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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途上的卖房者: “割肉”的决心,以及“连根拔起”的告别与挣扎

浪花一波接一波, 拍打在王鹏脸上。他坐在船边,双手举着背包,挡在女儿脸前。又扭过头, 深吸一口气,催促身旁的妻子, 摸摸怀里熟睡的孩子, 以确保两岁的女儿真真还有呼吸。与王鹏同行的,是20多位来自中国的偷渡者。他们的目的地是对岸的巴拿马,那是通往热带雨林的入口。最终,王鹏带着家人成功穿越了热带雨林,辗转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落脚。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九天
数据|舟雨
原文发布时间|03/27/2024

浪花一波接一波, 拍打在王鹏脸上。他坐在船边,双手举着背包,挡在女儿脸前。又扭过头, 深吸一口气,催促身旁的妻子, 摸摸怀里熟睡的孩子, 以确保两岁的女儿真真还有呼吸。

与王鹏同行的,是20多位来自中国的偷渡者。他们的目的地是对岸的巴拿马,那是通往热带雨林的入口。此刻,快艇在夜色中颠簸,“一定要让全家人活下来”,这成了王鹏唯一的信念。远在万里之遥的成都,他曾经安稳的家——一栋别墅以及那套公寓,完全被他抛掷在了脑后。

这是2023年1月3日。最终,王鹏带着家人成功穿越了热带雨林,辗转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落脚。时隔一年多后,2024年2月,中国农历春节刚过,王鹏坐在洛杉矶罗兰岗高地(Rowland Heights)自己的新家里,向歪脑记者回顾起这一切,颇为感慨。让他颇为自得的,是不仅带领全家来到了梦想中的“自由国度”,而且,在中国如今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背景下,他竟成功地“隔空卖房”,脱手了在国内的房子。

“现在真正想要成交,一定要割肉的。不割肉,肯定卖不掉。”王鹏说,他就是“割肉”者。

而70岁的关平也很满意自己在2023年终于卖掉了东北老家的房子。“我这房子,25年前买的时候多少钱,卖的时候还是多少钱。我还挣了三万呢!”她说着,提高了音量。

关平的老家辽宁抚顺,曾经是中央直属的“煤都”,随着自然资源的开采枯竭,如今沦为“五线城市”。关平几年前跟老伴投奔女儿,移居美国。2023年秋天,老两口回了趟国,发现自家小区近一半的房子都空着。他们果断作出决定,把房子卖给了同一小区的一对老夫妇。她解释说自己的房子在当下还能顺利卖出去,是沾了一楼的光。因为如今小区里全是老人。

研究统计,2023年全年,中国重点城市的商品房交易量创了8年来的历史新低,二手住宅的价格显著下跌,成交量也远低于2021年。可以说,无论是五线萎缩城市还是一线重点城市,全中国的房屋交易市场,都在经历大萧条。而不幸的是,这场危机似乎尚未触底

2021年,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恒大先后爆出债务危机。挣扎了两年后, 恒大被勒令清盘。外界越来越多的声音怀疑:繁荣了20年的中国房地产经济,大势已去。而与此关联的,是近年来正在兴起的“润”潮。而在这场润潮前后,出走海外的国人,大多数人的房子还留在国内。那些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不能像关平一样亲自回国处理房产的人,隔着屏幕,也目睹了自己房产的贬值。

卖房、“割肉”、挣扎,这些人与远方房子的关系,因为疫情、润潮,甚至“走线”,而被打上了独特的时代印记。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房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移民,以及勇气与挣扎的故事。

“那时候,不买房的话,不知道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

王鹏今年40岁,老家在山西。他在成都认识了妻子和她的一家,而后定居成都。在过去的十年,王鹏做二手奢侈品的生意,颇有积累。2016年,他用80万人民币在成都买了套高层住宅,孝敬老丈人一家。当时他想,成都人口多,都需要住房,“买房子肯定亏不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买后的一两个月,成都就开始限购,他买的那套高层住宅价格上涨飞快,两三年后,他给老丈人换了个老别墅,把那套高层住宅卖了,扣除零零总总的,算下来,还赚了30万。

王鹏在成都买房的2016年,程阳28岁,生活在上海,算是一名“沪漂”。回想起这一年的中国房市,程阳至今有种强烈的“魔幻感”。当时,她现在的丈夫(当时尚未成婚),研究生毕业后到了杭州做用户体验设计的工作。1月,在全国浩浩荡荡的“房地产去库存”形势之下,加上9月杭州承办G20峰会,杭州房价“暴涨”。相应的房市政策,每隔几个月都有变动。程阳记得,起初,在杭州买房完全不设限,后来,外地家庭限购一套住房。到了2017年年初,限购范围扩大,外地家庭需缴纳两年的社保才能买房。

