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纳赫尔伸张正义

以下的文字是法国同志在法国警察在巴黎郊区南泰尔市谋杀少年纳赫尔·默祖克后骚乱的第三天发给我们的。它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并概述了从1970年代开始的法国反对警察暴行的斗争。

今天，这一运动正面临着街道、媒体和法院的强烈镇压。截至目前，除了纳赫尔之外，至少有三人被杀。与其关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专门的军事警察，我们更愿意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纳赫尔和自己站出来的年轻人的努力开始。

在街头，许多人说，愤怒的感觉和斗争的强度让人想起了2005年的叛乱。正如那些叛乱发生在2005年的学生运动之后，这次名副其实的起义是在反对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实施的养老金改革的强大运动之后发生的，该运动在春季面临前所未有的镇压。尽管有巨大的资源分配和名副其实的有罪不罚，法国的警察似乎正在失去他们所认为的合法性和他们恐吓大部分公众的能力，使其陷入被动。

为纳赫尔伸张正义

2023年6月27日，17岁的纳赫尔·默祖克（Nahel Merzouk）在南泰尔驾驶汽车时，被摩托车警察拦下进行路检，然后冷血地谋杀了他。正如一名乘客后来描述的那样，一名警官威胁纳赫尔说："不要动，否则我就把子弹打进你的脑袋"。然后两名警官通过打开的车窗打了他。被打得晕头转向的纳赫尔不小心松开了刹车，并踩下了油门，一名警官随即开枪将他打死。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因为几乎整个场景都被拍了下来。

纳赫尔被杀的视频很快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这在随后的骚乱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迅速在街头做出反应。

从6月27日的第一个晚上开始，在南泰尔和巴黎其他郊区（芒特拉若利，布洛涅-比扬古，克利希苏布瓦，科隆布，阿涅勒，蒙费梅伊）以及法国各地（罗贝克斯，里尔，波尔多...）以移民为主的社区爆发了暴力冲突。6月28日，尽管政治家们承认这起谋杀案的恶劣性质，政府和左翼的温和派也呼吁和平，但起义还是蔓延到了其他城镇（马恩河畔的诺伊伊、克拉马特、瓦特雷洛、巴尼奥莱、蒙特勒伊、圣丹尼斯、达马利莱斯、图卢兹、马赛...）。 同时，纳赫尔的家人在阿萨·特拉奥雷（其兄弟在2016年被警察残忍杀害）和“移民和班列运动”（MIB）的前武装分子的协助下，成立了一个“真相和正义委员会”（"Comité Vérité et Justice"）。纳赫尔的母亲是尊严和勇气的典范，她呼吁在南泰尔举行一次伟大的 "白色游行"[译按:一种和平的无声抗议游行]，时间定在6月29日下午。

6月29日上午，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对谋杀纳赫尔的警察是否犯有故意杀人罪展开调查。这显然没有打消人们参加游行的念头。

这次伟大的游行吸引了大约15000人参加。他们重走了纳赫尔的最后一段路，在 “人人憎恨警察”、“警察、强奸犯、杀人犯”和“为纳赫尔伸张正义”等口号的节奏下游行。一个标语写道：“还有多少纳赫尔没有被拍到？”

从那一刻起，很明显，纳赫尔的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许多抗议者是为了声援受害者的家人而游行。但这些要求也涉及更广泛的东西：警察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就好像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和平游行到达南泰尔的省府（中央政府的地区分支机构）时，猪[译按:指警察]决定放出气体[译按:催泪瓦斯]，掀起了新一轮的冲突，一直蔓延到拉德芳斯的时尚商业区。“如果他们不让我们游行，我们就把一切都搞砸”，这是在年轻的骚乱者中听到的信息。

