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林海音「自廢武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氣氛漸次達到了頂點。所謂孫立人案以及雷震案，不過是當局以「匪諜罪」對某些持不同意見者的政治構陷而已。如果說，孫立人、雷震等人作為國民黨高官，赴台之後，由於各種原因，在政治上與威權體制漸行漸遠，以當局的思維和邏輯，對其懲治猶可說也，只是台灣文化新聞界一時間竟亦「人人自危」的狀況，令人痛不堪言。據港台知名作家王敬羲先生（梁實秋的學生）回憶，那時「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獄者多不勝數」，其中有柏楊（作家）、崔小萍（媒體人）、陳映真（小說家）等。及至1971年初，隨著《大華晚報》董事長李荊被秘密抓捕，林海音等人為避其禍，不得不進行自我了斷，一份對台灣文學發展頗具影響力的文學雜誌，從此退出了人們的視線。

我與王敬羲（筆名齊以正）先生是忘年交。他晚年定居加拿大，時常來大陸。在他罹患直腸癌去世的前幾年，我們在南京、上海等地多次見面，他對我聊起過當年港台文學界的一些情況，還給我展示吳國楨、梁實秋、林海音、蕭孟能、李敖等人的信函原件，包括李敖當年寫給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女作家蔣芸的情書十多封，不知如何會到他手中，我也沒問。當時敬羲先生沒說自己已得病，只是希望這些信函交我保存，他自己復印了一套。從史料的角度，這些未刊信函十分難得，我並非不知道它的文獻價值，只是覺著由我來保存最終不妥，一次機會，又全部退還給了先生。未出一年，傳來敬羲先生在加拿大去世的消息，這才明白讓我保存這些信函的真實意圖，再也沒有這個可能了，這是題外話。

說起來，林海音創辦的《純文學》誕生於台北，以學生書局為後援；同時，還有一個香港版的《純文學》，借正文出版社為依靠，在香港主持《純文學》出版的人，就是林海音的好友王敬羲。這本雜誌辦到第四年，即台灣《大華晚報》董事長李荊蓀因「匪諜罪」被捕那年，王敬羲因事來到台北，住在館前路的台北中國大飯店。一天清晨，突然接到何凡打來的電話，語氣十分緊張，電話中說：敬羲，我必須現在來酒店一趟，和你見面談！

何凡（夏承楹）是林海音的丈夫，《聯合報》知名專欄作家，「平時給朋友的感覺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緊張談吐，殊非尋常，令我意識到有事發生了」，王敬羲回憶說。他們在酒店頂樓的咖啡廳見了面，何凡對王敬羲說：「林海音有話跟你談，她沒有來，我來替她說……」原來，李荊蓀被捕入獄，表面上是「匪諜罪」，真正的原因卻是他在「星期雜感」專欄上的那些文字，這讓林海音感到「白色恐怖」肅殺氣氛日甚一日，整天提心弔膽的，不知哪天就會出事！何凡對王敬羲說：「《純文學》辦不下去了，林海音為辦這個刊物，熬夜校對，眼睛都快瞎了。這些還不算，政府現在是拉人坐牢啊！李荊蓀給拉進去啦，你在外面想必已經知道了，早些天，主筆團還在一起吃的飯，第二天就把人拉進去了。說拉就拉，說判監就判監，誰還敢辦刊物？林海音手中還有一批稿件，至多再出一兩期，台北這邊就決定停刊了，香港那邊你自己酌情處理吧！」說完，站起身，又說了一句「我先走了」，轉眼人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當時王敬羲內心感受如何，此事來得太突然了，但他並不想放棄香港版《純文學》。王敬羲在創作之余，對出版和辦刊一直有很大的興趣，蕭孟能的文星書店在香港的分支——文星書屋，即由他在主持，我看過蕭孟能寫給他的信，其中有一封就是談有關結帳事宜的。在香港，王敬羲除主持《純文學》外，還辦了一份政論性雜誌《南北極》，前後出版三百零四期，長達二十六年之久，可見他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台灣版的《純文學》，林海音辦到了1971年6月，然後交給學生書局《文學雜誌》的劉宜先接手，又出了八期，最終停刊。香港版《純文學》從月刊改為雙月刊，「出至六十七期才停」，比台灣版多出了四期。其中主要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除稿件來源之外，資金是一個重要問題。

在香港版《純文學》搖搖欲墜快撐不下去時，金庸不知從哪聽到這一消息，派了一位明報出版社的工作人員找到王敬羲，說是要買全套的《純文學》，如果湊不齊全套，有多少本，就要買多少本，並附來一封短箋，「似乎是想表示一點支持之意」。如果說，金庸與香港版《純文學》還有那麼一點淵源的話，是在1969年，香港文學批評家林以亮（宋淇）寫過《金庸的武俠世界》、《金庸訪問記》兩篇文章，同時刊發在該年10月出版的《純文學》上。以王敬羲的說法，這是文學批評家對金庸武俠小說最早予以肯定的文章，而在這之前，金庸的武俠小說一直受到人們的苛評，弄得他不得不撰文承認自己「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好比宋代的「說話人」、近代的「說書先生」。為了這件事情，金庸一直沒有忘記《純文學》，沒有忘記王敬羲對他的仗義支持。當然，購買全套的《純文學》，杯水車薪，只是象徵性的支持，並不能輓救香港版《純文學》停刊的命運。

