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雅克布·罗格辛斯基 ：阿尔托与精神分析和哲学的相遇——拉康对阿尔托的（非）阅读

原文载于《上海文化》，2023年第7期

　　阿尔托认为社会转型不足以解放全人类。相对于超现实主义者们通过法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与政治介入，他则提出了一种属于“高级革命者”的观点，拒绝将革命约简为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单纯的权力转移”，反之则认为“痛苦与恶的真正根源更加深远”（II, p. 25），源自于一种生命本身所患的病症。这就是为何他呼吁一场“全面革命”，一场如阿蒂尔·兰波所愿的、能够“改变生命”、彻底颠覆我们生活与思考方式的革命。几年之后，他还宣称“社会革命只是全面革命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因为“若没有文化革命，即如果我们不对理解生命的方式、不对质疑生命的方式进行革新，那就没有革命”（?, p. 733）。因此他与其他异见者，譬如作家乔治·巴塔耶一道，被驱逐出了超现实主义团体。

　　阿尔托希望利用戏剧的资源来克服生命与我们分离的问题，他以为这种分离不仅是他自己所遭受的折磨、也是西方世界的极端痛苦与罪恶之根源。

　　这让他赋予艺术家——尤其是赋予新戏剧的演员——以救世的使命。事实上，他授予艺术家、授予演员的是一种悲剧英雄的角色，其作用是主导一种集体净化（catharsis）。亚里士多德将这种悲剧特有的功能定义为一种摹仿（mimèsis）（一种“模仿”？一种“再现”？这些术语在此都不足以将这个概念翻译出来），它“通过引发怜悯与恐惧来完成对这类情感的宣泄净化”[ii]。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呢？在古希腊，净化最初指的是一种仪式性的净礼，即暴力驱逐或者杀死牺牲者。

　　彼时的布莱希特正在呼吁人们与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戏剧艺术理论决裂，让观众不要像这种艺术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去将自己代入（identification）到角色当中。然而，阿尔托却自视为这一戏剧传统最忠实的捍卫者。

　　艺术家的这一职责让他成为了被社会共同体排斥之人，或用阿尔托后来形容梵·高的话来说，成为了“被社会自杀的人”（suicidé de la société）。

　　阿尔托那可以被称为崩溃或陷入疯癫的事件发生于1937年，彼时他正在爱尔兰旅行，在此他被拘捕并被强行遣返法国，随即入院。他的旅行总是与幻想或神话交织在一起，是后者赋予了他旅行的目的和意义。他离开法国是为了逃离一种绝境，逃离一种将要困住他的陷阱。他排演的一出剧目失败了，他创办的剧团也破产了，于是在1936年他去了墨西哥。根据他自己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仪式与圣药的体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塔拉乌玛拉之国行记》（D’un voyage au pays des Tarahumaras）。为何要去墨西哥？他说是为了去发掘那种“神奇的文化”，发掘那种文化与生命之间紧密的纽带，而这种纽带是西方文明之中极度缺乏的。他希望在墨西哥找到一种原始知识，一种治愈集体的仪式，能够通过将神话的狂野之力与之调和在一起来滋养已经干涸的西方文化。由于思维和生命之间的这种断裂也是阿尔托一直以来所遭受的痛苦，所以通过参与塔拉乌玛拉印第安人的仪式，他同时寻求治愈自己。

　　实际上在墨西哥，他开始意识到神话的枯竭，意识到我们不可能返归失落的源起。印第安祭司教导他的，是“上帝已经退隐”，是世界正在黑暗之中越陷越深。而使用乌羽玉这种无刺仙人掌——印第安人的圣药——进行的仪式，正是要祛除这种灾祸，即太阳神在日落之地的无情衰落。

　　但净化仪式总是失败。阿尔托在塔拉乌玛拉人的圣舞中所期待的，是在自我与他者、真实与虚假、真理与幻想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因为“乌羽玉会将自我带回到他真正的源头”，让他知道他“在不陷入虚幻之中便无法抵达”的地方是什么（IX, p. 27）。然而很快，诗人就任由自己被某种东西所侵袭，某种“可怕的东西……它并非来自于我，而是源自我身上的黑暗，在这黑暗之中人的灵魂不知道自我生于何处、终于何处”。因此阿尔托至少明白了，这种仪式的终极意义正在不断消逝。他感到“在这一切的背后，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在这之外，还隐藏着另外的东西：那至关重要的东西（le Principal）”（IX, p. 49）。是否是这个从未完全弄清楚的谜团，被他在后来称为“印第安文化最大的秘密”，即那个让“世界归零”和重生成为可能的秘密？正因为它保持了一个谜团的开放性，让诗人得以参与仪式却不被它蛊惑住，所以这次在塔拉乌玛拉国度的旅行并没有以死局而告终。

