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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與記憶的距離(下):一串串 永遠纏|投稿 #25

「good old days」的想法會讓我們太沈迷於昔日,以至忽略了未來,甚至會出現一種,總覺得現在是失落的、永遠不會比以前好的感覺和悖謬。

作者:Caspar(格羅寧根大學博士候選人)

上篇講到,我們會為了對抗時間的洪流與自己的健忘,把各自希望保留的回憶投射在不同事物之上,創造不同「記憶之地」(lieux de mémoire)。而以這種理解去看待我們身邊被標籤為「文遺」的東西,或許會讓我們更由衷地欣賞,進而學習和保護它們。

可是,這種崇尚「good old days」的想法會讓我們太沈迷於昔日,以至忽略了未來,甚至會出現一種,總覺得現在是失落的、永遠不會比以前好的感覺和悖謬。為此,我們先討論一個有關「記憶之地」的弔詭之處,再以兩個層面探索一下,究竟我們可以如何更有機地看待記憶與文遺的關係。

記憶異於歷史?記憶即歷史?

雖然「記憶之地」這個理論在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遺產研究和記憶研究等方面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也有不少學者對它提出不同質疑。其中一個就是:「記憶之地」的提出者諾哈(Pierre Nora)嘗試把「記憶」與「歷史」分開,但終究難以論清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根據諾哈,歷史總帶著過去的負擔,它是過去的表象,是線型的,它總希望以一種敘述方式對所有東西下定論,它以擁有普遍權威自居。

而記憶則是當前的現象 — 記憶總是「被喚起」的,而不是某些知識性存在,它永遠在我們不為意的時候產生改變,以至我們(好像)忘記了某些事又(自以為)記得某些事,它既具體又多層次,既私密又可以與人互通。

簡單來說,對於那些真實發生過的事件,歷史就是對它盡可能真實地作出的描述,而記憶則是人自身對它作出的描述。兩者在內容上其實並非完全互斥,例如:「口述歷史」是歷史還是記憶?

被寫下的歷史,曾幾何時亦是某群體的某段主流記憶(Image: unsplash@schluditsch)

雖然如此,「歷史總是對記憶懷疑,而它(歷史)真正的使命就是要壓制和摧毀它(記憶)」。(註一)而人總希望對抗歷史和時間的輾壓,更希望徜徉在溫暖又刻骨銘心的記憶之中,因而把這些記憶「外化」成為「記憶之地」,「中和」一下外面的世界,亦使自己的生存變得有些意義。

但諾哈認為,人會有這樣的意圖,皆由於人在當下的歷史背景。也就是說,就是因為我們有對歷史的這種見解,才會有我們對記憶的這種執著。而我們為何對歷史有這種見解呢?諾哈打從頭開始就認為是因為歷史的進程、發展的速度快到一個程度,以至記憶無法與眼前之事相聯繫。這就變成了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問題了。

諾哈又寫道,那些對抗權威歷史的人,總會共同創造一些「記憶之地」,把那些被崇尚的記憶保護起來,草根地對抗大歷史。但最後,當某一段記憶、某一個「記憶之地」被「放上神台」,它就變成了另一意義上的權威,輾壓其他沈默的個人記憶。而這段「被優待」的「記憶」、這個「記憶之地」最終亦會被吸納了歷史宏大敘述的一部分,變成了標本。

記憶因此變成了歷史。而被寫下的歷史,曾幾何時亦是某群體的某段主流記憶。

更何況,歷史往往以記憶般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而我們的記憶同樣基於某些事件的經歷、或對它們的某些認知而產生。歷史影響著我們如何記憶,而記憶亦影響我們如何閱讀歷史。就此,歷史和記憶之間的界線便開始模糊了。

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若我們照單全收諾哈記憶/歷史二分的概念去幫助我們理解文化遺產,我們則會側重於文遺的結果 — 即它作為某段被標本化了的記憶 — 而忽略了文遺自身的形成,其實也是一個不停發展的過程。

這再一次連結到上文最後的問題:作為「記憶之地」的文遺,或許能顧及、甚至崇尚某部分人的記憶,以至它能「升上神台」,但單憑這個理論卻未能真正解答如何兼顧發展這個問題。

記憶之結(Noeuds de Mémoire)

由於記憶之地這個概念未能反映一樣物品/事件可以承載多重記憶的現象,而且記憶/歷史這個二元對立並不現實,因此有學者便提出了一個「進階」版的概念 — 記憶之結(Noeuds de mémoire)。(註二)

宏觀來看,繩子上不同的結,就是我們不同的記憶(Image: unsplash@mrthetrain)