彼时的中国,“房市”如火如荼,似乎人人都在谈论买房的事情。2016年媒体上的“房市大事记”中,杭州千人抢388套房源的场面,被列为难忘的一幕。二手房市场,也同样“疯狂”。程阳回忆,当时有房东,今天报一个价格,“隔一天就涨了十几万”。每天同事间讨论的,也都是房价。程阳和男友愈发感到急迫感,“不买的话,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

带着对婚房的憧憬,和对杭州生活的向往,毕业不久的程阳和男友咬咬牙,用300多万人民币买下了一套“二手房”。双方父母替他们交了100多万的首付,他们自己来还房贷,一个月1万多。三室两厅,精装修,一百多平米,上一个房东只住了1年左右,这对新婚夫妇住得很满意。

没想到,一年多后,程阳的先生拿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他们核计,先到美国这边试试看,但国内的房子绝对不卖,“回去了还要住”。毕竟是自己的家,他们当时“连出租都舍不得”。临出国前,他们用手头的闲钱又买了套30平米的小房子。“当时不知道该怎么投资,就又买了房子。”程阳解释。

程阳夫妇的决定,背景是当时还在高歌猛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过去二十年多年来, 房地产曾经长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房地产占中国GDP的比重, 从1998年的4.0%飞跃至2020年的7.2%。多年来, 房地产开发商们创造了建筑、绿化、油漆、房屋中介等无数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从变卖土地创造营收,银行从贷款中稳赚,民众从不动产投资中获利,多方力量共同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的神话。在那个"全民买房"的年代, 房子是国人心中,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中国人嘛,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一套房产吧。”在电话那头,Robbin也向歪脑记者感叹。1年多前,他在加拿大刚成功卖掉了西安的房子。

2020年,疫情爆发前的一周,Robbin飞到加拿大探亲,他的儿子在新斯科舍省读初中,妻子在陪读。原本只想呆2个月,没想到疫情接踵而至,国内封锁,航班取消。“等待”似乎看不到尽头,他从起初“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到后来渐渐喜欢上这里简单的人际关系和淳朴的民情。Robbin在国内做的教培行业,在这时惨遭“灭顶之灾”。几个月后,他决定,索性就办个移民,留在加拿大。

当然,移民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卡——枫叶卡,对英文语言,工作经历等都有要求。人到中年,Robbin的英语在大学毕业后早以扔掉,很难从事专业性强的工作。像大多数中年移民一样,他放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鼓起“从零开始”的勇气。送过外卖,去酒店兼职整理过房间,直到后来,他找到了份行政助理的工作,这才具备了移民的关键一步。更不易的是,要重拾英语。Robbin在家自学雅思,请加拿大外教练习口语,努力备考,一次又一次,终于“刷”过了5分的要求。

“国内的房子是一定要留着的,”Robbin出国前,在这套130平米的房子里住了五六年。他那时核计,枫叶卡万一被拒,回国总得有个住处。但最终,他还是咬着牙,于2023年秋天,忍痛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如今,他回望自己下决心“入手”这套房子的那一年,是2014年。那之后,西安房价起起伏伏,到2017年,西安房价一度飙升,他的房子也翻倍升值。“可疫情到现在的这两年,变化太大了。”Robbin感叹。

“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为什么不早点把房子卖掉呢?”

每一个主动或被动离开中国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心路与现实纠缠,最终促成了他们的“润”之途。王鹏和Robbin也不例外。

生活在成都这样一座休闲的城市,王鹏也曾经享受过自己“感觉满意”的生活。他的老丈人喜欢种菜,别墅的楼顶正合适,前后有花园,住得宽敞。他跟妻子女儿住在另一套高层住宅,是万科的地产,透过29楼的窗户,可享受当地“东湖公园”的美景。可唯独有一点,在中国,王鹏算是一个政治异见者。他常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冒泡,也翻墙上推特,发一些“敏感内容”。

王鹏对于中国的信心开始走下坡路,是从习近平修改宪法、为“终身制”扫平法律障碍开始的。2022年的上海封城,,让他坚定了离开中国的念头。这年他38岁,原想申请留学出国,让妻儿来陪读,不料签证被拒两次。他还想再试,可突然发现“时间等不及了”——他给流亡的异见艺术家华涌捐款,被警方得到了消息。2022年11月,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成都锦江府河社区警方的电话,请他去配合调查。王鹏说他当时感觉“情况不妙”,立即托人,当晚就开了泰国一家私立医院看病的预约单。第二天,也就是2022年11月8日,夫妻俩抱着不足两岁的女儿,拎着两个行李箱,匆匆离开成都,搭上了去泰国的航班。

