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和遊牧之間，我在香港住公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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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寫於2023年10月，關於我們在香港的流浪紀實。

Yu：

「就在剛剛，我在公園的女更衣室吹頭髮，一個阿姨來和我搭訕。“你這麼先進的嗎！”她在指我用handdryer吹頭，事後又問了我關於我倆從哪裡來，多大，在做什麼。我並沒有如實說自己年齡，謊稱剛畢業的小孩出來到處流浪創作，但阿姨說沒有關係，年輕人都可以多走走。

她的態度很友善，我想到以前也會聽到其它長輩的誇詞，但這次卻令我感動不已。

畢竟行走和休閒的方式和大部分年輕人都不一樣，在這個公園裡找到一些慰藉。在過程中不斷尋問自己，這樣的時刻常令我沮喪，也許又想起我們這類情緒權威的人。

只管去做和感受，不必立刻得到答案。」

晚上11點34分我們被鎖在了公廁里。

公廁的關門時間是晚上11點半，清潔阿姐沒有再進門檢查一遍就直接將門上了鎖。我們陷入了僵局，廁所倒是溫暖的，不用飽經風吹，但被反鎖的感受令我充滿不適企圖逃離。

Joe打開手機搜索破解方法，掏出回形針按著教程的步驟掰成想要的形狀，鬥爭了十幾分鐘毫無結論，介乎一種想要放棄又不甘的心態上，我耐住疲憊用擠壓得通紅的大拇指和食指，反覆旋擰著微妙的角度——「啪！」

鎖開了，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Joe：

「一度有點遺憾公園的更衣室並非全天開放，從晚上到清晨的時間是上鎖的。

然而沒想到的是，這一天我們剛在關門時間前洗漱完畢，準備繼續公園露宿，收拾好行囊走到門口傻了眼——門竟然已經上鎖了！

上一秒還在為不能住在寬敞舒適的更衣室遺憾，真正被鎖住的那一刻，我們對新鮮空氣和自由移動的渴望，突然就勝過對溫室的依存。」

近幾年中國大陸掀起戶外熱，令「人要呆在沒有天花板的地方」成為小紅書博主們紛紛引用的經典口號。它是有力量的，並在很長一段時間感染著我。

但今天，我開始產生疑惑，既然「人要呆在沒有天花板的地方」，那麼露宿街頭和野外camping的區別又在哪裡？

在香港露宿這兩日，一些過去的畫面不斷閃回、交疊，我不確定那是否是一種創傷，但至少我開始確定，對“流浪”的疑問探求已真正成為與我生命相伴的一個話題，作為身體的一部分跟著我走。

露宿街頭和野外camping的界線，也許關乎是否有自主選擇權。

有人被迫流落街頭，有人主動選擇流浪。

約一年前，2022年11月，廣州海珠區以疫情管控為由實施“靜默”，彼時我居於一江之隔的越秀區，每天焦急地關心著江對岸的情況。作為上海百日封城的親歷者與倖存者，我有太多具象的恐懼和擔憂。

此時，我做了一件或許會令局外人匪夷所思的事：下載外賣接單app，我註冊成為了外賣員。

這也是一種我寧願不曾擁有的「上海經驗」。

2022年春天封城時，全員居家，但外賣騎手有資格註冊物資配送通行證，從而進行配送、跑腿等工作。那是一個短暫的、權力倒轉的時空。平日裡，外賣員們可能會被小區、商場、寫字樓拒絕進入，唯獨那時，ta們掌握著至高無上的、讓千萬人垂涎的權力：移動的自由。

接著，記憶又閃回到上海虹橋站，門前幾公里範圍擠滿了露宿者的場景。我和同事去採訪，能有一輛單車蹬二十公里來車站的已是幸運，大多數人靠雙腳，只為來這裡搏一搏坐上離滬火車的運氣。

再回到11月的廣州大橋下，那裡也住著露宿的人。

當時，我和一位紀錄片導演去了解橋底露宿者的情況，看見好幾位外賣員，他們是這裡的臨時住客。

其中一位告訴我們，這段時間就先在這裏露宿了，「其實我能回出租屋，但是萬一樓封了出不來了就沒錢賺了啊，在這裡住至少還能送送單子。」

你很難說，他的露宿是一種純粹的主動選擇。

同一時期，也有一位穿著體面的60歲左右男性，從被褥、毛巾到交通工具都一應俱全，看起來像是這裏的「老居民」。他對我們明顯更警惕，也不願被訪問和拍攝。

回想那晚的整個過程我們都提心吊膽，但凡有紅、藍色的光線閃過，我們都擔心是警察要來趕人。

我在想，在香港露宿時的這份被驅逐的恐懼，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就來自這裏。

隨著流浪的經驗不斷增加，需求的邊界也更加明晰——我需要一個感到安全的住宿環境，但同時我必須擁有隨時進出、隨時離開的自由。

所以儘管我們很想在溫暖的室內過夜，但被鎖住的那刻，才意識到對自由空氣依然是多麼的渴望。

又想起封城出不了家門時，感恩戴德派最愛用的PUA話術是，你能在家裡已經很幸福了，你看那些醫生、社區工作者有家都不能回。

拜託，是我們不讓他們回家嗎。又是誰不讓我們出家門呢。 

那些身體不能讓渡之界線，就讓它緊握在我手中。在流離和遊牧的交錯間，繼續體察和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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