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亿·分之一

落笔之前，我特意确认了一下人口数字，结果如下：

China 2020 population is estimated at 1,439,323,776 people at mid year according to UN data. China population is equivalent to 18.47% of the total world population. China ranks number 1 in the list of countries (and dependencies) by population.

十四亿是什么概念呢？北京市常住人口大约为两千万，如果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出入一次CBD的地铁，或者驱车驶向东三环，相信每个人都会被中国一线城市的容纳能力所震撼。你所见到的，还只是整个城市人口的一部分。梁老师发起的这个主题，太庞大了，一方面中国太大，人太多。个人的体验只能勾勒出一丝丝轮廓，甚至无法完整反映自己生活的全貌。另一方面，一叶即能障目，对于身处一二线城市的群体来说，她/他所见到的，就是世界的全部。

但这件事有意义。近些年出现一种有趣的趋势：大家习惯于去社交媒体（微博、豆瓣等）找信息（尤其是政治事件），刷几分钟又觉得要被网民的言论气死。一边大骂他们偏激无脑，一边却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气完也就过去了。社交媒体的确会放大负面的声音，但微博的活跃用户数据也能说明一些事实：“杠精”“黑子”“喷子”的主体是三四五六七八线地区的低收入年轻男性（无意冒犯，这是微博提供的数据）。假如我把这些声音当成大部分普通人的声音，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当成事实本身，那就印证了Ronny Chieng的金句：who knew all of human knowledge can make people dumber？

内地和香港的分化

虽然微博上的杠精不能代表所有人，但不可辩驳的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分化。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一时间似乎都在“关门”。

上一次“占中”我正好在港，特意去中环实地参观，和朋友感叹他们“上下班”之规律，地面维持得很整洁，抗议的同时也尽量不影响正常交通。同行的几个人端着鱼丸站在街头，笑着调侃：“资本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当天晚上，我们兴冲冲地奔赴著名的网红大排档，临走前在店前合影，入镜的工作人员调皮地在后面比了个耶。回想起来，身在内地的朋友们仿佛也并未过多地关注占中，这件事更像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然而这一次香港的反修例，却发展到几乎不可控的局面。首先是规模和程度，其次是舆论。当官媒开始发布一边倒的信息时，我明白事情已经不简单了。真实情况如何，一介平民又有谁能说得清呢？We are plebs. 当身边有朋友开始“站队”，气鼓鼓地抨击香港年轻人竟如此看待内地，我开始觉得无力。媒体的作用太强大了，内地和香港皆如此。

众所周知，内地媒体基本是国家主导，有些国家则是财团所有，本质相似，展现出的风貌却大相径庭。多种因素影响之下，资本主义的媒体显得更精彩，墙内观看的我们也常常兴致勃勃。曾经和北京的司机瞎聊这种差异，结论是：我国的媒体是按需而报，资本主义媒体是谁都骂，包括自己。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有时会集中摘出骂中国的内容，加上大部分人并不会去求证，导致舆论方向越来越不友好，通过现在网上激烈的炮火就能窥见一斑。

我认为内地和香港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境，两边信息相对封闭，双方自说自画，何时是尽头呢？

我眼中的香港

整洁的校园，拥挤的人潮，永不停歇的海风，时常超速的小巴，偶尔出现的“法轮功”横幅，机场冷漠的小哥，友善的售票小姐姐，先进的科技馆……这些碎片记忆源自我大学时第一次进入香港。回校之后，我和同学猛夸香港的大学氛围，但也认为在港工作或居住不那么舒服。至于如何概括这片土地，一些朋友的共识是：香港像个大商场。

