在。盖尔纳进一步说，那些坚信民族自古有之的，所争论的无非就是民族本身有没有肚脐眼罢了，他还为之洋洋洒洒写了数篇与“肚脐派/亘古派”笔战的论文。下文我就将沿用肚脐这个比喻，梳理一下清末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以及普京对乌克兰的两小时谈话中流露出的民族观念。

近代中国的肚脐

盖尔纳的文章对我而言颇为有趣。想来是navel作为肚脐的原意，与其引申语境下现代民族的严肃内核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当我试着用这个比喻来串联晚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时，却很快意识到，有无肚脐的二分法似乎并不足以全面刻画中国的情况。

首先，盖尔纳们的论争，主要仍基于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过程，无论这一过程属于演化还是突变，都是西欧社会内生出的一种现象。然而在晚清，民族主义也好、民族国家也罢，很大程度属于外源性变化：既是对西方观念的引进，也由于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诉求而得以巩固。如此看来，中国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似乎没有肚脐，那就接近现代派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在晚清理论家建构中国的民族主义观念时，往往诉诸反清复明、驱逐鞑虏之类内生性话语，这便呼应了亘古派的看法，即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此前的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密不可分。由此观之，问题不在于作为民族的中国是否具有肚脐，而在于其中哪些是具有延续性的内生因素，哪些是突如其来的外部因素。它们如何交织在一起，塑造了如今中国的民族观念？

这学期我开设Modern China课程。出于对话语、概念、思想流变的个人兴趣，我在课上着重强调了明清易代以来华夷变态、反清复明等种种观念的发展及影响。一方面考察这种反清思潮，如何被清末的革命党人，用作构建民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聚集于章太炎之类的理论家，考察他如何改造西方的种族理论，提出“汉族”的概念以对抗清廷“满汉一家”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t）叙述。

具体来说，如果仅采用西方的种族理论，那么满汉均为黄种人，如此虽能团结全体国人反对白人的帝国主义，却无助于在中国内部进行反清活动。不仅如此，中国传统上以文化而非血缘界定胡汉之别，如贞观之治时接受汉化在朝为官的异族可以视为“汉人”，安史之乱后北上投奔胡人藩镇的汉人则被视为“胡人”。（在这个语境下，古人确实有理由指责石敬瑭，他虽是沙陀人，但继承唐代法统与中华体制，仍是“汉”皇帝）。因此清廷强调自己尊重儒家教化，同样属于华夷之辩的华这一说法具有正当性。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明末不少大儒东渡日本乞师，求援无果后定居日本。他们在日讲学时，往往强调被迫削发的中原已是蛮夷，崇尚教化的日本才是新“中华”，不幸助长了百年后日本侵华的理论基础。今人或许觉得这套说辞诡异无理，那是因为如今我们的“汉人”、“汉族”观念已经是章太炎改造过的说法了，从代表文明程度的文化概念，变为了基于身体特征的族裔概念：章太炎创造性地融合了西方种族与中国宗族概念，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汉族”，但仍模仿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种族主义叙事，将之套用到汉族对抗满族的问题上，并大获成功。

按照革命党及章太炎的早期构想，民国应当是基于汉族的单一民族国家。不过在辛亥革命后，或许是考虑到边疆地区统治合法性的问题，革命党人把口号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改为了兼顾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但其中仍不难窥见反满主义的蛛丝马迹。

最典型的就是孙中山的这张照片。他身后的旗帜为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可背后却挂着一幅朱元璋的照片。当代人或许不敏感，但在清末，朱元璋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的符号，几乎等同于“驱逐鞑虏”。一边“驱逐鞑虏”、一边“五族共和”，我们固然可以笑说这是摄影师考虑不周，但这微妙的矛盾之处恰好也是宏大叙事下的一个缝隙。通过这个缝隙我们得以窥见，早在西方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之前，基于满汉矛盾而产生的某种朴素形态的汉民族主义，如何借由排满这一脐带，逐渐延伸出如今的民族国家观念。

不过如前所述，晚清的民族建构也离不开反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思潮、追求现代化、甚至全盘西化等非“肚脐”因素的影响。章太炎如果只着眼于中国典籍而不诉诸西方理论，那他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很难驳倒清廷的文化主义叙述。实际上，积贫积弱的清朝，能依赖曾左李等汉臣汉军，接连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回乱等内患，已足以说明诉诸“儒家正统”的清朝，在汉人精英心中仍有相当的凝聚力。恰恰是把种族理论、社会达尔文思想等外来思潮，与本土的反满思想结合，才形成了足以颠覆清廷的中华民族国家叙述。

因此肚脐与否，与其说是民族问题上的普世性判断，毋宁说是思考民族问题的不同角度。不仅中国如此，举凡把“民族主义”作为舶来品引进的非欧美地区，大都可以沿着有无“肚脐”的思路，讲出不同的历史叙事。

