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书名的翻译谈翻译的一个基本原则

读【麥穗】发表的“譯者言：如何不孤獨死去”一文感觉非常有趣，尤其是先声夺人的第一句的前半句——“《如何不孤獨死去》和Something To Live For是兩個感情色彩和表達風格相異很大的書名，這種（翻译）做法，其實相當進取，也很冒險，...” 

这话让我不禁击节赞叹，也感觉必须做出回应，呼应，算是读到好文时应有的感谢和感激表示。但在写回应的过程中又不禁浮想联翩，思想不由自主地跑起了野马，跑出了最初的田野和视野，使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以下是发现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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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穗】把话说得很周全，圆通，也可以说是圆滑。

毫无疑问，在很多情况下，圆通或圆滑是必要的，刺头或杠子头毕竟是令人讨厌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舍弃圆滑刨根问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是必要的。学术的进步，思想的精密毕竟常常需要犀利的、不留情面的观点和言说来推进。

无论如何，把“Something to live for”这样的书名翻译为《如何不孤独死去》在我看来显然既不明智也不妥当，尽管这种翻译在中文世界并不罕见，而且常常获得夸赞，甚至被称作妙译。

说这翻译不明智/不妥当，理由很简单——“Something to live for”是超级简单的英文，从单词到意思都简单（虽然很难翻译得同样简单又有力），很多读者一看就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拿出这样的翻译，就很难免不被认为是侮辱众读者智商，或过于轻浮轻率。换句话说，认真的读者难免会想：这译者究竟是个什么鸟人呐，凭什么认为自己比原作者更高明，高明得太多，因此可以自信满满地捉刀代笔，越俎代庖呐？。

这样的翻译假如是出自余光中那样的英语和汉语都学得半通不通又自视甚高和自命不凡的诗人、散文家兼翻译家倒也无可厚非，但出自愿意被认为是专业的翻译者或出版者就令人遗憾。专业上合格的译者应当知道，给读者上述印象不利于促成读者对译者及其译文的信任，会导致读者弃读。例如，就算是有人肯出大钱让我读余光中翻译的英文诗，我也不会去读。

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浪费时间，也不喜欢亏待或糟蹋我自己。

再进一步说就是，因为我跟很多读者一样，在选择读翻译过来的文字的时候，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对翻译的信任。我不喜欢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更不喜欢公然挂羊头买狗肉。就算是卖主喜欢，而且是真心喜欢，真心认为狗肉就是比羊头好（味道好，营养好，或更环保），买主来买羊肉給他狗肉也是为了他好，我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买主。

由挂羊头卖头肉的比喻说法返回正题，返回翻译和文字表达。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以及刚开始学习写作文的小学生）都应当知道，原作者选择什么措辞就是要表达什么意思，而原作者以超级简单的词语写文句更是要进行一种非常明确的表达。当然，这样的表达也可以包括声东击西，以此代彼，正话反说，点到即止，一语多义，等等等等。

我们也知道，写手/作者不是话剧演员，通常不会直接跟读者见面沟通（即当场表演/用肢体、表情、语音、语调、音量来演示），因此其意思只能通过作者所选择的措辞来表示。翻译者拒绝遵从原文，另起炉灶改写原文的选词造句，这种做法只能称之为骚操作。往好处说，这种操作是披着翻译的外衣进行鸡零狗碎、偷偷摸摸的创作（钱锺书给林纾的翻译的一种评语）；往坏处说，这种操作就是强奸。

强奸的本意就是为了贪图自己的一时舒服或痛快而任性地、不由分说地把自己的玩意儿硬插进人家里面，不管人家是否同意或乐意，也不管是否会給对方造成伤害，更不管是否合适，是否体面，是否会导致畸形或怪胎。

不错，翻译上的强奸不是性侵，而且也有人确实是在做出翻译上的强奸行为之时和之后不知道那就是强奸，恰如有人性侵了他人却不觉得自己行了性侵。但翻译上的强奸就其暴力性质或不负责任而言与性侵或性骚扰别无二致，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怪乎纳博科夫说，翻译是否忠实于原文是一个不容商议的伦理道德问题。

在一个理想的翻译世界或业界，翻译强奸罪应是可以判刑的重罪，类似于科研界可以给科研作弊者或论文造假者判刑，禁止作弊造假者在几年之内或永远不得发表论文。

我猜想，在联合国、欧洲联盟或加拿大之类的需要大量的准确可靠翻译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对翻译强奸罪的惩罚大概是很重的。中文世界对翻译强奸罪常常是不在乎甚至反而为之喝彩叫好，这只能说是当今世界的奇葩。

最后顺便说一句，随着人工智能AI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翻译作业由计算机代劳，翻译从业者靠着玩弄挂羊头卖狗肉的手腕来骗人骗钱的场子越来逼仄。人工智能的发展眼下引起很多争议，但人工智能翻译追求的是翻译准确而不是挂羊头卖头肉以假乱真，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附录

