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看2020s，你离开后世界可改变？

​你有没有想过，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要说三遍？

生活在由长、宽、高构成的三维空间，睁开眼睛看到的风景主要由红、绿、蓝三种基本色光构成，从《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到牛顿三大定律和三体问题，探索物质世界的规律不止心理和物理。

小到三大日常迷思 “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远到三大人生问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寻找答案的过程，组装五光十色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富论》把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秩序确定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收入来源分别是租金、工资和股票收益；卡尔·波兰尼则是区分了三个经济时代：互惠时代、再分配时代和市场时代。

这和欧内斯特·格尔纳提出的三个伟大时代殊途同归：狩猎采集时代、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分别对应三大人类活动，即生产、强制和认知。

时间来到全球大统一，尤瓦尔·赫拉利把人类大融合的关键因素总结为：金钱、帝国、宗教。换句话说，人类为工具、集体和传说赋予精神意义，用以守望黎明和曙光。

拂晓时太阳从远方地平线而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将精神本身的变形分为3种：

- 骆驼：“你应该负重前行”，跪在地上，渴望将整个驼峰装满，一步步走向沙漠；

- 狮子：“我希望占山为王”，寻找敌人并打败敌人，尚未因循守旧，但有自由；

- 小孩：“新生”，代表忘却和天真，自我运转的命轮，一种最伟大的肯定。

基于尼采，斯坦利·库布里克拍了《2001：太空漫游》，将精神变形化作黑石，将三种变形化作三段旅程：The dawn of man，Jupiter Mission和Jupiter and Beyond the Infinite。

在这部1968年的电影里，对2001年美丽新世界的幻想中，HAL 9000是一部集Siri（语音交流）、阿尔法狗（下象棋）、网红辨析（人脸识别）、柯南（推理）等功能于一身的超级电脑。

1968年1月，美国有5万台计算机投入使用，仅1967年就安装15000台。而在1950s，不想写销售计划又不得不努力的电脑制造商预估：美国只要有6台计算机即可满足所有需要。

彼时，电视方兴未艾。

传说The medium一开始是message，阴差阳错变成喜闻乐见massage。在1967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昆廷·菲奥里发表了《媒介即按摩》，“与其说社会是被人们交流的内容所塑造，倒不如说是被人们用以交流的媒介所塑造。”

2020s，人们遨游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滴水。我们在互联网争先恐后遗失意义，在社交软件里目不转睛丢失人际接触，在视频软件里马不停蹄丢弃时间，在即时通讯里见缝插针舍弃空间。

1968年，纽约的电话业务开始提供“播送一首诗”的服务，诗歌开始被重视。

公元前，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里忧心忡忡，“字母表的发明可能会使人健忘，因为人们不再使用记忆；他们信赖外在的文字，自己不再记忆……你赋予弟子的不是真理，而是貌似真理的东西：他们是牢记许多事情的英雄，却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他们表面上无所不知，却什么也不懂。”

过去我们说一个人懂很多，ta就是ta所在领域的专家。而今天对于“专家”的概念，Coldplay的制作人布莱恩·伊诺发现一个有耐人寻味的转变：

“ 专家以前是指“拥有专门信息渠道的人”，而现在，由于如此多的信息在每个人之间平等共享，“专家”的概念就变成了“能更好地解读信息的人”。”

所以我们“如何看待”型内容如此紧俏，评论取代了渠道。而在“是什么体验”的问题里，互联网传播的复制品减少我们去亲身体验的机会。

互联网模糊了严肃思考和娱乐思考的界限，我们挥霍昂贵的时间和稀缺的注意力，生产消费没有尽头的琐事。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认为，未来的物理学家们无法超越那些公认的观点，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巧都是相同的。所有人都在以相同的方式思考。他在《别闹了，费曼先生》里坦承自己获得成就的原因并非智商高于其他物理学家，而是拥有“各种与众不同的技巧”。