近日普京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讲话，便给出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他倒没有在“有无肚脐”中偏执一端，而是灵活地交换使用了两种视角，从而为乌克兰民族乃至俄罗斯的领土声张提供了一个自洽的叙述。

普京的乌克兰叙事技巧

针对普京这次讲话，网上评论趋于极化，不是冷嘲热讽便是击节叫好。这些评论大多立足于政治立场，罕少关注普京的叙事技巧。他对于乌克兰民族及其疆域问题的叙述其实非常有理论趣味。

首先，普京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反对列宁以来历代苏联领导人对于乌克兰的领土馈赠，以及列宁强调的各加盟国所具有的自主权。言下之意是苏联领导人为了自己的乌托邦幻想，把俄罗斯的领土与资源随意赠与乌克兰。严格来说，普京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如下图所示：

乌克兰在苏联成立前的疆域为图中黄色及棕色区域。蓝色区域由列宁划归当时作为苏联加盟国的乌克兰；紫色区域，即克里米亚半岛，由赫鲁晓夫以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结盟300周年的名义赠予乌克兰，这两部分均为俄语区，目前政治立场也亲俄，包括这次普京予以承认的两个共和国。绿色区域则包含二战开战前德苏瓜分波兰，以及二战后补偿苏联的领土，受益方同样是如今的乌克兰。

当然，挺乌派可能会说这是苏联的旧事，乌克兰如今已是主权国家，俄罗斯无权插手；挺俄派又会说，本次俄国予以承认的两国，本已通过公投宣布独立，他们不堪两年内战才请求俄军出手。本文无意在应然层面讨论普京的立场是否正确，而是想用“脐带”的视角剖析他的历史叙述。显然，普京认为现代乌克兰是苏联领导人或天真或自私地牺牲俄罗斯利益的产物。从这个角度，乌克兰没有脐带，它是苏联（特别是列宁）这个上帝一夜之间造出来的。用普京的话来说“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乌克兰，列宁才是乌克兰的设计者和创始人，乌克兰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乌克兰。”当普京要向自诩反共的乌克兰人展示“什么是真正的‘去共产化’”时，他仿佛高呼“上帝已死”一般，轻易消解了乌克兰赖以存在的法统。（有意思的是，反列宁并不等于简单地“自古以来”。列宁主张沙俄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领土，因此通过“反列宁”式地诉诸历史，普京至少在字面上，不会陷入一些人认为让俄国打脸的中俄边境争议。）

但有趣的地方不止于此，在演讲的开头，普京同样强调“乌克兰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邻国。它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不仅是工作中的同事、朋友和以前的同事，而且是我们的亲戚和近亲属。”在这里普京诉诸历史、文化、精神、血缘，这一切都是亘古派学者在强调民族的形成其来有自时所援引的种种“肚脐”。如果普京只是单纯地站在“无肚脐派/现代派”一边，那固然能声称自己对乌克兰部分疆域的主张，但无助于团结或缓和在乌境内对俄态度摇摆甚至敌视的民众。正是这些历史文化的肚脐，给冷冰冰的领土宣称染上了一些温度。当然，对于反对者来说，这份温度恐怕更难以忍受。

零零散散写下这些，本身是今天教课的一些随感。我历来喜欢在历史教学中联系当下局势，便在今天课前问了学生这个问题作为暖场：我在讲述晚清历史时，引用了“民族肚脐”这一比喻。如何用这个角度来分析普京昨天对乌克兰的讲话？出乎意料的是，往日颇为积极的学生，听罢面面相觑，无人应答。

下午跟朋友聊起此事，才发现navel这个比喻说来容易，但对于初次听说的人颇具误导性。（即便不想到脐橙，也会从脐带延伸成某种文化或情感纽带）在颇费一番功夫跟朋友解释清来龙去脉之后，得到的反馈是：

“……有你这么暖场的么，太超纲了……最后还能绕回乌克兰，这个圈子绕得太大了。”

哈哈，可能是我太着迷与“肚脐与民族”这组无厘头的排比了。内化久了，从民族肚脐到普京的谈话，并不是什么太绕的圈子，就像一个双关语一样自然。乘兴梳理了一下思路，聊作此篇，希望对于民族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有所帮助，或者你们说，我的思路是否太跳跃了？

注：本文标题把引言中的nation（民族）改为了nation-state（民族国家）。严格来说，两者并不等同。但在中文语境下，由于翻译与历史因素，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颇为混杂，不仅United Nations被译作联合国，“民族”有时指的是族裔（ethnicity），如汉满蒙回，有时又指中国境内包含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此处已带有疆域概念。故从权译为“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