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地獄

只有当人生活不顺当的时候，他的眼睛才会睁开。（契訶夫）

※ ※ ※

（一）

中日戰爭已過去很久，但讀到豐子愷先生關於「緣緣堂」被毀後的三篇文字，仍然能感受到他的悲憤。

這就像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樣，軍人們彼此廝殺，一方不知為何進入別人的家，一方則不得不保衛自己的妻兒和國家。

殺戮可以帶來快感，而在某種名義下的殺戮，還可以免除侵略者的道德責任。

當年，卡爾·波普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正是戰爭火焰熊熊燃燒之際，他所反思的內容已經回到遙遠的古希臘。從柏拉圖一路寫下來，他對柏拉圖和黑格爾、馬克思作了嚴肅的辯論和批判。

正如一位中國作家所說，那個「好地獄」被人類推翻，於是換來的則是一個鬼們「更壞的地獄」。

魔鬼哀嘆着說：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

這也是我看到常乃惪的相關評論文章，其中說到，這位作家所代表的是虛無主義時，才體會到的一些味道。

當中國的辛亥革命開始并結束後，共和國成立，大總統上位，南北妥協，清室遜位，一切都和平起來。但最終帶來的卻只是一場「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各自演了幾處，便該下臺了。有的還算走運，躲入租界，或是出國考察，有的則真是一命償一命了，乃至被人衝了進來，砍作肉醬。

所以，虛無主義並非是一種哲學，卻是一個人的生活。

好地獄終歸不能拯救鬼魂。

因此，卡爾·波普對這一人類的命運，既看到了人道主義的關懷，也看到了這種理想所帶來的必不可免之悲劇。

在波普所設想的開放社會中，人們抱持的是一種「批判態度」或「理性態度」，勇於自我批判、自我挑戰，從不預設自己的觀點是不可錯的真理，他將之稱為「批判的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這就是波普對於受極權主義肆虐的歐洲文明的解方：以自由、開放、民主、批判的態度重建自身的文明。（《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為何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三人是當代民主社會的敵人？》）

（二）

讓我繼續回到豐子愷的文字中。

他在異鄉不斷收到來自故鄉的消息，緣緣堂被毀掉，正是其中之一種。

這時候的流亡，正如其子女所言，大家都只有身上這一件衣服，而且還破了。

「爸爸，我的棉袍破得這么樣了! 我想換一件駱駝絨袍子。可是它在東戰場的家里——緣緣堂樓上的朝外櫥里——不知什么時候可以去拿得來，我們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 可惡的日本鬼子!」（《還我緣緣堂》）

這時候的文人，往往不願意學作古詩，但他們畢竟又是有此熏陶，當心情不得不有所發泄，而無從發泄，便只有回到其最熟悉最適合的方式之中。豐子愷說自己平生不喜作詩，「平生不曾作過詩，而且近來心中只有憤懣而沒有感傷。這首詩是偶被環境逼出來的。我嫌惡此調，但來了也聽其自然。」（《還我緣緣堂》）這首詩並不是佳作，但也沒有油滑氣，即使是環境逼出來的，也依然有其真實的一面。

杜甫又何嘗一定要成為「杜甫」？

這或許也是當時人的一種矛盾。他們期望摧毀舊屋，然後蓋起來和闊鄰居一般好的新房子。但最終的結果，卻是一輪又一輪地拆，一輪又一輪地饞，最終卻既不能空蕩蕩的乾乾淨淨，也無法有任何新的，在自己手上出現。於是力氣耗光，精力銷盡，不得不在此廢墟上，繼續過自己的日子，而一切也不得不因陋就簡，仍然託庇于當初舊屋的基礎了。

闊鄰居又何嘗是一日便有了如今的規模，他們又何嘗是憑空在烏托邦上得到了自己的新房？

所以，豐子愷固然要在悲憤時作詩，那些說着不要讀中國書的人，又何嘗不是沉潛於其中呢？至於說要拿羅馬字母來改造本國文字的人，比如日本的川端康成就曾加入這樣一個組織，最終卻成為陌生人眼中，那個古日本的代言人。

有位日本研究者還說，川端康成在諾貝爾奬授奬儀式上的發言，不光是西方人讀起來不懂，就是日本本國人恐怕也懂得不多。

「有的評論家說我的作品是虛無的，不過這不等于西方所說的虛無主義。我覺得這在“心靈”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題為《本來面目》，一方面歌頌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強烈地反映了禪宗的哲理。」（川端康成）

（三）

豐子愷的文字連寫了三篇，都是給那毀去的緣緣堂，那麽當勝利後，緣緣堂重建了嗎？

他確實寫了一篇《勝利還鄉記》，並且還有一副畫是這樣的：

還鄉記的末尾如此說：

「大兒華瞻，想找一點緣緣堂的遺物，帶到北平去作紀念。尋來尋去，只有蔓草荒煙，遺物了不可得。后來用器物發掘草地，在尺來深的地方，掘得了一塊焦木頭。依地點推測大約是門檻或堂窗的遺骸。他髫齡的時候，曾同它們共數晨夕。如今他收拾它們的殘骸，藏在火柴匣里，帶它們到北平去，也算是不忘舊交，對得起故人了。這一晚我們到一個同族人家去投宿。他們買了無量的酒來慰勞我，我痛飲數十鐘，酣然入睡，夢也不做一個。次日就離開這銷魂的地方，到杭州去覓我的新巢了。」

至於緣緣堂的後話，則一直要到近四十年過去，才有了重建。

其女兒對此還提及，後來有日本遊客來此參觀，看到還遺留並被保存下來燒焦大門的門板，還鞠躬致歉。

但對於豐子愷本人來說，他已于一九七五年去世。再一想當年「緣緣堂」之名完全來自於佛前的抓鬮，不禁讓人覺得那人世間的天空，似乎有着更神秘更難以揣度的意旨。

回想當年，緣緣堂內兩副對聯。一是華嚴集聯「欲為諸法本，心如工畫師」，一是杜甫詩句「暫止飛烏才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世事浮雲而過，今古流水不止。

有些話，當真不過而過，不憶而憶。

（四）

記得日本還有一個傳言，說當年大戰的硫磺島，到了戰後許久，仍然有鬼魂出沒。

直到後來明仁天皇登島祭祀，才讓這神秘的不可思議事件消散。

這種故事本身不值得深究，但這故事背後的心理卻有一種很深層的集體記憶。他們為何遲遲不去，他們又為何悄然消散？誰傳播了這個故事，誰又在故事里聽見了什麽呢？

東歐的平原上，或許也會有這樣的故事。

但又讓誰來給他們祭祀，而讓這些怨靈得到安慰而離去呢？

（五）

長官反復強調：「要殺掉所有人，除了胡圖族男人合法擁有的圖西族女人，當然這些男人要在屠殺當中表現突出才行。」（《與屠刀為鄰》）

你認為這句話該出自什麽時候？

1994年。

你認為那些和這些長官們繼續生活在一起的屠殺倖存者，又過了多少年，到今天已經二十八年。

當我們依據膚色、口音、信仰，乃至愛吃米飯，還是麵包，去區分彼此的時候，或許有一種天然的因果。但當我們認為這種區分，就是歷史必然的某種正義，那我們都將陷入一種高擎旗幟的壞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