　　回到巴黎后，阿尔托重新开始写作，开始修改《戏剧及其重影》的校样，同时也在准备与一位叫做塞西尔·施拉姆（Cécile Schramme）的年轻女子结婚。正如他在信中对她所写，“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姓名”（VII, p. 196）：而结婚则是最终成功为自己命名，愿意通过让自己变成父亲以将其姓氏传承下去。然而在几周之后，出于不太为人所知的原因，他突然解除了婚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签署自己的姓名”，并命令出版社“把一切会让人联想到（他）姓名的内容删去”。

　　和奈瓦尔与塞利纳一样，他将从他的母系脉络中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姓名：从今以后，他将用他母亲的娘家姓氏纳尔帕（Nalpas）为自己署名。这是一次绝望的尝试，因为这个姓氏可以理解为是他对自己没有（它）（n’a [l]pas）、即对自己不再有姓名这一事实的供认不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决定在1937年夏天前往爱尔兰，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将是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他在爱尔兰遗失了他的手杖，于是便陷入到了以为自己受到迫害的谵妄之中，在多年之后他才会恢复正常。正如一位医生在他的拘禁证明中所写的，他“说别人给他吃有毒的食物，在他的单人囚室中释放毒气，他看到他附近有黑人，以为警察在追捕他，会威胁他周围的人”（转引自?,p. 847）……

　　让我们试着综合这些不同的迹象，并大胆给出一种解读。正是在阿尔托放弃结婚、放弃成为父亲时，他要求将他的署名从他的书中抹除，仿佛他发觉他父亲的姓氏无法保证他的“声名”——即他的文学荣耀与自我命名的可能性——且他能做的只剩去承认与面对这种无能为力。他的爱尔兰之行完全围绕着那所谓的“圣帕特里克手杖”，他具体解释说，发疯就是一个人从他永远是身体性的本质当中被连根拔起：即一个人被放逐出他的自身、他的身体、他独异的自我。

　　正是对父名的弃绝禁止了一个主体去“回应父亲职能的召唤”（例如像诗人在动身前往爱尔兰之前试图做的那样，通过结婚成为父亲）。这导致了构成他自我主体基础的象征结构的崩塌。诚然，某一位父亲的姓氏不能与父名这个无意识的、谜一般的、难以言说的能指相混淆，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为何对父姓的一种病态的篡改总是标志着对父名的一种彻底的扭曲，譬如当一个主体不再能够签署自己的姓名，却像荷尔德林一样签下“斯卡达内利”（Scardanelli）、像尼采一样签下“狄俄尼索斯”（Dionysos）、亦或签下“纳尔帕”之时……

　　拉康其实参与过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并认识阿尔托，且当这位诗人被转运到巴黎的圣安娜（Sainte-Anne）病院时，他曾有过机会亲自给后者诊疗。“他已经固化了。哪怕他活到八十岁，他也永远不会再写作了。文学已经不再适合他了”：据说这可能是拉康对阿尔托的一位朋友讲的话，而为此诗人永远无法原谅他。当多年后阿尔托从谵妄之中康复后，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在努力否认这个诊断判决：不停地写作，不让自己固化，尝试去探索所有的可能性。是疯癫让他的思维完全瘫痪，给他下了死刑判决。阿尔托若想痊愈就不可能不去撤销这一“判决”，而这意味着调动一切写作和思维的资源来推翻精神医师们无情的诊断。

　　这一切只是个单纯的误诊，犯下错误的医师还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且许多年后他才撰写了自己的理论著作……但是，如果说这个“错误”无论如何还是有着某种象征意义呢？如果说它预先就已经指出了拉康精神病理论的某种局限呢？诸如加歇或拉康之辈的盲目无知，便在于他们无法理解特殊的、例外的个体，即只能在疯癫中才能设法找到“出路”的艺术家

　　对拉康（即作为精神分析的再创者而非圣安娜的年轻精神医师的拉康）而言，这一判断也许会显得不太公正。他后来所强调的反而是精神病当中所蕴藏的真理。

　　被拉康诊疗过的诗人阿尔托必然是“固化”的，注定永远无法再写作，除非是以可笑的、纯粹是病理学的形式，就像他那些魔怔的咒骂。但是令L姓医生无法想象的，是那种通过在作品中升华谵妄来战胜精神病的可能性：那种通过绘画、戏剧或诗歌来跨越名的空洞的可能性；因为“一直以来任何人写作、绘画、雕刻、形塑、建造或发明，事实上都只是为了逃离地狱”（XIII, p. 38）。

　　一切性欲、一切与另一个身体的接触都被这种享乐的恐怖所牵连；而救赎只存在于一种“绝对贞洁”当中，在此身体封闭于自身以致成为了一具“无器官的身体”。如此看来，阿尔托和精神分析之间的分歧，其实是无意识欲望的主张者同想要比弗洛伊德力比多走得更远的人之间的对立；前者区分了欲望与享乐，后者则抗拒享乐贱斥出来的一切欲望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