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政治

论文起因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发表后引起的争议

一

关于这一话题的老生常谈：

• 真理和政治彼此不相容
• 没有人把忠于真理算作一种政治德性
• 谎言不仅是政治家的工具，也是政客交易的工具

一个古老的拉丁格言——即使世界毁灭，也要让公义实现：

• 绝大部分人都以问句的形式使用它，除了康德
• 如果世界——这一美德或原则唯一得以显现的地方陷入了危险，美德或原则岂不是纯粹的空想吗？阿伦特抛出的疑问
• 如果将公义替换成政治意味更少的真理（这里的政治意味更少指的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更容易去否定

柏拉图式的真理讲述者：

• 柏拉图的故事中没有敌人，或世界存亡的威胁
• 他们没有理由认为真理和真理讲述者是最危险的敌人
• 但柏拉图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固执地偏爱欺骗和谬误
• 事实上，历史上追求真理和讲出真理的人都意识到了其事业的危险性

霍布斯对于真理的观点：

• 只要真理不违背任何人的利益或快乐，就是所有人欢迎的
• 就算是数学真理，如果和具有统治权的人的利益相冲突，也会被通过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办法，而受到镇压
• 霍布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总是倾向于假定，数学真理之类的公理性陈述总是可以被人类心灵重新创造，因此烧掉所有几何书籍不会有根本效果更显事实真理之脆弱

假如历史转向另一个方向，那么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的整个现代科学发展也许不会出现注意，只是也许

莱布尼茨作出了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分：

阿伦特采用这一区分仅仅为了方便从政治的原因讨论问题，因此不考虑其内在的合理性

• 但事实真理是那么脆弱，比所有种类的理性真理合在一起还要脆弱

俄国革命时期有一个叫托洛茨基的人，后来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在任何一本苏联俄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出现过

• 事件、行动构成了政治领域的肌理，因此事实真理就应该是我们在这里最关心的一种真理
• 统治权（用霍布斯的语言）镇压理性真理是逾越了它的界限，但伪造、篡改、用谎言代替事实真理时，就是在它自己的领地上发动战争
• 欧几里得、柏拉图、爱因斯坦的成果都有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创造，但是

一旦事实真理丢失了，就没有什么理性能力能把它们找回来

二

在真理与政治相敌对的长期争斗中，谎言曾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 柏拉图那里，真理讲述者使自身陷入危险；霍布斯那里，危险是被威胁要把书烧毁；单纯的说谎癖不是个问题
• 但是我们今天所意识到的不是这样见后
• 这是否是因为有组织的撒谎，与仅凭运气骗人的单个说谎者之间的区别，还不为人所知呢
• 只有在有组织的科学的进步和清教的道德兴起后，谎言才被看成严重的罪行

历史上，真理与政治间的冲突产生于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

• 即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城邦公民的生活方式
• 人类事务处于流变中，因此哲学家认为其中没有任何真理可言，因为真理的本性是持久不变的，从而能推出规范人类事物的原则
• 因此，彼时真理的对立面是纯粹的意见，但意见是政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使是专制者或暴君，也不能在没有共同想法的人们的支持下攫取到权力

任何宣称是绝对真理，而其有效性不需要来自意见方面的支持的主张，都动摇了所有政治和政府的根基

• 从而，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产生了
• 这种对抗被哲学家阐释为“可靠的推理”与“有力的雄辩”之间的区别：前者建立在真理上，后者建立在意见、激情、欲望上（这正是我们今天煽动家的演说方式）

3~6有关理性真理和意见

尽管十八世纪弥漫着对理性脆弱性的认识，却未在人们心中引起抱怨或悲观的情绪：

• 莱辛曾说：让每个人都说出他以为的真理，让真理自身受上帝的引导
• 莱辛想表达的是，让我们为不知道真理而感谢上帝，对于生活在群体中的人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是那样丰富、永不枯竭，比任何一种唯一真理都更重要、更有意义
• 康德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被引导去认识自身的局限
• 麦迪逊：人的理性，正如人自身一样，在独自前行时，时畏首畏尾、小心翼翼的，它获得的坚实与确信程度与它携手的人数成正比出自《联邦党人》文集

这一类思考，在最终差不多成功地夺取了言说和书写的思想自由的斗争中，比个人自我表达的权利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而斯宾诺莎这位始终相信人的理性无误性的哲学家，经常被错误地颂扬为一个自由思想和言论的斗士：

•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
• 但他从未在任何地方要求过言论自由，公开性的论辩在他那里也是缺席的
• 他甚至将人对于交流的需要，人不能隐藏自己的思想和保持沉默的能力，理解为哲学家所没有的，普通人的缺陷