王敬羲是一位充滿激情、無比執著的人，被友人稱為香港的「文壇鬥士」。直至1998年，時隔二十多年後，在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香港版《純文學》得以重新出刊。在王敬羲內心深處，一直對林海音當年為避其禍、不惜「自廢武功」而耿耿於懷。不過，我倒是能夠理解林海音的做法。兩人處境不同，一個在台灣，一個在香港，雖相距不遠，卻有著「因言獲罪」和「言論自由」的本質區別。對林海音來說，倘若不立即停辦，有可能遭遇牢獄之災，兩害相權取其輕，她只能那樣做。而王敬羲，應當能夠充分理解這一點，在此風聲鶴唳之際，在香港，並無危險之虞，只是「一本文學刊物居然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牽累」，確實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折射出當年在威權體制下文化人普遍的恐懼心理，這就是台灣「白色恐怖」年代的真實寫照。

王敬羲一直不相信《大華晚報》董事長李荊蓀是「中共間諜」，同案被捕的還有《中華日報》副總、主筆俞棘。從後來披露出來的案情可以知道，台灣情治部門是先逮俞，再捕李，直至俞屈打成招，才在1971年6月12日正式起訴，直到這個時候，外界才知李、俞二人原來已被關在了警備總部。台灣當局所以要對新聞界進行整肅，與此間國際背景不無關係。金馬危機結束之後，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的立場上發生變化，與大陸的關係開始悄然解凍，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岌岌可危，當局以緊縮島內的控製作為因應，逮捕了李荊蓀等人，羅織的罪名是「參加共匪，潛伏新聞界，企圖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並付之行動」，試圖以此警告新聞界必須與政府保持同一步調，即所謂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李荊蓀被捕時，已經五十五歲，除任《大華晚報》董事長之外，還兼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經濟建設計劃委員會」機要秘書一職。李荊蓀早年一直服務於國民黨文化系統，先後任職於中央宣傳部、中央日報社。赴台之後，李荊蓀作資深媒體人，以其「良知」做過兩件膾炙人口的事情：一是在《大華晚報》撰寫「星期雜感」，筆鋒銳利，立場鮮明，批評政府施政不當，行政效率過低，制度不良，這是一個廣受讀者歡迎的專欄；二是在1958年，挺身聯合新聞界同仁強烈反對修改《出版法》箝制新聞出版自由。

這兩件事都遭到情治部門的嚴厲指控，「民國三十四年至五十九年間，先後在南京及台北等地，利用南京《中央日報》及《大華晚報》‘星期雜感’專欄，經常撰登不利於政府之消息，或撰文攻訐政府，散布毒素思想，或鼓勵民營報業攻擊政府修正出版法等，為匪從事統戰工作」；情治部門在逼供中，不僅要李荊蓀寫「自白」，承認「蒐集中央宣傳部有關新聞出版等方面機密資料，交與匪黨」、「滲入中央日報工作，借機保產、保廠、迎接解放台灣」，還要他承認「在1935年即加入共產黨」。在當時的台灣，最恐怖的事情，就是當局動輒以「匪諜罪」、「叛亂罪」而抓人。作家郭衣洞（柏楊）就因為翻譯《大力水手》漫畫，被指控影射當局和蔣氏父子，調查局約談，一去不回，九年之後，才被釋放回到家。

這些「莫須有」的指控當然不能令人信服，李荊蓀在軍事法庭公開審訊時，不承認加入過共產黨，並推翻了嚴刑逼供之下所作的一切「自白」。這個案件的「腳本」與十一年前的「雷案」如出一轍，不禁令王敬羲感慨萬千。王敬羲在台灣生活多年，對台灣現狀並非不瞭解，他知道我寫過一本雷震傳，告訴我說，「那時經常到自由中國社去蹭飯，因社址距自己住的地方很近，也見過雷先生。雷案發生後，自認匪諜的劉子英曾經是雷先生手下的一個幹事，捱不住刑，於是認了，雷震的庇護匪諜罪名遂得成立。在李荊蓀這個案子中，也有一個劉子英式的人物，就是與李同時被捕的俞某人！」從當年台灣的新聞報導中可以知道，李荊蓀在法庭上得知朋友俞棘為獲減刑作出不利於自己的供詞時，當場悲痛欲絕，忍不住拍胸高呼：「俞先生，良心！」1971年12月10日，台灣軍事法庭判處李荊蓀無期徒刑，俞棘在此案中是一個配角，被捕後因受不了刑求而「檢舉揭發」，軍事法庭宣判時獲得「減處有期徒刑五年」的優待。

復刊後的《純文學》在香港先後出版三十二期，至2000年12月才壽終正寢。王敬羲托友人將復刊後的香港《純文學》帶給正在醫院中的林海音，自有他的意思。一年之後，林海音在台北去世，走完了她作為一個作家和出版人的所有路程。王敬羲聞訊後，在香港報刊撰文回憶當年台港兩地合力共辦《純文學》月刊的往事，並將剪報寄給了我，其中幾個關鍵詞：白色恐怖、林海音、《純文學》，是這篇文章的標題，令人過目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