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身不壞

（一）

明代有一位叫作朱國楨的人，他寫過一本書，類似於《容齋隨筆》那種的雜集，他本來起名為《希洪》，也就是《容齋隨筆》作者洪邁的「洪」，後來又改為《湧幢小品》。

這個書名很難解，「湧幢」是什麽呢？

在自序中說，「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篇。其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可見所謂「湧幢」乃是一件自創的物事。再查另一篇作者的小文《湧幢說》，便知道「湧幢」是作者自擬的名字，其物為一移動木亭，六面各有門窗，開合如意，可以按照主人的心意，擺放在不同位置，猶如地下涌出的經幢。

這本書算是名氣很大的明代筆記，所記資料往往可以供後人考據所用，四庫書目提要便稱之為：「雜記見聞，亦間有考證。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說部之中，猶為質實」

作者朱國楨明史有傳：

「同時朱國禎，字文寧，烏程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累官祭酒，謝病歸，久不出。天啟元年，擢禮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並命。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六月，國禎還朝，秉謙、延禧以列名在後，謙居其次。改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賢竊國柄，國禎佐向高，多所調護。四年夏，楊漣劾忠賢，廷臣多勸向高出疏，至有詬者。向高慍甚，國禎請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賢，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當早歸。」蒲州謂爌也。向高罷，爌為首輔，爌罷，國禎為首輔。廣微與忠賢表裏為奸，視國禎蔑如。其冬為逆黨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蔭子中書舍人，遣行人送歸，月廩、輿夫皆如制。崇禎五年卒。贈太傅，謚文肅。」

但他最容易讓人覺得眼熟的事跡，恐怕還是因為金庸先生的《鹿鼎記》。

（二）

雙兒所在的莊家，其一門孤寡，便在於家中購得一本朱國楨的遺稿，打算來寫一本明史流傳後世，所謂立言不朽。

可惜，自從滿清入主中原，就戰戰兢兢，很難有什麽「得天下之正」的信心，所以一方面搞屠城、剃髮來強力壓制，一方面用文字獄來禁錮人心。莊家的明史案，正如後世清末之楊乃武小白菜一案，看起來是一件普通案子，其實背後都有不可言的用心。

《鹿鼎記》是將這件案子歸結於吳之榮個人野心，由此才引發大禍，所以後來莊家似乎也滿足於在其人身上報仇雪恨。

如果一切都歸結為小人弄事，則所謂文字獄不應由順治康熙而直至雍正乾隆，依然沒有完結。一次次的殺人滅族，流放寧古塔，其理由也越發荒謬無稽。

倒是明史案中被殺的李令皙一家頗有骨氣見識，當李本人和自己的四個兒子都被殺后，抄家官員也有所不忍，便說當時十六歲的小兒子，不過十五，希望免於死刑而改為流放。

這個少年卻如此說：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

自明末以來的血，始終沒有流盡，只不過開始是自己人殺，後來是外來的強盜和自己的流賊一起殺，到了現在則是又「得天下之正」地殺。

（三）

明初亦有此樣傳說，如「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便殺了這個似乎有意諷刺朱元璋是光頭和尚，又當過紅巾賊的黑歷史。但究竟真相如何，也有正反兩方不同意見。

我是認為，傳言的細節或有失真，但朱元璋是個敢於殺伐的皇帝，卻是真的。

漢所繼者秦，唐所繼者隋，則清所繼者必為明。

只不過，明太祖避諱的是曾為「賊」的歷史，清代入關的幾任皇帝，忌諱的則是滿洲人的身份。

所以，在清代早期為官的人，往往都是落入一個「僞」字，這遠不如到了後期，才有了坐穩江山的忠心耿耿。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四庫館臣的那些表章，便可以知道一二，而乾隆和群臣的那份故作寬大，有意吹捧，實在讓人好笑又好氣。

（四）

有史學家指出，宋朝一亡，則國家文化皆為之一變，雖經明朝之復古中興，但其氣質仍然不能再回到宋代。所謂登峰造極，便不得不下坡而行，猶如唐德剛先生所說的「三峽」，北宋滅亡後，便是一路在黑暗中穿行，越來越狹窄，越來越動蕩。

其實元明清三代的風氣，都在於其開國之君的氣象，元、清皆為異族，元代甚至只是原本蒙古帝國的一部分而已，明代則是崛起于底層，正如劉邦由遊俠而為高祖，朱元璋也一樣是在紅巾軍的旗幟下，高築墻、廣積糧，進而取得政權。

劉邦不得不殺功臣，如朱元璋、清代之康熙也不得不殺，這種動蕩必要經過幾代，方可以在有序傳承中，逐漸確定一種穩定。這就是逐鹿的比喻，剛開始奪得鹿的強人，雖然力氣最大，可敵人死了，朋友便會成為敵人。「怕被搶」也就要疑鄰盜斧，一個帝王的考慮往往是，不用有野心，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斬草除根。

這也是為什麽殺功臣的原因所在。

同樣，朱棣為什麽能奪位成功，寧王則出師未捷向被擒？恐怕也不是因為有一個王陽明的原因。

所有的開國皇帝，苦心積慮所想的，就是穩定自己剛剛拿到手的皇權。

但歷史也告訴我們，凡是皇權進入了穩定期，整個王朝也就進入一個下行軌道。

盛極必衰。

（五）

盛衰之轉移，恰恰就在那個飄渺模糊的「天心」。

能夠敬畏有之的，又只能是那個親身經歷過逐鹿歲月的開國者。後來的皇帝，便仿彿只是依樣畫葫蘆，接受了這金身不壞的「皇帝」名義。

天心并沒有給出什麽大不了的警示，就像所謂日食月食的，越到了後來，董仲舒打算嚇唬人的說法，便越沒有市場。開始還抓幾個倒黴的「三公」頂缸，到了後來，似乎天心也沒什麽大不了了。

只是，「愚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眾也。撫之為吾之力，毒之為吾之賊」（《宋景文公筆記·雜說》）。

越到了末期，也就「僞」之者越多。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不行謂之淩，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故聖人慎舉錯，去三不可則善矣。」（《宋景文公筆記·雜說》）

王朝末年便是如此捉襟見肘，因為它不是去，而是堅決地要「三不可」。

（六）

讀史讀到心事渺茫，便不得不感到一種宇宙間的神秘。

所謂寒星在天，看過去，不知多少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