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他人詩

忽然就想寫寫錢穆先生的名字，倒不是為了有所評議，或者要與誰爭論——雖然，本想辯論解析一下。但回頭想想，其人其文俱在，實在無需我這樣門外漢，來向另一門外漢說些無謂的話。

這位無名氏道聽途說來的，無非是錢穆先生對於當時中國領袖的讚譽而已。

而這種譏議，實在也不是他一人，更不是從他開始。記得當年素書樓事件，就是在這種心理下引發的變故。

譬如有人說司馬遷是個太監。

你自然可以引證史實來作辯護，可細想想，這位如此說的人，又是真地因為缺乏史實而有這種說法嗎？恐怕不是，因此爭辯無用，我們可以證明自己，但卻無法改變他人的看法。

至於這位無名氏認為錢穆先生的影響，來自於其「好學生」的妙文，則又是一種誤解了。

其實，在我看來，錢穆先生真正能傳衣鉢的，少之又少，即使是嚴耕望、余英時這樣的大家，也是如此。其實在關於嚴耕望先生的某篇文章里，曾經說過，按照與錢穆先生一生學業所接近處，嚴耕望志之所向、心力之所竭的是錢穆先生研究歷史文化的兩隻腳，而余英時先生的學術去路，也不是繼承而已。可以說，錢穆先生雖然眾生教育事業不衰，真正能夠完整繼承他的學術事業，實在很難确指為某人。又或者可以說，一個時代過去，則一代學術也將隨之過去，不可能複製，也不可以複製。

雖然，余英時可能正是那位無名氏口中的「好學生」，但我還是推薦有興趣的人，可以讀讀他在錢穆先生身後所寫的幾篇文章。從中是可以看到錢穆先生一生志業之所存處，但要真正理解其人，還是要讀錢穆所留下的那些文章。從中自然可以明白，為什麽他的持論，與同時代的大部分人均不一致。

正如余英時在文章中所說，如陳寅恪先生、如錢穆先生，都不是能夠在時代流風中時刻跟隨之人，他們從來都抱有另一種觀點，因此不會如此決絶。當亡國亡種的危機，演變為一種統一思想，則這種求一致的思想，自然要通過「西方」和「現代化」這樣的置換，來讓具體的事功變成可以操作的理論支撐。可不這麽看的人，自然在在俱有，並且會因為其三峽之水的跌宕起伏，而有所感，有所疑。錢穆先生終生所追尋的問題，便是一路東去的水流，不追到最後一刻，便不會輕易相信。

其實皇帝打倒了以後，中國沒有選擇保留君主，是因為清末政府本身的問題所在，而袁世凱的失敗，則是一種個人的困境。司馬懿能夠二代三代，然後改頭換面，從魏國的忠臣，化為道路皆知的司馬之心。袁世凱卻既無法等待，也不願等待。

對於皇帝趕走了之後的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誰來填補這一空缺。

之後的問題，始終存在，並不因某一方的成敗，而失去爭辯的空間。

所謂遺老遺少，所謂保皇派，其實真正要保護某個具體的皇帝要少，保護這位皇帝所代表的那種文化，才是更為堅硬的底層基礎。但這種心態，無論是被牽扯入權力金錢的爭奪，還是政治軍事的動蕩搖擺，都是讓後人難以理解的。

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表彰的王國維之死，我們到底是讚嘆那篇文字所提倡的精神，還是真相信王國維的投水，真是為了義不再辱呢？

沒有相同的文化感悟，沒有共同的人生經歷，我們是很難理解這種行為的。所以，當時便有不少流言散播，而在陳寅恪先生的表彰之後，同樣有相似的疑問，圍繞在其人的身上。

這就如無名氏的譏諷，要將郭沫若的後半生行為拿來作比，認為譏諷郭某是一種正當行為，則錢穆為何還聲名大彰。

錢穆先生回憶往事，下筆成文，曾云：

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記憶之外者，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惡高下于其間，乃憑記憶而自認余之生命。讀余此書者，亦可憑余所憶而認識此時代之一面。非敢有誇大，亦不作謙抑，知我罪我，歸之讀者。

若有所言，若有所為，則後世的辯議，無非如此。

這篇文字並非辯論，只是有所感，便寫寫而已。若錢穆先生其人，譬如路旁一株大樹，其枝葉條干，花開花落，路人所見，自有其評斷。譏笑讚許，無非都是個人所計，個人所得，于樹之春夏秋冬，經久而猶存，又有什麽增損垢淨呢？

世間的事，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