康德正与他相反，他认为：

• “那剥夺了人公开交流他思想自由的外在权力，也同时剥夺了人思想的自由”阿伦特在这行文字下加了着重符号
• 我们思想的“正确性”的唯一保证在于（正确性的引号也为阿伦特所加，避免歧义），“我们和哪些我们与之交流思想，而他们也向我们交流思想的人，一起共同生活”

人的理性是容易犯错误的，只有在人能公共地运用它的情况下才正常运转

在这里，麦迪逊提到的多数人具有特殊重要性：

• 这种从理性真理到意见的转向是从一个单数的人向复数的人的转向
• 是从一个除了个人的“坚实推理”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领域，向一个“意见的力量”取决于“他假定会同意他意见的人数”的领域
• 附带说明，这里的多数并不限于这个人的同时代人

我们如今的，事实真理与政治间的冲突，与理性真理和意见间的冲突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

• 有些事实明明众所周知，可是知道事实的公众却能够成功地、自发地回避对此类事的公开讨论
• 因此他们的做法似乎证明，公开讨论与从前鼓吹无神论一样危险
• 让人困惑的是:

不受欢迎的事实尽管在自由国家里得到宽容对待，但是它们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转化为意见

• 似乎德国支持希特勒只是意见的事情，而不是有史可依的事实
• 在这里遭遇危险的是共同的事实实在本身，事实真理要与意见作战（正如哲学真理曾遭遇的）

洞穴预言与事实真理的困境：

• 当哲学家从永恒理念的天空中返回洞穴，他试图分享的真理被拽低到意见的不确定层次上；但哲学家可以离开洞穴，而他所持的真理从定义上也超越了人类事务的领域
• 对于事实真理来说情况则不容乐观
• 事实真理并不是从人类事务之外的领域回来的，真理报道者也不能安慰自己，他已变成了一个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人
• 并且事实真理总是与他人相关的，它涉及到事件和状况，而许多人卷入了这些事件和状况

事实真理的存在取决于他被人们谈论的程度，即使人们只是在私人场合谈论它

事实真理在本质上是政治的：

• 事实促使了意见的产生，只要后者尊重事实真理，就是正当的
• 同样，除非事实本身没有争议（可被谈论），否则意见自由就是个闹剧

正如哲学玄思靠理性真理得到滋养一样，政治思想靠事实真理得到滋养

但是独立于意见和解释的事实，到底存在与否：

• 历史科学中内在的混乱都是真实的，但这不是反对事实存在的理由，也不能为模糊事实、意见和解释之间的界限作辩护
• 我们承认每一代人有权重新编排事实，但是没有权利曲触动事实本身
• 事实上，阿伦特所说的事实真理是这种事实：

1914年8月4日，德国军队越过了比利时的边界

这个事实可以被抹去吗？

• 这大概需要攫取足以统治整个文明世界的权力
• 但这种权力垄断并非不可想象
• 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怀疑之中：

与所有形式的真理相敌对或许就是政治领域的本性，以至于为什么要遵奉事实真理这样的问题，也让人感觉到一种反政治的态度隐含其中

以下便是Adrent的辩驳

三

真理本身带有一种强迫性要素：

• “德国在1914年入侵比利时”，它到达了一个不再需要协议、争论、意见或同意的地方
• 有多少人或没有多少人持相同主张都不会改变它的真

这种强迫性要素曾被不少人用以限制君主权力、政治(狭义)权力：

• “甚至上帝也不能使2*2!=4”
• 但是阿伦特认为，这种对权力的限制不足够，而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限制也不足够，即她认同孟德斯鸠的，以多重的权力制约权力

通过来自于政治领域和属于政治领域本身的要素使权力得到监督

从政治视角看待真理产生的麻烦：

• 真理具有的专制特征让暴君憎恶，因为害怕一种他们不能垄断的强制性力量竞争
• 事实真理也一样，排除了争论；麻烦在于，争论、意见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本质，它们是政治思考的标志
• 而政治思考，在阿伦特看来，是代表性的

我通过从不同视角考虑一个特定的问题，通过使那些不在场的人的观点浮现在我心中，而形成了一个意见

• 这种扩展的智性，使人有能力判断，这是康德所发现的
• 当然人也可以选择形成只考虑自身或所属团体利益的意见，但意见的品质，取决于它无偏私的程度

特殊问题被迫敞开自身，从每个可能的视角、所有不同方面显示自己，直到最后被人类理解力的全部光芒覆盖和照得透亮

但是真理却有一种特殊的不透明性：

• 它们的本质中有一种拒绝进一步阐明的特性，正如抗拒光照是光的本性阿伦特的奇妙比喻又一例
• 这种不透明性令人愤怒，事实的偶发性（它们本可以成为别的什么），让前现代哲学拒绝严肃对待充满事实的人类事务领域
• 没有哪一种现代历史哲学能够与纯粹事实性那难以对付的顽固性达成和谐

