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大清”

“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大清”——自从清兵入关之后，满清皇帝就竭尽全力地向全体臣民灌输这种观念。

明确地讲出这句话的是康熙，雍正则在《大义觉迷录》中又进一步地予以阐述，到了乾隆则将灌输这种观念的努力登峰造极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对于异族统治，汉人天然就有排斥心理，加上明末清初满清对汉人的残酷镇压，更使汉人对满人充满憎恶；对此满清皇帝心知肚明、如芒刺在背。为了实现长久统治，满清皇帝们不得不绞尽脑汁论证满人统治的合法性。

雍正时，曾静、张熙师徒二人误信流言，以为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后裔并对雍正十分不满，遂投书列举雍正十大罪状、劝其反清，没想到被岳钟琪施以无间之道，不但曾静师徒入狱、还被套出了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徒孙沈在宽等人，掀起了一桩文字狱大案。除了被曾静师徒冠上的十大罪状，可能更让雍正刺痛揪心的是满清入关都八十多年了，汉人中华夷之别仍然顽固、反清情绪依旧炽烈。于是为了表白心迹，更为了宣示满清之正统，雍正特意编写《大义觉迷录》，颁布天下。

这部小册子一开头就声明“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意思是说：只有有德之人才能获得上天保佑、君临天下，所以君临天下的人必定是有德之人。

这段话貌似有理，其实是经不起思考和反驳的，因为中国历史上早有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而且昭昭前史，五胡乱华、晋人衣冠南渡，蒙古灭宋，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当时的胡人、蒙古人德行更好。开国之君固然没有无能的、却也鲜少不无耻的。故而满清得以入主中原是因为满人比汉人更为有德，是无法让有思考能力的人信服的。

宋濂在明朝洪武七年所撰《〈大明日历〉序》中，为拍朱元璋马屁，写了一段话，有“得国之正，莫过于汉与明”这样的意思。：

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

而满清取代的正是明朝，为了证明满清自己的“得天下之正”，满清就必须对“得国之正，莫过于汉与明”这种观念进行批判。因此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又说：

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騷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

意思是朱元璋本属元朝子民，却起来反对元朝君主、夺了元朝皇帝的宝座，这属于“篡窃”！而“我大清”则是因为明朝这个邻国丧于流贼之手，要救“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才起而“削平群寇”、登上君王宝座，所以“我大清”对于中国的功德至大至伟，“得天下之正、莫过于我大清！”

这同样经不起思考和反驳。李自成若属于流贼，满人何尝就不是强盗了？满人在“统一万方”过程中又杀了多少无辜百姓。而且说明朝“边患肆起”，祸害最严重的边患难道不正是你后金满清么？怎么说的好像满清是“中国好邻居”一样？

雍正试图通过《大义觉迷录》以正视听，还遣曾静、张熙到处去宣讲、忏悔。乾隆却觉得他老爸这属于“迷之自信”，而且泄漏皇家太多不堪阴私，在继位后不久就下令禁止发行和刊印，并将曾静、张熙杀掉。

尽管乾隆一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比雍正温和儒雅，事实却是乾隆比雍正更狠辣残酷。乾隆灌输“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大清”这种观念的方法是：有异议的人杀光、有抵触的书烧光。

有学者统计过：满清时期，顺治施文字狱7次，康熙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施文字狱20多次，乾隆施文字狱130多次。

与康熙、雍正时期不同的是，乾隆时期文字狱更捕风捉影、更挖地三尺、更匪夷所思。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乾隆下诏修撰《四库全书》，鼓励藏书家们把珍藏图书奉献出来，献书多的有赏。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献书，乾隆特意在谕旨中说：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谕旨的口吻端的是中正平和、和蔼可亲。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各地就送来珍本图书一万三千五百多种，其中甚至“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乾隆起初还很高兴，可翻着翻着他又生气了——一万三千五百多种图书里居然没有犯忌讳的，俨然是曾经层层过滤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他下诏指责各地官员：“乃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要说天下的官员、读书人也不傻，经过百来年的文字狱，大家都知道你爱新觉罗氏是什么尿性了，谁敢冒着抄家灭族的风险把那道“引蛇出洞”的谕旨当真啊？

乾隆一看自己的小心机没能得逞，也就干脆扯下了伪装，于是“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如果搜缴不力，则“并于该督抚是问”。于是各地官员“抱着宁烧错不放过”的心理，凡遇涉嫌“忌讳”的图书，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缴。

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说：

据近代学者推算，当时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被销毁。

然而即便这样，乾隆仍然觉得不放心，他刻意制造了一些冤案、错案来营造恐怖气氛，以求达到臣民自毁犯忌书籍文字的目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苏人蔡嘉树指控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大逆”，证据是徐书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主管官员江苏布政使陶易看了案卷后认为“显系挟嫌倾陷”。然而乾隆却说，此句乃“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于是，陶易被判斩监候，瘐死狱中。徐述夔及其子已死，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等五人参与出版校对者原拟斩立决，后改斩监候。徐述夔的两个曾孙及三个孙媳等，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全部家产造册入官。为他作序的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卓长龄（康熙时人）因著有《忆鸣集》被刘罗锅告发：“忆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这个时候卓长龄和他的儿子都已经死掉了，结果由卓长龄的孙子卓天柱来承担私藏禁书的罪名，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湖北生员程明湮给人写寿文“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三字被定为“语言悖逆”，被凌迟处死，亲属也受到牵连。

这些文字狱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有懂文字的满清臣民个个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生怕哪一天自己写的文字被人找出特别含义来。乾隆时期退休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曾说起自己做官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在这样的氛围中，久而久之能有几人脑子里不充斥“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大清”这种观念，又有几人会对这种说法表示任何一点疑义呢？应该只记得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们精心打造的“清兵入关纪律严明作风简朴、汉人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类文字叙事吧。这正是统治者们的算计所在。

然而，事情不会永远随着统治者们的心意走。

统治者们烧毁再多的文字，编造再多的精妙谎言，也无法完全抹除历史的记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是被人们记了下来。

无论经过怎样的层层灌输、代代洗脑，总有些人目光如炬、看透其中的虚妄，也总有些人不畏强权、让“反清”思想和行动不绝如缕，满清入关两百多年后孙中山仍然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

在满清高压不复存在之后，“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大清”，也马上就成为了历史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