要列出在6月29日晚间加入运动的每一个地区和城镇是不可能的，因为数量太多。政府宣布将对杀人事件进行调查，这第三夜的骚乱并没有减弱，而是给了运动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街区青年（媒体和政客经常称他们为“来自项目(projects)的孩子”）[译按:此处的“项目”即project指郊区/贫民窟/法国低收入住房项目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已经放火烧毁了汽车、摩托车和踏板车，以及包括地方和国家警察局、学校、市政图书馆、省府和市政厅在内的公共建筑。他们破坏街道家具，抢劫超市，并在建筑工地上放火，此外还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使用烟花。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烟花已经成为年轻人的首选自卫武器，他们每天都要遭受骚扰和警察的任意行动。

这种全国性的叛乱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自发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横向的，不可预测的，并不断发明新的抵抗形式，以符合驱动它的愿望。但这场叛乱的出现也是对国家管理后殖民时期移民方式的回应。

起义的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在利用从北非和西非前殖民地“引进”的劳动力。最初的计划并不是让这些工人在法国建立生活和定居。他们被安置在特定区域：首先是贫民窟，然后是主要城市中心外围的项目——“住房项目(cítes)”。这些地区后被称为“班列(banlieues)”[译按:指大城市的郊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banlieue一词具有特殊的含义，成为经济贫困的郊区的代名词，其特点是低收入住房项目（HLM），这些项目是大量移民人口的家园。]。

20世纪70年代，当黑人和阿拉伯工人明显成为法国人口的永久组成部分时，他们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相继上台的政党都采取了例外政策。其目的是维持种族界限，控制一个不断被审视并被描述为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人群。因此，工人阶级的移民社区主要是通过警察来管理。警察（以及地方警察所依赖的省）几乎完全负责管理和控制 “住房项目(cítes)”的日常活动，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法国自己的警务品牌的实验场所。

这些街区的居民每天都在经历警察的羞辱、恐吓和报复。除了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有移民背景的青年还不断被控制、侮辱和逮捕。同样地，最不稳定的人赖以生存的所有活动和行业都被严重地定罪。

骚乱还必须在法国长期以来以种族为动机的警察谋杀案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在法国，就像在美国一样，对那些如此被排除在人类主流概念之外的个人无端使用暴力是产生和维持种族类别的机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警察已经杀害了数百名黑人和阿拉伯青年男子。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警察在移民区密集和持续存在的结果；更广泛地说，这是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有形后果，它决定了法国国家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逐渐解体，这些年轻人的家庭移民到了法国。

几十年来，居住在邻里(quartiers)（字面意思是 “街区”）{原注:在这里，邻里(quartiers)是住在郊区城市的移民区的人对其社区的非正式称呼。}的人们已经采取了明确的政治立场，反对警察暴力。1983年，人们组织了“平等游行”（Marche pour l'Egalité），以回应里昂和马赛郊区发生的一系列警察谋杀案。自1979年以来，沃昂沃兰市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骚乱，这是国家主导的警察对非白人青年施暴的象征。创建于1995年的“班列移民运动”为“警察失误”（道歉者用来描述警察极端暴行的委婉说法）的受害者家属争取“真相和正义”（vérité et justice）。它是一个自我组织的自治组织，拒绝主流政党的话语。2000年，它被赶出了它的活动空间巴黎。

2005年，两名青少年茨耶德·本纳和布纳·特拉奥雷在巴黎北部的克利希苏布瓦被警察追赶和骚扰后死亡，随后爆发了一场叛乱。在其他许多人中，我们记得2005年被警察谋杀的拉明·迪昂；2016年被警察谋杀的阿达马·特拉奥雷；2017年被警察强奸的泰奥·卢哈卡；2019年被警察杀害的易卜拉希马·巴。

每次都是同样的情景：警察实施谋杀，然后撒谎以保护自己。有时，有一段视频或抗议活动挑战警察的说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迫使当局对凶手立案。但针对警察的法律程序几乎从未以定罪而告终。在法国，法律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在实践中，警察被授予自由之手和法律豁免权。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再次看到，国家保护那些捍卫它的人。当在纳赫尔胸部中弹后对他进行治疗的医护人员向媒体透露了谋杀他的警官的名字时，他立即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