为了将那显然是任意的东西，从人类唯一真正不受约束的领域中清理出去，现代哲学家用魔法召唤出各种各样的必然性

• 这种不透明性也代表着，事实真理并不比意见更加自明；意见持有者会发现怀疑事实真理就像怀疑另一个意见一样容易

而事实真理面对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它没有一个超越来源，这直接关系到事实真理的存亡；本节的剩余部分，阿伦特主要论述对象是哲学真理

苏格拉底——宁受不公正对待也不做不公正的事：

• 康德的无矛盾律也可以有助于理解——偷窃者是矛盾的，因为他想把偷来的东西占为己有
• 柏拉图的论证方式：对于一个人来说，即使和全世界不一致，也比和自己不一致要好
• 对于哲学家来说这种论证是有力的——哲学思考的前提是一个人分裂成两个进行思想对话的伙伴，人总是有一个这样的伙伴，那最好不要和一个谋杀犯或者说谎者生活在一起

但走出哲学家的世界，苏格拉底的命题难以为继（更准确地说是哲学真理）：

• 任何共同体的灾难性后果都始于，极力想要遵从单个的人那里得出的伦理教训
• 而哲学真理既然涉及的是处于单数状态的人，就是非政治的；如果哲学家希望他的真理征服多数人的意见，他要么失败要么得出真理软弱无力的结论
• 又或者，他像柏拉图一样，试图找寻到有哲学爱好的暴君，建立起一个“真理”的专制统治，而且极少可能它的真理能在不靠暴力协助的情况下取胜
• 这种情况下，真理赢得的胜利不是依靠本身的强制，而是多数人的赞同，这种意义上，哲学真理变成了意见

阿伦特不认为，政治领域有自明的理性真理：

• 平等概念不是自明的（人在死亡面前平等的此类平等不算），也不可能被证明
• 我们坚持这一意见，是因为自由产生在平等的人们中间，而与自由人相伴的快乐和满足比占统治地位的可疑快乐更可取
• 然而，这是意见的事情而不是真理的事情

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自由同意和达成共识；它们的目的地在游离的、代表性的思考中抵达bravo

但是苏格拉底的命题似乎有带来了时间长河中，对实践行为的影响(那这与阿伦特之前对哲学真理的论述——软弱无力——矛盾吗？)：

• 此例是特别的，因为它的说服力在于

苏格拉底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押在这个真理上，从而树立一个典范，不是他出现在雅典法庭上的时候，而是他拒绝逃脱死刑的时候

• 即哲学真理能够在不受歪曲的情况下，说服的唯一形式——它设法以一个典范的面目出现
• 典范来自历史和诗歌，通过这些典范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的领域展示在我们面前，供我们取用

对于事实真理的讲述者，却没有这个机会或可能性：

• 事实陈述不包含在原则之中（人们可以依据其去行动），事实陈述的内容也拒绝这样的证实方式
• 事实真理的讲述者，即使愿意以生命来捍卫事实，获得的只有失败
• 他所展现的也许是勇气或顽固，却绝对不是事实真理

因为一个说谎者为何就不能以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呢？尤其是在政治之中，当他为爱国主义所鼓舞，或者对其他什么合法团体心存偏爱的时候是否又暗藏对犹太民族的批评

四

事实真理的反面，不是错误，也不是幻觉或意见，而是深思熟虑的伪证或谎言

说谎者是一个行动的人：

• 说谎意味着希望事情本来和实情不一样，因此，就利用了类似于行动能力，即改变现实的力量
• 说谎者并不坚持他的陈述具有真理性，而是声明这不过是他的意见，即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权利
• 说谎者还会声明这是证明他们所拥有的人类自由的有力证据

而真理讲述者无论如何，都绝不是一个行动的人：

• 因为个人忠于真理的本性是由中立、正直、独立来保证的
• 而真理讲述者若想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为了能具有说服力，常常会解释为何自己的真理有利于某一集体的利益
• 这就丢掉了那使真理显得可信的特质

但真理讲述者并不是无论如何都与行动的人不兼容：

• 忠于真理从来没有被算作一种政治美德，因为它没有为改变世界作出多少贡献
• 只有在一个共同体开始着手有组织地在原则问题上撒谎，忠于真理，不为权力和利益扭曲事实的力量所动摇，才成为首要的政治要素

在每个人都对每件重要的事情说谎的地方，真理讲述者，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都开始了行动

因为，在他艰难保存下来的让人讨厌的事件中，他已经向改变世界迈出了第一步

传统与现代的政治谎言：

• 前者考虑的是真正的秘密或意图（真实意图从不与最后造成的事实同样可靠），而后者对付的，却是实际上人人皆知的事情
• 包括在见证人还活着的情况下重写当代历史，以及各种塑造形象工程
• 后者还包含了一种暴力因素，即总是试图摧毁，而不仅是否认
• 由此阿伦特认为二者的区别是藏起来与消灭间的区别

