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克莱尔·钱伯斯 ：性、文化、正义（Clare Chambers，Richard Marshall）

A（Clare Chambers）：一位杰出的老师让我明白，比起辩论结果，政治辩论背后的观念更吸引我：我感兴趣的不是哪个政党获胜，而是获胜政党的主张是否正确。接着，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哲学、经济学，这让我更热衷一般的哲学争论，尤其是政治哲学的紧迫性。在英国内阁办公厅当了一年公务员之后，我确信，哲学思想的深刻、简洁的表述，就是我想要的。这一点，只有在学术界才能实现。

　　Q：您在《性、文化、正义》一书中提出的议题是：面对普遍价值的承诺，以及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如何做出调和？您的书里，给出了许多应对该议题的生动案例。因此，或许我们首先可以谈谈，哪些案例启发了您对这一领域的思考。

　　A（Clare Chambers）：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素材是，各种改造身体的实践：人们觉得自己的自然身体出错了，人们不顾身体、心灵、经济代价也要改造或重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伤害或摧残）身体。西方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批判“其他”文化中改造身体的实践：当代自由主义者，甚至推崇多元文化主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谴责“女性割礼”等实践。对此，我在《性、文化、正义》一书中做了考察。可是，我同样感兴趣的是西方文化中改造身体的实践，而西方自由主义者往往对此闭口不谈。因此，我追溯了常见的男性割礼的谱系。我认为，虽然男性割礼没有女性割礼那样极端，但是，它在近代史上受到同样的辩护，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看待它。

　　书里反复出现的另一个案例是，女性外表或“美丽”的规范。女性主义一直在分析和批评这种规范。可是，近年来，整形手术成了暴增的行业，其中绝大多数顾客都是女性。我想从哲学上论证，女性和男性可以选择伤害自己的实践，同时又不陷入“非理性”和“虚假意识”等概念。

　　Q：在调和普遍主义主张与对差异的包容时，您提出了一个核心观念，“社会建构”。您能不能说说，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它如何有利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A：我认为，社会建构以两种方式发生。第一，社会规范塑造了我们的“选项”（options）。个体身处的特定社会的结构和规范既决定她拥有哪些选项（在没有歌剧的社会中，你做不了歌剧演员），又决定她适合哪些选项（在英国，绝大多数保育员是女性，绝大多数水管工是男性）。

　　第二，社会规范塑造了我们的“偏好”（preferences）。大多数人都希望遵循社会通行的日常规范。例如，在西方社会中，有一种强大的社会规范认为，男性应该穿裤子，不应该穿短裙和连衣裙。虽然有的男性觉得这种规范是束缚，但是，大多数男性并不这么想。大多数男性早上起来根本不会想到裙子。如果你问他“你今天想穿裙子吗”，大多数人会说“不想”。可是，穿裤子的偏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理性的。同样，女性喜欢穿裙子也不是天生或理性的。

这种社会建构的观念之所以有利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因为它能够用一种批判的女性主义立场来看待性别行为的不平等，同时又不认为遵循性别规范的男女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它能够说明，男女的选择不一定符合自身的利益，个体选择遵循某些实践并不意味着这些实践是正义的。毕竟，如果社会语境塑造了我们的选择，我们就不能用选择的事实，来合法化社会语境。

　　A：福柯是社会建构的关键思想家之一。他把社会比作圆形监狱的说法，尤其有利于女性主义的分析。圆形监狱是边沁设计的，以便囚犯无从得知自己什么时候被监视着。结果就是，囚犯开始自我监视（self-policing）。他们变成习以为常的规则遵循者：一开始是害怕被监视，后来纯粹是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的顺从。福柯认为，社会就像圆形监狱，我们多数情况下都遵循规范，但不需要有人主动、强制推行规范。桑德拉·李·巴特基说：“在当代的父权制文化中，大多数女性的意识当中存在着一个原型监狱般的男性权威：她们永远站在他的凝视和判断之下。妇女活着的时候，她的身体在都被另一个人观看，被一个匿名的父权制下的他者观看。”

　　布尔迪厄用“惯习”这一概念来说明，对社会的规则与期望的习以为常的遵循，决定了我们的物质生存。不同于福柯，布尔迪厄多次分析了性别。他的解读，尤其得益于激进女性主义者麦金农。布尔迪厄用“象征暴力”等术语，对社会建构的过程展开规范性批判。同时，他明确提出变革的可能性，这种变革主要来自惯习与社会语境（“场域”）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可能是社会流动的后果。不过，布尔迪厄的论述缺少了一些关键元素：对意识培养（consciousness-raising）的变革潜能的承认，对规范性分析的深入参与。

　　A：自由主义的无争议的定义是，它承诺了平等和自由两大价值观。因此，大多数自由主义很乐意提倡性别平等，谴责对女性的歧视。从这个角度看，女性主义没有质疑自由主义，仅仅是突出了自由主义的平等承诺尚未实现的领域。但是，麦金农不这么看。麦金农问道：作为整体、长期主导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自由主义需要女性主义提醒它女人首先是人？为什么它还不承认女性在物质上的不平等？为什么它还没有控制全社会的男性暴力？为什么它还没有让女性与男性平等？如果说女性主义“天生”就能应对女性主义的挑战，时至今日，为什么它还没有做到?