但最近的几年，我确实体验到了敌视情绪。说普通话问路被无视，街头走错边被斥“大陆仔”，买东西时常有异样的眼神。生长在内地的、渺小的我，无法感知香港年轻人每天接触的信息，对这一切的感受只有困惑。但也有超市热心的收银阿姨，礼貌的公寓管理大叔，大排档笑意盈盈的店主。有一次家人一起去庙街吃晚饭，爸爸点了一份炒河粉，里面硕大新鲜的虾仁让他非常满意，一位看似店主的中年大叔靠在门口，一番你来我往欲言又止的眼神交流之后，狼吞虎咽的爸爸脱口而出：“好吃！”大叔特别高兴，可惜两个人语言不通。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前，我也恰好在香港待了一阵儿。入境时拿到预防肺炎宣传单，还在纳闷：什么肺炎？没几天之后内地开始广泛报道，我才知道原来已经这么严重。人心惶惶，等反应过来屈臣氏的口罩酒精全部脱销，但是可以预约。年后去入境事务大楼办延期逗留，却被告知只有当天到期的签注可以申请，而且基本不可能通过。一位带着女儿的大叔试图向工作人员求助：“我们是北京的。”

背着事先填好的表格，回家后思虑再三，我买了第二天的机票。

普通人的政治历史观

“外国人看中国是不是就像我们看朝鲜？”

“是的。”

很多境外的人提到中国，映入脑海的往往是第五代导演在电影中所呈现的画面。而中国人，则是被洗脑被封闭的一群人。近几年，中国人的身份标签又开始转向暴富贪婪、人傻钱多。但普通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只能从自己平凡的、短短的人生经历中摘取一些片段。

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课和政治课，尤其是人教版教材，的确有很强的洗脑倾向。但是其他国家又何尝没有呢？毕竟，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劳动工具。老师们很清楚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考试，所以只会偶尔讲点野史，激发课堂活力。大部分学生都得按照课本来记忆，热爱研究政史的学生会找资料来阅读，和别人交流不一样的“事实”。到了大学，整个学习体系焕然一新。正史和野史已经没有边界，老师们更加实事求是，很多学生惊觉曾经被融入政治科目的哲学课，竟然如此有意思。受欢迎的老师课堂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都站满了人。

大学班级的团支书是一位热情活泼的北京姑娘，因为太久不开团支部会议，学院提出抗议，于是她召集大家开了一次，全程播放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让人笑出猪叫。梁老师提到的八九民运在内地人口中习惯称为“六四”，如果可能，她也许更想给我们播放《天安门》。《天安门》中的一位主要人物曾经陪同奥巴马访华，但内地的镜头中没有出现他的脸。

关于民主意识，沿海较发达地区民众的参政议政热情似乎更高。说起官僚主义，北京名声在外，这几年有好转的苗头。浙江、上海、广东口碑一直不错，也许商业底子更容易催生服务型政府，从官员的形象上也能看出一点区别。北京本地人给我的印象是对一切“don't give a shit”的态度，利弊皆有。有些事打交道会觉得爽快，但有些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就不一定了。例如我返京后，因为疫情防控社区打了好几通电话，反复登记信息，令人头秃。

对于普通人而言，参政热情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社会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人认为政治和自己没有太大关联，都是赵家人的事。当然如果有跟自身紧密相关的政策出台，还是会关注讨论。近期遗憾的是，因为新冠病毒的爆发，全世界涌现一股敌对中国的浪潮，网民似乎变身各自国家的代言人，唇枪舌剑，媒体推波助澜，这一次又何时是个尽头呢？

“疫情过后是不是依然会对立和歧视？”

“会。”

14亿分之一的我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个人经历只是宏大历史中一丁点小小小小的缩影。特朗普当选之后，不断加强的贸易战、修建边境墙、收紧移民签证、驱逐科学家……一切让人精疲力竭。网络上声音嘈杂，攻击性言论俯拾即是，一些人疾呼民粹主义抬头，世界重新走向割裂。因此在如今的社会氛围之下，讨论事实本身显得尤为珍贵。

去年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活动，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情况复杂，希望你们能多来和我们沟通，和美国人民交流。的确，如果丧失去了解彼此的欲望，隔阂和误解只会更深，对于不断发问的“外人”，我们应当感到高兴。

无论#我的N個中國能征集多少篇文章，只要有更多的声音，就会有更多的角度，进而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对方，不随便被媒体洗脑，哪怕对平时意识不到的“偏见”有些微的动摇，就是价值所在。

希望轻喷，agree to disagree很难，但我尝试跨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