传统政治谎言的其他特征：

• 只关注具体事件，而不打算欺骗每一个人，只是针对敌人，并且只想着欺骗（而非抹除）
• 一个具体的谎言只是在事实的织布上撕开了一个洞，人们可以注意到前后织布的不一致，漏洞或人为修补的痕迹来识破谎言，只要织布本身完好
• 而从事这种欺骗的人不会成为自身谎言的受害者，他们可以欺骗其他人，但不会欺骗自己
• 现代的政治谎言则没有了这些界限

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同胞对世界的共享，而要坚持自己不与众人分享的东西，无论是真理还是谎言，则需要十分强大的性格力量

因此真正做到时，人的扭曲不难想象

现代的事实操控中，谎言的完整性与潜在的终结性是从前的时代所不知道的：

• 国家的宣传机器，原本只想在社会层面上或国家层面上欺骗敌人
• 结果确实整整一群人，甚至整个国家，都照着谎言的罗网来判明方位
• 接下来被欺骗团体的主要努力变成了努力维护宣传形象，而威胁主要来自说出事实真理的人（而非国外竞争者）
• 政治上自我欺骗的艺术即是把一个对外事务转变为一个对内事务

在现代世界，这并不容易（因此短暂达成之后的后果可怖）：

• 即使是对于极权主义国家以及一党专制体制的国家
• “托洛茨基为《共产国际》某一期写的文章怎么办？要不要把整卷给没收了？”
• 困难在于，为了给真实的故事提供一个相同体量的代替品，他们必须不断地伪造事实：教科书、百科全书、参考书目，牵一发而动全身
• 人们常常发现，长期洗脑造成的最确定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

不是谎言终于被接受为真理或真理被诽谤成谎言，而是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确定方位的官能被摧毁了

• 持续的说谎就是把我们脚下的大地抽走，而不提供任何能够让我们站立的基础

为我们认识现实和辨认方向的官能提供基础的一切东西都在颤抖、摇晃的经验，是处在极权统治下人们最常见、最真切的经验

其实正是哈维尔所形容的社会

• 政治的立足点是当下，面向未来，而如果过去被剥夺了稳定性（即事实真理的危机），那政治就被剥夺了起始之点，开端启新之点，此后只有蹒跚不前，这正是许多诞生在宣传时代的新国家的典型特征

对于事实的政治态度必须走在一条介于两种危险之间的狭隘道路上：

• 一种是把它当作人们不能阻止或无力改变的某种必然发展的结果
• 一种是否认它，企图把它从世界中抹除

共和国在这方面可谓五毒俱全

五

真理是无权的，但其自身有一种力量，无论大权在握者如何努力，也不能发现或发明一种可行的真理替代品

真实生活中，有一些公共机构，在那里——与流行的政治规则相反——真理与忠于真理一直构成言说和行动的最高标准：

• 例如司法部门，受到谨慎保护，抵挡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伤害
• 还有高等教育机构，政治领域认识到，除了司法部门之外，还需要一个独立机构，因为很不受欢迎的真理往往是从大学里出现的
• 这些就像避难所，由于他们的存在以及被假定是无私的学者们的存在，真理在公众中获胜的可能性才大大增加了
• 宪政国家中，政治领域往往能意识到他们的存亡系于这些无权触碰的人和机构的存在

今天，没有人否认大学的社会和技术效用，但它本真的政治意蕴很容易被人们忽略

真理的讲述者与讲故事的人：

• 只有在故事中，特殊事实才能去除偶然性，获得某种可理解的意义
• 讲故事之人的政治职能，在于按照事情的本真面目接受它们；这种接受带来忠于真理、带来判断的能力

“最后我们将被赋予去看和再度审视的权利，而这就是所谓审判日的那一天”

这些的基础在于无偏私和客观性：

• 这种无私要追溯到理论、科学、哲学传统之前
• 实际上这源于荷马选择不仅赞颂特洛伊人的事迹，而且同样歌颂该亚人的事迹的那一刻
• 荷马式的无偏私响彻希腊历史，并激励了希罗多德，他的写作是为了让“希腊人与野蛮人的伟大的、令人惊叹的业绩，不丧失其应得的荣耀赞赏”

尽管阿伦特对于政治领域的有不懈的澄清与证明工作，但是她在此承认，这个领域，无论有多么伟大，仍然是有限的：

它被那些人们不能随意改动的东西限制，只有尊重它自身的界限，这个我们自由行动、自由改变的领域才能不受损害，保存它的完整性和遵守对它的承诺

在概念上，我们也许可以把真理成为我们不能改变的东西；用比喻来说，真理是我们站立于其上的大地和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