　　麦金农指出，自由主义已经心安理得地与女性的压迫共存了几个世纪。当自由主义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说：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他们确实指的是men，而不是women。虽然当代自由主义社会在形式上承诺性别平等，但是，在财富、就业前景、政治影响力、遭受暴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麦金农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女性遭受的暴力很难得到严肃对待。麦金农的基本主张是，男性经常施加给女性的暴力，没有像侵犯人权、虐待、恐怖主义、战争罪、反人类罪、屠杀一样，得到严肃对待。麦金农问道：“如果男性之间的战争没有同时发生，那么，针对女性的暴行就不算战争，这是为什么?”麦金农问道：“为什么每年美国有3000位女性被男性杀害，我们却把这种情况叫和平时期？”

自由主义根深蒂固地认为，形式和法律层面的平等、自由是自由主义正义的关注点。一旦这个形式框架建立了，自由主义者就希望保护个体的选择自由，哪怕他们选择的事物伤害了他们，贬低了他们。不过，对选择的关注，不能说明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愿直面性别不平等，因为女性当然不会选择成为暴力、低薪的受害者。可是，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事务仅仅是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他们没有认识到，对女性的长期压迫说明，传统的自由主义分析无法思考、纠正不正义。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者做得更好，因为女性主义者深知，女性在世界上的处境，与我们描绘、再现、建构男性和女性的方式息息相关。法律和形式层面的平等固然重要，但这远远不够。

　　A：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希望人们摆脱社会建构的约束，那么，他们就在打一场注定失败的仗。正因为如此，我用的是“社会建构”，而不是“社会约束”。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是创造性的，而不仅仅是压迫性的。如果说自律主体指的是“完全摆脱社会影响的人”，那么，这种主体是不存在的。

　　福柯的分析没有取消自律，而是重新构想了自律。只要我们身处某个肯定人人平等的社会语境，可以在平等的基线上做出选择，那么，我们就是自律的。自由主义的规范性承诺表明，我们的任务不是（不可能是）让人们摆脱社会建构。与此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区分正义和不正义的规范，加强前者，消除后者。

　　除了对平等的价值和自律的承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尊重他人的生命？假如平等和自主并不重要，那么自由主义国家强行压迫其他文化，有什么错？另一方面，假如由于对非自由主义者的平等和自主的承诺，我们应该尊重差异，那么，非自由主义者本身也必须尊重内部成员的平等和自律。

　　A：金里卡的作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结合了自由主义的自律，以及对共同体价值一种社会建构的承认。他存在的一个难题是，他想区分内在约束（文化强加给成员的约束）与外在约束（文化生存所需的法律手段），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明确。另一个难题是，金里卡没有明确说明，一种文化实现他推崇的多元文化保护（multicultural protections），需要达到何种自由程度？

隐形偏见指的是，哪怕坚定的平等主义者也拥有的、针对少数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的偏见。刻板印象指的是，由于被污名化的群体“不知不觉地害怕自己流露出本群体的刻板印象”，所以他们表现得比别人更差。隐形偏见是“选项”的社会建构的一种形式。刻板印象是“偏好”的社会建构的一种形式。它们说明，我们必须仔细审查学院的很多活动（招聘决策、教学实践、研究文化、教师态度），从而消除不平等。

　　Q：近来女性主义思想批评了“白人女性主义”话语，认为少数群体的女性主义应该采取不同立场。这种说法有何好处？

　　A：这种说法是对的。接触不同的视角，思考主流话语是否暗藏预设和偏见（这些假设和偏见只有在多数群体的立场上才有意义），这种做法总是有好处的。

　　A：《性、文化、正义》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与自由主义者对话。自由主义是分析的政治哲学的主流路径。我想向自由主义者说明，他们应该关注社会建构，而且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对性别平等做出口头承诺。我们需要做出实际的概念重塑。

　　Q：最后，请您为本杂志的读者推荐五本书。

　　A：我首先推荐安德里亚·德沃金和凯瑟琳·麦金农的所有作品。如果一个人挑一本的话，就是《战区来信》和《女性主义本色》。努斯鲍姆的《性与社会正义》是一把双刃剑：有些章节推崇我所批判的那种自由主义，有些章节考察了社会建构的难题。琼·威廉斯的《顽固的性别：为何家庭与工作会冲突》是杰出的规范性政治哲学作品，体现了我们亟需的那种意识。科迪莉亚·费恩的《是高跟鞋还是高尔夫修改了我的大脑》，否认了自然因素可以解释性别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