刚下飞机,他就体验到久违的“烟火气”。“曼谷人山人海的,全是逛街的人,还有摩托车的喧闹声。”王鹏回忆,而那时,国内大部分城市还在封锁,商铺没什么人气。眼前的图景,让他心里清楚,他和全家将会踏上一条不归路。他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他理想中的自由国度。他决心踏上“走线”之旅。

这是一条从南美走陆地抵达的偷渡美国之路,俗称“走线”。选择这条路的,多为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近几年, 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面孔。外界认为, 这是中国的普通民众, 经历了严苛的新冠疫情封锁政策,  面对经济衰退和越来越多的政治抑郁,开始“自救”的表现。数据也证明了这股潮流,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统计(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 仅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境,被临时拘留的中国移民就超过1.9万。而从2013至2022财年,这个数据的总和只有不到1.5万。

据报道,“走线”者多为青年男子,也有女性和携家带口的。相比留学和工作赴美,选择“走线”的多为中国中下层阶级,王鹏算是例外。这一路危险重重,丧命,打劫或被捕屡见不鲜,也花费不菲。王鹏向歪脑记者数算,“走线”这一路,他一家三口花了40万人民币。最大的一笔, 是每人6800美金(约合47600人民币)的“保护费”,当地的“蛇头”会接应护送,躲避移民局和警局,送达墨西哥边境,俗称"大包"。

一路历经艰险,终于,王鹏一家在离开中国三个月多后,抵达了美国。此前,王鹏只想着全家活着到美国,如今,他开始感到异国新生活的负担。他们在加州的住处,是用车库改造的,两室一厅,水电费全包,一个月租金$1700美金(约合11,900人民币)。他英文底子差,为了谋生,只得先去中餐馆打黑工,“杀牛蛙”,每天8.5个小时,老板付他130美金,还没达到加州最低时薪标准,远不能负担一家人的开销。王鹏和妻子算了一笔账,基本上平均每月要从积蓄中拿出1500美金左右,才能把日子过下去。但他说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与选择。

而对Robbin来说,从最初决定送儿子出国读书,到全家最终落户加拿大,这个心路,其实也并非偶然。

Robbin回忆,自从儿子上初一,他就开始担心孩子的精神焦虑和身体煎熬。孩子考上的是重点初中,每周每月大考小考不断。教育局虽然明令不能排名,但学校都在偷偷排名。老师时不时要找家长谈话, 要重视孩子教育。他和妻子向来主张宽松的教育,让孩子顺其自然发展,但眼下这“内卷”的环境让他们难以接受。偶然的机会,Robbin和从事移民中介的朋友聊天,听到朋友说,现在很多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出去留学。他抱着试试的态度,结果花了不足两万元人民币,把签证和学校申请都办下来了。地点是中介推荐的——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大西洋边上的一个小省份。那里华人不多,“英文环境好”。

在孩子出来之后,他探亲遭遇了“疫情”,滞留在加拿大,最终“因祸得福”,经历过一番努力,全家于2022年6月得到了枫叶卡。而真正开始北美生活后,他才发现,自己出国前虽然多少有些积蓄,但在异乡要生活,就不能还“放不下”国内的生活。此时,他在国内的房子,曾经温暖舒适的家,已成了拖累。每个月的房贷、物业费,让他觉得负担累累。

“原来在中国觉得两千块钱没多少,现在(国内)一分钱不挣, 每个月再还房贷,就觉得自己好像唐僧肉,任银行宰割的感觉。”Robbin说。面对房市下行,他既生气又无奈,又不敢断贷,怕房子被没收,这才开始考虑卖掉国内的房子。

离开中国时,王鹏来不及处理房子,“自己的财产嘛,自己辛苦挣的,你肯定想要。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房子都不重要了,我必须走。”后来,他偶然得知能远程卖房,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公证,委托国内的亲人代理卖房。他立刻开始着手卖房。其中最大的担心还是怕房子被扣押。另外,就如他说的:“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为什么不早点把它卖掉呢?”

