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的条件

1. 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

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条件(the basic condition):

• 劳动的人之条件是人之本身，是与人体的生命过程相对应的活动
• 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即人的有死性；但工作提供了超越所有的人而长存的，人造物的世界
• 行动的人之条件是复数性(plurality)，这代表了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的事实，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条件

复数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着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这三种活动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有死性(mortality)和诞生性(natality)

• 工作和其产物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
• 行动是诞生性的最密切相关，诞生所内含的新的开端，在于新来者拥有行动的、开创新事的能力

行动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那么诞生性而非有死性，就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有死性乃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人的条件还包括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物：

• 任何自行或被拉入人类世界的东西，都变成了人类条件的组成部分
• 人类存在是被条件制约的存在，人类就不可能没有物而存在
• 物不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条件，它们就只是一堆不相干物品的堆积，一个非-世界(non-world)

但此处所说的人的条件，并不指人的本性：

• 没有东西能让我们假定，人有一种本性或本质
• 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因此对我们是谁不起作用
• 因此定义人的本性的尝试很容易导致我们产生某种"超人"的观念，并把它等同于神

2. 积极生活的术语

积极生活(vita activa)本身是中世纪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标准翻译，它的原初意义：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可能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

• 自由指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束缚
• 三种生活方式指享乐生活、致力于城邦事务的生活、探索和沉思永恒之事的哲学家生活
• 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关注"美"的事物，既非必要又非纯粹有用之物

政治生活能区别于劳动和工作的原因在于希腊人对城邦生活的理解：城邦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出于自由而选择的政治组织形式，绝非一种为了让人们有序地聚合在一起所必需的行为模式

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积极生活失去了特定的政治意义，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事的活动；行动也从尘世生活必需性的层次上考虑，导致沉思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

沉思相对于其他任何活动的巨大优越性：

• 起源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对城邦生活的乌托邦重构的目的在于使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 因此在脱离生命必需性的自由之外，哲学家们又加上了免于政治活动的自由
• 基督教的脱离俗世，起源于这种后古典时代哲学的非政治化思想，并把曾经要求于少数人（哲学家）的事情，看成一项所有人的权利
• 这种优越性还由于，当人的一切运动和活动都完全停止时，永恒的不受外在干预的真理、自然宇宙（没有认为作品能与其相媲美），才向有死者的眼睛显露自身

从而，积极生活有限的尊严在于，服务于一个活的身体的沉思需要和需求，被贬低为一种派生、附属的地位

阿伦特质疑的是积极生活的用法改变之中，内含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即使经历了马克思、尼采的传统等级颠覆，仍然保留着

这一等级秩序假定：一种主要的人类关切支配着人的所有活动

而我对积极生活一词的使用就预设了，各类活动背后的关切是不一样的，其他关切不高于、也不低于深思生活的主要关切

3. 永恒对不朽

不朽和永恒的区分能够表示城邦治理原则与，哲学家找到的代替其的原则之间的冲突；哲学家的出发点：政治领域并不理所当然地为人所有活动中的更高级活动服务

希腊人对不朽的关切：

• 自然和奥林匹亚诸神是不朽的，在永恒往复的自然生命和诸神背景下，站立着有死之人
• 与永恒的区别在于，希腊人的神有相同的形象和本性，是神人同形同性的，而与之相比永恒的神是超越时间、生命和宇宙的
• 在万物不朽的宇宙里，人不像动物一样，通过种群繁衍保证生命的绵延不绝，因此，有死成了人存在的唯一标记
• 有死性在于这一事实：个体生命以一个从生到死的可辨认的生活故事，从生物生命中凸显出来

在一个凡运动的万物都做圆周运动的宇宙中，以直线运动

• 希腊人对不朽的关切正源自于这种体验
• 而有死者创造的能力（作品、业绩和言辞），使他们能在不朽的宇宙中找到位置；有死者以做出不朽功业的能力，在身后留下不可磨灭印迹的能力，获得了一种"神"性，即属于自己的不朽

苏格拉底发现了永恒是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因为他不打算写下他的思想；而一旦有这种意图，哲学家考虑的就不是永恒而是留下永恒的印记

但在柏拉图那里，对永恒和哲学家生活的关切，和对追求不朽、公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切，才被看成是内在矛盾的：

• 永恒对于柏拉图来说是不可言说
• 哲学家只能在人类事物领域之外和人的复数性之外获得永恒的体验，正如柏拉图的洞穴寓言
• 这种永恒无法转化为任何活动，因为显然任何活动，都会打破和毁灭永恒体验本身

从政治上来讲，如果死亡意味着“不再活在人们中间”，那么关于永恒的体验就是一种死亡，与真实死亡唯一的区别是它不是终极的，因为没有哪个活生生的人能长时间地忍受它

使得对尘世不朽的追求变得无意义和不必要的是：

• 上述的，对永恒的关注胜过所有对不朽的渴望的哲学思想
• 罗马帝国的倾覆表明了没有什么人手的作品能够不朽
• 基督福音将永生赋予个体生命，并上升为西方人的排他性宗教

它们如此成功地积极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变成了沉思的婢女

以至于使世俗领域在现代的兴起，和同时发生的对行动和沉思的传统秩序的颠倒，都无法挽救不朽之渴望被湮没的命运，而那种渴望，最初曾经是积极生活的源泉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