对于日新月异的媒介载体，法国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说，

“ 我十分确信不管出现怎样的新形式，它们都必须满足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没怎么变化的基本人性：爱恋、憎恨、妒忌、愧疚、羞耻、骄傲、忠诚、友谊、竞争，以及对危难和风险的恐惧、对胜利和成功的喜悦、对尊重和荣耀的渴望，对我们接触和感兴趣的每一样事物的模式和成因的探寻，对流行观念和强大关系无法抗拒的需求，这些可以让我们抵消因宇宙随机流动产生的虚无感。”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满足基本人性，那么“秘密”一定占有一席，如果还有什么能出其右，“别人的秘密”当仁不让。

在1960s，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她毕业于史密斯女子学院，《Gone with the wind》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同样毕业于此。

1968年通常被视为现代女性主义的发端之年。空姐首先得到关注。

当时想要成为空姐，必须长得好看，身材端正。女孩必须注意保持自己的身材，“胖了”可以是被失业的正当理由。到了32岁，“超龄”是炒鱿鱼的合理借口。当然，结婚更是被要求离职的高风险行为。

没有人提出质疑，因为“大家都这样”、“行业就是这样”。

1968年1月1日，克利夫兰37岁的缪丽尔·西伯特宣布自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获得一个席位，175年来，第一次有妇女获得席位。

这一年，女性股民人数超过男性股民人数。尽管如此，缪丽尔·西伯特依然需要去说服客户“女性给出的市场建议和男性所给出的建议一样具有价值”。

价值可怕，价格也不差。

伯纳迪恩·莫里斯在《纽约时报》上写：“1968年最大的风险是裙子的长度是否能冒险长到脚或者小腿部位，因为几个季度以来，裙子长度都被权威定在膝盖以上。” 

当时，英国政府对女裙征收12.5%的销售税，为了和童装区分开来，这个限制具体到了从腰到底部长度为24英寸的裙子。裙子长到盖住膝盖，不犯法，但税很高。

1968年冬天，英国时髦的裙子长度在13英寸到20英寸之间。

2019年度，豆瓣最受关注图书是《82年生的金智英》，数学界奇迹，是82、92、02、12这组数字在东亚，可以约等于“≈”。女性自我觉醒和教育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紧随其后，欲言又止。

2019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给了《绿皮书》，天才不够用，所以改变人们的观念需要勇气。

1968年，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成功把一个24岁年轻人的心脏移植到一个58岁牙医的身体里。此前，他曾经用一个黑人的心脏救活一个白人。

这位医生生活在种族隔离严重的南非开普敦。

关于医生是否有权利决定病人命运的问题，他对《巴黎竞赛》的记者说：“如果一个天生的白痴和一个数学天才同时需要一个心脏，而我必须做出抉择，那么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 

到了2020s前夕，故事来到又新又旧的转折，病人不问“是否”，直接决定医生的命运。

我从地狱来，要到天堂去，正在路过人间，我们与恶的距离，进一步小丑，退一步寄生虫。

1968年1月，《原子能科学家公报》封面上的时钟从11点48分调整至11点53分，离午夜只差7分钟。自1963年起，这个距离一直是12分钟。

杂志编辑尤金·拉比诺维奇博士解释，调整时钟是为了反应愈演愈烈的暴力和民族主义。

这一年，布拉格的春天踩到秋叶，纽约石墙酒吧照常营业，巴黎年轻人走进五月，越南河粉翻滚不歇，墨西哥城过了个平安夜。

1968年第一天，是一个星期一。

《纽约时报》的头条写着：“世界告别了一个动乱年，城市降雪”。

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新年前夕说“L’année 1968, je la salue avec sérénité”， 我祝愿1968年是祥和的一年。

导师和我沿着这条幽暗的路径，

又开始重返那光明的世界之中，

我们顾不上丝毫休整，

他在前，我殿后，我们一起攀登，

直到我透过一个圆洞，

看见一些美丽的东西显现在苍穹，

我们于是走出这里，重见满天繁星。

-- -- 但丁《神曲·地狱篇》

《美丽新世界》里赫胥黎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