“现在的市场,你不想割肉的话,肯定卖不掉”

2023年9月的一天,美国西岸时间凌晨1点,王鹏叫醒睡梦中的妻子。他刚从中餐馆下班回来没多久,喊妻子起来,是因为要一起坐在手机屏幕前连线。屏幕那边,是成都某公证处的工作人员。王鹏手握身份证,证明自己的身份,并回答公证员的问题。40分钟后,视频结束,王鹏长舒一口气。他没想到视频委托公证这么容易,心中窃喜,自己没受到什么刁难。不过,很快,他的心又悬了上来,如今办好了委托,就要加紧卖房,一天不能耽搁。“晚卖一天,就会增加被扣押的风险。”

“视频公证”无疑是海外卖房者们的福音。对已经身在海外的人来说,如果要处理房产,不用专门跑回国一趟。拜国内前些年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各地推出的“便民服务”,还有越来越普遍的网络办公系统所赐,当事人通过和国内的公证处工作人员视频电话,花2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就可委托国内的亲人或朋友代为处理国内的房产。

Robbin最初听说这个消息,感觉“有点不太相信”。2022年初,他听人说,如果要卖掉国内的房子,需要专门跑一趟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出具证明才可以委托。那时他觉得麻烦,就一拖再拖,过了小半年,眼看着国内房价越来越不景气,他这才有点着急了,就赶紧着手,这才发现,委托公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从2022年到现在,相比新房, 中国二手房市场价格跌幅更为显著,房子越来越不好卖,不管王鹏或者Robbin,他们都深有体会。

王鹏早在国内筹划留学时,就有卖房的打算。他家的别墅属于2009年的老别墅,2019年年末花320万人民币买下的,2022年6月,中介建议挂上去的价格是450万。过了一年半,到2023年11月,他真正着手卖时,中介告诉他,“现在挂的人太多了,没人买。”他自降50万,无人问津。又降到350万,看房的人也很少。他干脆一口气降到一个“令人心动的价格”——320万人民币。

降价后,王鹏又给中介交了些推广费,果然在两个月内就把别墅卖掉了。但扣除贷款中介费等,到手只有190多万,算是亏了一大笔。“现在的市场,真正想要成交的,都是要割肉的,” 王鹏笑笑,“不想割肉,肯定卖不掉。”

Robbin的卖房心路,也是从最初的“满怀希望”,到最后的“能卖掉就不错”。从一开始下决心,到最终卖掉房子的六个月间,他至少降了三次价。第一次是2022年春天,他以200万挂牌不久,主动降到了180万。此时,有人愿意以174万接盘,但他寻思,毕竟是第一个客户,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于是坚持要176万,“否则免谈”。“结果就失之交臂,后来再也没人出这个价了。”Robbin悻悻地回忆。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消磨”,他越来越意识到,“晚一天卖只能更亏。”最终,扣除中介推广费, 他的房子于2022年冬天以150万左右成交。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益同不到三十岁,现居北美,从事媒体行业,前不久,他帮妈妈成功地卖掉在东南沿海二线城市的一套高层住宅。益同认为,很多卖家就是不愿松口价格。“不愿主动降价格,就会被动降价。继续拖下去,损失更多。”他说。

2022年年底,中国突然放宽了“防疫管控”。2023年年初, 全国二手房房价有小幅回升,益同的家人们暗喜, 觉得挺过了房地产的严冬,想等经济好转了再卖个好价钱。但当时媒体爆出好几家房地产巨头的财务危机,让益同断定国内的楼市“有更大问题”,得趁着经济短暂复苏的“逃命波”,把房子赶紧出手。

一般来说,卖家的挂盘价多数虚高,留些砍价的余地,也会参考同小区的价位。益同妈妈起步挂到320万人民币,几周下来没什么动静。益同经手妈妈的房子后,“大刀阔斧”降价,先降到了整个区域的最低——308万。“价格有零有整,就会给人一种正式的感觉”,他还把房子一次性开放给片区内的所有中介,让他们自由竞争。三周下来,来看房的明显增多。他甚至想用拍卖的形式,以280万作为低价,由买家来竞价,但考虑到房地产下行的趋势,还是采用了传统“开高讲低”的模式,最终以298万成交。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靠卖房致富的日子好像一去不复返。人们听到的卖房故事中,成功卖掉的是少数,而更多的,是失败者的徘徊和叹息——“如果当时稍微挂低一点,也许早就卖掉了”。人们后悔,没有清晰的判断力和十足的魄力。“市场涨的时候贪婪,市场下跌的时候又比较恐惧。”长期做房屋中介行业的杨菁华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这样评价卖房者的心态。

“如今我还得贷款,还得还贷,还是房奴”