在社会冲突加剧的背景下

为了理解这些骚乱，我们还必须在法国当代阶级斗争的背景下看待它们。自2016年以来，法国几乎每年都会经历一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或动荡浪潮。暴乱已经成为法国政治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们在2023年看到的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激进的表达。

换句话说——鉴于2016年以来在法国强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多么不受欢迎，弗朗索瓦·奥朗德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政府只能靠警察的暴力来维持政权。因为他们了解连接国家、政府、警察和民众的权力结构关系，所以右翼和法西斯警察工会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集中在他们手中，以及将暴力施加给其他人的技术和法律手段。

例如，在2017年，一项法律赋予警察在个人拒绝与他们合作时使用枪支的权利（因此也有动力）。这项法律的直接后果是警察每年的谋杀案数量急剧增加。在2017年之前，警察（官方）每年杀害15至20名年轻的黑人和阿拉伯男子；这一数字在2021年上升到51人，此后平均为40人。

更普遍的是，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新警察被雇用，有越来越多的设备供他们使用。军事化的警察对社会运动进行了系统的镇压；警察不断加速的军事化是解释法国一些左派人士的无力感的因素之一。具体来说，这给许多人造成了紧张和不稳定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于生活在移民区的妇女。我们的母亲。

动乱

关于目前的动荡浪潮，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出发，描述我在我所居住的靠近巴黎的郊区的城市中看到的情况。

该运动使用了三种主要策略，都非常有效：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破坏共和国的“象征”，以及抢劫。

与警察的冲突大多发生在项目内部，即“邻里”。“点燃他们！”每个人都看过这些画面：警察被穿着黑色集团服装的人用烟花、自制燃烧弹、石块和户外家具攻击，这些人往往非常年轻。一些发生在夜间的攻击性行动，可能与其说是出于对纳赫尔的特别声援，不如说是出于对那些每天控制、羞辱和殴打人们的人进行报复的更普遍的愿望。仿佛权力的天平已经暂时改变了方向。

在对抗的时刻，没有口号，没有左派信息，只有激进的反击意愿。大多数参与的团队都是由年轻人组成，主要是男性，他们彼此认识了很长时间。从事这些战术的人没有调解的意图。

年轻的参与者，其中许多是青少年，是有条不紊的。他们袭击了县政府办公室、市政厅和行政权力的场所，所有这些都有明显的原因。但他们也在攻击那些隔离和排斥并强迫人们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学校；警察抓捕他们的朋友并殴打他们的警察局；监视他们行动的监控摄像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在“邻里”中很少见，而且往往是为穿梭于新翻盖的郊区房屋而新建的；以及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建造新的和立即过时的基础设施的建筑工地，这些都在郊区的中产阶级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该运动在抢劫领域显示了其创造性的力量，特别是在汽车和踏板车所发挥的作用。汽车被用来攻开门和栅栏，而踏板车则允许事后快速离开。踏板车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说太多细节，机动性对夜间发生的战斗是至关重要的。

抢走了什么？几乎所有的东西，但与企业媒体的叙述相反，大部分的抢劫并不是节庆或享乐：绝大多数被抢走的东西只是基本的商品和药品。这意味着由纳赫尔之死引发的运动也从根本上表达了对不稳定和高生活成本的反资本主义拒绝。

凌晨4点在附近的超市里听到的消息：“我把这些都拿给我妈妈。”

尽管作为骚乱核心的政治情绪具有深刻的普遍性，而且自（至少）2016年以来，反对警察暴行的斗争在社会运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左派和年轻骚乱者之间结盟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左派政治家们大多呼吁和平与和解，想象着“改革共和国警察”的项目，这将“重新开启警察和人民之间的对话”。

革命左派（在法国主要是托派）支持由家庭成员和亲密支持者组成的“纳赫尔真相与正义委员会”，其模式是“阿达马真相与正义委员会”和特拉奥雷家族，但他们对目前的起义没有采取任何公开立场。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自治团体，他们仍在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大多保持观察、法律和后勤支持的角色——即使我们中的一些人积极参与到暴动中。

最后，无论如何，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而参与的年轻人也不会特别关注那些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