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些价格昂贵医院实在承受不起的药物踢出医院药房，让患者自费外购，其实是往粥里掺水的一个小技巧而已。

中国的医保，就如同这施粥工作一般。朝廷法度是：提供给灾民的粥必须是稠粥，要求筷子插上不倒，以布裹粥不渗！筷子浮起，人头落地。医保原则是：凡是符合医保报销条件的，都应该走医保，都应该给患者实报实销。像施粥工作一样，落到医疗系统，医院和一线医务人员也只能是：医保给医院多少钱，我就给病人花多少钱。钱不够，我就得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土办法土政策，来节省一下医保费用。医保目录，如果没有真金白银的医保资金做支撑，那就是废纸一张。（即使有真金白银的医保资金做支撑，如何分配也是个问题。按照目前的等级和制度，能够分到需要的人也许不会太多。）

【1、权力集体世袭，你是某某的儿子女儿，我是某某的女婿儿媳，你是某院长提拔起来的，我是某书记栽培的，你是副部级推荐的，我是省市委指导的。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后就撰写博士论文中指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仅仅一个县竟然就可以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武汉市第四医院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在官场和财富分配上采取各阶层世袭固化手段，实行新型”种姓”管理。

2、医院资源帮派家族化。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权贵代理人）通过专制操作对整体医院资源实现了抢掠，然后各个帮派家族通过名义上的国有事业单位对全民资源进行分赃掌控，每个帮派家族根据权力大小对某一个领域实行垄断。尽管武汉市第四医院在他们的垄断经营之下长年”亏损”，但还是要通过各种补贴的方式再次从全民手里掠夺财富，而他们自己家族或帮派一个个却从中获取大量私利。这也就可以理解了除了能力之外资本为零的含义。

3、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通过任命以及虚伪的选举保持下级权力对上级权力的忠诚，所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专制管理是无法避免和消除腐败的。权力来源于谁就必然效忠与谁，反之，对于上位者来说，谁能给他带来利益，他就给谁权力。在这种利益链条下，下级必然要向上级输送利益，而下级只有向更下面的人要利益，最终所有后果由无权者承担。也就是说，腐败和滥权是与医院专制管理结构共生的，而滥权比贪腐收益更大，安全度更高，对医院和医疗改革的危害程度也更为剧烈。】　　

　　当时，很多一线医务人员，包括一些肿瘤科医生都明确表示：反对将这些药物纳入医保，因为很多药物只能延长晚期肿瘤患者一年半载的生存时间，而价格却极其昂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医保资金使用应当充分考虑效价比，医保原则应当是低水平广覆盖，医保报销应该以针对常见病和普通药物为主。（问题是哪些人可以使用昂贵药物？有权还是有钱？既然如此，当权者所进行的脱贫运动还有多少意义？）

【 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这些看似抽象和超越的思考实际上反映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而使他们渐渐意识到，这种剥夺个人自由和摧毁社会道德基础的管理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只有自由和正义才能在医院中与医院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医院不至于沿着人性扭曲，道德堕落，光怪陆离的斜坡滑下去。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里那些诱发道德堕落的灾难有其普遍性规律，例如在制定规则时不注重程序性、普遍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掺杂大多诸如特权、政绩、利益小团体及裙带等主观意识的考量，以致管理丧失了公平和正义。

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所谓发展，只不过是使上自特权阶层，下至医务人员，都唯权唯钱是取，管理混乱，道德沦丧。真正工匠精神的培育，则离不开对人的等级贵贱观念的逐步摒弃，离不开对创新、精造的不断追求和突破。

在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医疗系统中，人员的提拔不是公平正义制度性的、而是通过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医疗系统权贵擦烂污指数，就是忠诚指数的生动体现。没有投名状，怎么证明能跟兄弟们同生死？没有投名状，怎么能证明与同僚共患难？官员滥权贪腐，是维护医院管理的必要手段，监察部门反贪，是贪腐一个必要的表演环节。】　　

　　很多医院，都制定了各种指标：医保患者住院时间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医保患者费用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医保患者药费占比不能超过多少多少。谁超了，就扣谁钱。这些指标，都上不得台面。你去问主管部门领导，对方肯定一脸正气的痛斥医院和医生胡来，并强调：患者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需要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领导可能不会痛斥的，尤其是在中国一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毕竟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一些精英还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在互害链条之上，尽管医务人员作为存有最大侥幸心理的一个群体，也是最会哭的那个孩子，幻想即便类似的群体受害事件（低端人口，疫苗事件，传染病灾害等）一直不断地发生，不过作为素质较高阶层中最自信的一个群体，医务人员大多数人都坚定地相信，自己不会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但是，在海水灌进船舱的时候，一等舱和末等舱之间，也许只有时间区别而已。】

　　把一些价格昂贵医院实在承受不起的药物踢出医院药房，让患者自费外购，其实是往粥里掺水的一个小技巧而已。医保资金相对宽裕的发达城市，要求医保次均费用不能超过2万元。也就是说：医生需要把患者的次均医保费用控制在2万元以内，才能勉强保证医保资金不透支。而且，很多医院为了控制药物使用，都强制规定了药占比（药费占治疗费比例）指标，超标的话医务人员要受罚。通过自费药房神操作，医院把一些拨付的医保资金实在难以负担高价医保药，变成了事实的自费药。医院药房不进货，患者自费外购，就可以不花医院的医保资金。由于这部分药物不走医院账目，药占比的指标也在字面上变得好看了很多。（其实治病救人也许就是一个伪命题，治病救钱和权力才更有意义。在中国，无论智商高还是情商高的人都很多。）　　

【对皇上来说，这个类似于开恩科，皇恩浩荡万民崇颂；对官僚来说，这个就是捞好处的机会，的确是便宜了，但是官僚会使出“有价无市”这一招；官僚和医院进行勾兑串联，采用各种手段明降暗涨，东边的损失依靠西边的获利把它补上去；对有关系的器材耗材厂商来说，大量生产换得利益，不过也要担心企业为了利润会不会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干一些缺斤少两的勾当，当然也可以用正当理由提高配件以及相关器械耗材的价格。

最神奇的是，医药器械耗材的一些国内供应商，还有负责承接政府将医疗“市场化”的一些医疗机构或企业，都可以找到白手套的身影，跟承包各大网络平台社区敏感词库审核的公司一样。

或者说难听点，当权者两头吃了，公立层面取消医疗编制和降低各种药物器械耗材，减轻政府承担的义务与财政责任，另一面当权者和医疗系统权贵再通过市场渠道吃掉这部分利益。】

但是，医院一旦败诉，医患双方，都会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可否看一下韩国电影《 救世主2：出租车司机》和《熔炉》，有代价，但是也推进了社会的转型和进步。）

【美好的东西让你感到舒服，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你思考问题的冲动，因为思考的冲动大多源于批判的冲动。真实的东西容易刺激你批判的欲望，点燃思考的热情，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促使你试图通过阅读来寻找答案。

在某些地方，当权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确可以取得炫目的成绩，以及光彩的宣传效果。不过更多的时候，也要靠把一些真实的信息通过屏蔽的办法来达成。】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袁英红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