对准备定居在美国的程阳来说,最终决定狠下心来卖掉国内的房子,还是因为婆婆生重病,需要换肾,这会是一笔上百万人民币的开销。

自从2017年年底来到美国,这对小夫妻就有了新焦虑。程阳先生两年都没抽中工作签证,“随时都有回国的风险”,最后一次终于抽中了,还是担心,“排绿卡也是很漫长的过程”。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在拿到“枫叶卡”或“绿卡”这样的永久居住证前,他们的头上都悬着一把剑——前途的不确定性。这是心头大患,也是沉重的负担,紧逼着他们,从一开头就做了双重打算——国外的房费不能少,国内的房子也不能丢。

程阳说,决定卖掉国内房子的那段时间,除了担忧婆婆,她还承受着多一重的痛苦。因为正在办理“绿卡”不便回国,她请国内的朋友去清理房子。除了一屋子的家具,她最舍不得的,还是房子里承载的记忆。比如朋友送给她的猫猫石头画,怎么也找不到了。清理房子的那段日子,她“心如刀割”。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以前我连租都不想出租的一个房子啊,”程阳哭着说,“但经历了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跟自己的房子没有什么关系了。” 

2023年春节后,程阳把房子挂到网上已经几个月,不幸的是,婆婆还没来得及换肾,人就过世了。没了医疗费的紧迫感,程阳和先生忙于悼念,无心打理卖房。如今转眼两年了,程阳依稀记得,2022年还有零星看房的,2023年就悄无声息了,中介告诉她,五月份整个片区没有一套房子出售。在失望中,他们一步步看清了事实,决定把房子出租给中介公司,房租每月5500元人民币,中介公司一年只付给他们10个月的房租。这远不能负担他们每个月1万多元的房贷。 

程阳是重度抖音用户,“抖音上全都是唱衰房市的”。眼看着跟中介公司续签的日子就到了,“唉,现在能维持房租就okay了”,程阳叹了口气,“(国内自己的房子)不奢望涨房租了”。而与此同时,他们在美国的房租还在继续上涨。

王鹏在成功卖房后,请国内的几个朋友,在2023年年末和2024年年初,分批把钱打给他。歪脑采访的那些成功卖房“上岸”的人,大多都不愿过谈及如何处理房款。按照中国目前的政策,如果一个人离开中国到海外定居,可以申请一次性的个人财产转移,但需要向中国政府提交大量资料。在严格的监管下,在民间,要把房款这样的大笔资金运出来,最常见的就是“蚂蚁搬家”,也就是请亲友帮忙,把人民币换成外币,陆续转出中国。而中国施行外汇管制, 每年个人仅有5万美金的购汇额度。与此同时,“地下钱庄”等非法途径,也被中国政府严查。

卖掉国内的房产后,Robbin在加拿大买了套独栋别墅,有前后院子,但他的家底也因此基本空了。孩子上大学要花钱,他开始寻思着其他的营生。他说没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太大改变,“还得贷款,还得换贷,还是房奴。” 电话那头,他笑着说。虽然生活压力依然不小,但卖掉房子后,他还是觉得轻快了不少。如今的他,比在国内更忙。他换了份照顾特殊儿童的工作,下班后,时不时还去送外卖补贴家用。他还在琢磨着如何做西安凉皮,并试着在朋友圈中推销出去。

在房地产下行的浪潮中, 有媒体报道,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再执着于拥有自己的房子,重回出租屋生活。但对已经居住在美国的程阳来说,却并非如此。“对我来说,可能房子还是真正的家吧。”出生于1980年代的她,认为对自己和她的父辈这一代来说,买房还是件至关重要的事。

很难讲,“安家立业”、“家国天下”的传统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但国人对于买房的热衷,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也跟随着他们, 移植海外。曾经做了二十多年房地产开发的杨菁华,2018年投资移民到了美国,转行做房屋中介。他观察到,这些八零、九零后的留学生成家后,还是“比较喜欢买房”,尤为亲睐“学区房”,大概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不过, 如果未来回国,程阳也想找个小地方定居,不在杭州,“鹤岗是个不错的选择” 。她嘿嘿一笑,说看抖音上说只要五万元,鹤岗的一套房子就能搞定。那里虽没有很多工作机会,“但也不会有那么多负担。”有趣的是,当记者问起她,如果重回2016年,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她想了想,回答,“还是会选择买房。唯一不一样的,我会问自己,为什么不更早点买房子?”

2024年初,王鹏陆续收到了朋友们打给他的卖房子的钱,他算了算,有50万美金。现在他悬着的心终于掉下来了。他和妻子转手就在加州的丰塔纳(Fontana)买了一套价值85万美金的房子。因为看着加州渐长的房价,王鹏的妻子心里着急,怕“再不买就没有上车的机会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Robbin, 程阳和益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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