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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 「文學怎麼能民主化呢？」朱家姐妹與她們的「記得」

2022 年 4 月 4 日

「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

文／賈選凝（北京出生，香港成長，現居台灣。媒體人、評論人，但其實正職是做學術，關注港台區域研究、比較政治及文化研究。）
（原文發佈於2022年3月25日）

《願未央》和《我記得》是「文學朱家」紀錄片的上下集，上集由長女朱天文掌鏡追溯父母，下集由林俊穎執導，記述天文天心姊妹。我還沒看上集，一些看過2020年金馬影展版本的朋友認為節奏太過瑣碎，不過單看下集，是沒有這種問題。《我記得》的結構不會令人很驚艷，但平實的線索和柔潤的剪接，觀感十分暢順。

之前看到朱天文在《大雲時堂》裏說，《我記得》正是因為《願未央》裏父母的大願未竟。女兒們認為自己「有今天，完全因為父母之故」，她們承接起了父母未走完的文學之路，也想把記得的事告訴大家。她們「記得」父母堅持文學信念的魅力，也在用自己的生命延續這種信念裏的自尊自傲。

「文學朱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文學，作為文學紀錄片的《我記得》，對文學主線的勾勒也很清晰。幾個主要的敘事區塊主題明確：《三三集刊》時期的青春熱烈；朱天文劇本與侯孝賢電影的相輔相成；《古都》地景所串連起的朱天心對認同與記憶的態度、她的文學創作與社會參與。而胡蘭成之於她們姊妹的影響則像一道影子，始終如影隨形，暗藏在她們的作品中，也顯現在她們的文學態度上。

以電影為起點認識朱天文

當年胡蘭成在信中期許「三三」不可企業化也不可民主化，紀錄片裏的朱天文淡淡地說：「文學創作怎麼能民主化呢？」文學是最個人與私密的，但能讓寫作者施展魔法，在方寸稿紙上，展演天地的日月光華。

片中我很喜歡的一段是朱天文倚立書桌前，說天氣晴好時，玻璃桌面上會倒映出窗外層層疊疊的雲，於是就有了〈世紀末的華麗〉所描繪的「城市天際線上堆出的雲堡」。或許她也是以這樣的心情，寫出《悲情城市》裏寬美初到金瓜石的日記：「好天，有雲。」

在小小的一方寫作空間裏，看到世間的氣象萬千，是朱天文身為「巫女」的耳聰目明。因為本科讀電影專業，對我個人而言，朱天文是結連台灣電影與台灣文學的最初養分。大學時代班上人手一冊《最好的時光》，那是完整記錄侯孝賢作品的電影史文獻。是朱天文細膩的《戀戀風塵》分場劇本，安放了侯孝賢鏡頭裏長長的鐵軌、長長的天與雲，我無法想像那些流動的形影，脫離了她的溫柔文字還會鮮活。所以會喜歡侯孝賢電影的人，其實有一半的愛，是給了朱天文。

後來，讀了她的《荒人手記》，我才會再讀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世紀末的華麗》的遣詞造句與女性意識，更讓人驚為天人——「湖泊幽邃無底洞之藍告訴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

以電影為起點認識朱天文，其實會更懂得朱家姊妹「我看見，我相信，我記得」的箴言。

「叫停歷史」的朱天心

但相比在時間迷宮裏煉金的天文，天心會更多探討現實中的失憶處境，記憶與國族寓言難捨難分，所以她刻舟求劍的心意，總被指認為保守。

文學本身並不需要在激進和保守之間站隊。王德威曾說：意識形態最保守的作家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可以寫出最激進的作品。但在文學批評的領域，朱家姊妹的作品又一直被認為是「不夠民主前進」，論者往往會結連她們的軍眷背景，指出她們在族群和政治認同上的局限性。隨便翻閱一篇研究朱天心小說文本的論文，都一定會談到她「書寫上不自覺的焦慮」以及「身分被邊緣化的危機感」。不過其實，朱天心的「焦慮」與「危機感」並不全然因為國族、身分或是政治環境。「我記得」的宣示，正是一種對線性史觀的抗拒。

文學是對現實心有遠意的。創作者在意的，是當千百年後「文明升沈，萬事播遷」，斷簡殘篇仍能作為記憶證物，對抗遺忘才是終極野心。所以王德威對朱天心的評論準確透徹：「主流的歷史是選擇性記憶過去的歷史，或說穿了，是遺忘（絕大部分的）過去的歷史……當大家急於為過去翻案或定案時，像朱天心這樣的作者貿貿然跑出來喊一聲『我記得』，難怪要干犯眾怒。她記得我們應該忘卻的，想起我們不願或不敢記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