本文提到了很喜欢在翻译问题上发表高见的余光中，称他为“英语和汉语都学得半通不通又自视甚高和自命不凡的诗人、散文家兼翻译家”。在这里要是不做出一点必要的交代，怕会有耍流氓肆意骂人的嫌疑。因此，必须做一点说明以便自白，也以便读者判断余光中是否真是英语和汉语都学得半通不通又自视甚高和自命不凡。

我先前在【孙李】发表的一篇谈余光中论翻译的书的书评下陈述了余光中汉语如何半通不通以及他的莫名其妙的自视甚高，现在把在那里发表的对余光中的评述稍加改写抄录如下：

作为一个写手，余光中在政治上和人情上是糊涂的（假如不说是卑鄙的话）。在翻译方面甚至在基础汉语运用方面，余光中显然也是一个标准的糊涂蛋。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看不到这一点。

例如，他认为，在“他讲了许多关于老李的往事”这句话中，「关于」根本没用，不如干脆说成：【他讲了许多老李的往事】。这个例子清楚地显示了余光中的糊涂，以及他对汉语的基础用法糊里糊涂。

大部分中国和台湾的小学生都知道，【关于老李的往事】和【老李的往事】大有可能说的不是一回事，前者的涵盖范围比后者更广泛；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我们必须用【关于老李的往事】的说法，而不能用【老李的往事】。

例如，“关于老李的往事，我今天就先说到老王为止”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老李的往事，我今天就先说到老王为止】这样的话会导致困惑，导致读者/听着认为说话者是语无伦次，是一个糊涂蛋。

余光中就是这样的一个糊涂蛋。

稍微懂一点语言学的人则知道，不同的形式必然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因为语言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体的。如，【同学】跟【童鞋】不是一个意思（虽然它们是同义词）；【什么】跟【神马】不是一个意思（虽然它们是同义词）。同理，【关于老李的往事】跟【老李的往事】也不是一个意思。

在另外一方面，余光中竭力贬低【翻译腔】基本上都是在说糊涂话，谁听信他谁倒霉。

且不说法律、科学、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的定义必须是翻译腔（因为你拿掉翻译腔就必定导致定义出现大漏洞，使定义变成不能用的废品），就算是文学，所谓的翻译腔也常常是必要的、必须的，不可更改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武装到牙齿，鳄鱼的眼泪，都是翻译腔呐。怎么啦？有什么传统汉语说法可以取而代之吗？且不说现代汉语很多句型都是来自翻译，传统汉语根本就没有，摒弃翻译腔只能是自缚手脚，自我挫败，自找倒霉。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读者反驳我说：你如此批评余光中是典型的片面说法，是不可取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揪住余光中说法当中的一个漏洞予以无限扩大。

好，我可以接受这样的批评，然后接下来对我的所谓片面的说法做一些补救。补救的办法就是再继续指出余光中谈翻译时的一连串的糊涂说法，以展示他确实是糊里糊涂还自以为高明。

比如说，余光中声言，【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句话当中的【之一】可以省略。这又是糊涂得不行的说法，谁相信谁倒霉，谁相信谁就使自己变成一个笑话。我们都知道，被中国人（或外国人）认为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至少有好几个（如白居易，屈原，杜甫）。把这句话当中【之一】省略，原本没问题的句子就成了问题句。余光中显然是豆腐脑或懒虫，没有能力或不肯费力去推敲这样的简单问题。

最要命的是，他谈翻译时很喜欢鼓吹一个非常外行和落伍的观点——明明有汉语现成的说法在，为什么要用洋文的说法呢？他这种观点有很多糊涂虫跟着叫好。这种局面其实只是显示了余光中和他的糊涂虫粉丝不懂语言学，不知道不同的形式必定是不同的内容这一至关重要的道理。

比如说，现代汉语有现成的说法【我完全同意/我百分之百同意】，但现在偏偏有人直译英文，说【我不能同意更多/ I cannot agree more】。我相信余光中和他的糊涂虫粉丝一定会说，后一种说法是错的，应当是【我完全同意】。这些糊涂蛋不知道【我不能同意更多】的意思是跟【我完全同意】有差别的。

顺便说一句，按照余光中的思路，【我百分之百同意】这种话也不能说，因为传统汉语没有这种说法。其实，他不知道，传统汉语里也没有【我完全同意】的说法。我们要是听信了余光中的糊涂说法，就无异于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井底观天。

一句话，【明明有汉语现成的说法在，为什么要用洋文的说法呢】这样的观点完全是糊涂观点，余光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懂装懂、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糊涂蛋。我相信这么说他并不是冤枉他或错怪他。

余光中谈翻译的书的书名是《翻译乃大道》。但以上例子或许已经足够清楚地显示，余光中心目中的翻译大道其实是一个烂泥坑或一条死胡同，读者最好是敬而远之。

总而言之，余光中谈翻译以及做翻译大都是糊里糊涂。他号称诗人，但对基础现代汉语的许多用法缺乏知识，缺乏敏感。对余光中的英文诗歌的烂译，翻译家黄灿然有很中肯的评论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