基於人總希望把記憶外在化這個現象,「記憶之結」的著眼點在於兩方面:第一,對一件事物/事件的記憶就如繫結般,在不同時空中,繫的結都不盡相同  — 即使我們所憶起的是同一個對象,但記憶的內容、感覺在不同時空都不盡相同。而我們在不同時空所喚起的記憶,就如結般出現在時間這條長繩之上。宏觀來看,繩子上不同的結,就是我們不同的記憶。「記憶之結」呈現的就是記憶可變這個現象。

第二,以被憶起的對象的角度來說,由於同一個對象可以讓不同人喚起不同的回憶 , 繫上不同的結,那麼,被憶起的對象本身就是這些結的集合。根據上面第一點,由於不同時空可以出現不同的結,那麼,這些結的集合在不同時空亦會不同,參雜著不同人不同的記憶。再宏觀來看,不同時空下、不同結的集合,就是這個「回憶之結」不斷發展中的過程。「記憶之結」呈現的就是被憶起的對象 — 被憶起的事物/事件 — 能夠在不同時空容納不同記憶這個現象。

因此,透過以「記憶之結」來理解文遺,我們就能聚焦於文遺能夠容納不同人的、甚至乎迥然不同的記憶這個可能性,亦可以明白文遺的有機發展在於它能夠在不同時空都可以成為不同群體的「回憶之結」。更甚者,「記憶之結」亦向我們透露,「歷史」與「記憶」其實能夠像繩子一樣纏繞在一起,並互相影響雙方的軌跡。

同時間,「記憶之結」亦讓我們清楚看到記憶是會變化這個現象。例如,對於同一樣東西,十年前和現在你對它的記憶,基於你這十年之間的經驗、閱歷、想法的改變等等,實質上都會有些不同。「記憶之結」讓我們思考:如果我們對一件文遺的記憶改變了,變得模糊了、疏遠了,那會怎麼樣?假如沒有人能夠投以任何記憶予一件「文遺」,那就代表它可以「消失」了嗎?我們如何讓文遺與善變的記憶這段關係持續下去?

反過來說,一件文遺之所以能夠持續被理解、被珍重,正正是因為它能夠讓不同人投射予它的記憶同時存在 — 老一輩、年前人、喜歡藝術的、喜歡建築的、做學術研究的、做生意的、政府、市民、遊客等,面對一件「文遺」,若各自都能以他們的方法理解,以及各自都能聯繫得上他們的記憶,而又不會在過程中抹煞誰的記憶的話,那就是「記憶之結」向我們暗示、持續讓文遺得以被愛護和發展的最理想情況了。

文遺發展是個「Business plan」

若「記憶之結」是個理想、是個理論基礎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實踐呢?

戲謔地說,「文遺」最能夠與澳門人記憶聯繫的那個「結」,莫若「經濟」與「旅遊」兩者了。那麼,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文遺」被當成一件商品來看待,它亦可長遠地與擁有著不同背景與記憶的不同人創造聯繫。就如ICOMOS專家、澳門旅遊學院前助理教授Sharif Shams Imon在一場公開講座上說到:「文化遺產的發展藍圖就如一個商業計畫書」(註三)。

一件商品/文遺能夠在發展途中持續被各持份者理解、並與各持份者產生由衷的聯繫嗎?(Image: 澳門文化局)

一件商品在推出之前會做受眾分析,在哪個地區、哪些人會消費這件商品呢?他們會有些什麼特性與喜好呢?商品可以如何定位和迎合不同的受眾?同樣地,在發展我們的文遺時,受眾是誰呢?我們有顧及所有持份者與文遺在生活中已有的聯繫嗎?在面向旅客時,也會面向長久以來已經居住於此的居民嗎?文遺的計畫會如何定位?它能被所有持份者理解嗎?

一件商品在推出時會著重於起本身獨特的方面。同樣地,被發展的文遺能夠盡其所長嗎?以至我們已經知道了某件文遺有什麼獨特之處了嗎?有做好研究工作嗎?其獨特之處能與周邊的人事配合嗎?有些什麼是這件文遺有而其他地方沒有的呢?

一件商品在推出時斷不會只顧短期利益 , 一件好的商品將顧及長期的、金錢上和非金錢上的益處。同樣地,文遺的發展可以持續地進行嗎?就如工作面試時HR會問的問題般:「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ten years?」十年後這件文遺會是什麼樣的存在?這個計劃可以長期凸顯和發展文遺自身的特點嗎?可以持續地與周邊的人事聯繫嗎?可以長期吸引遊客、市民、不同年齡層、不同範疇的人的興趣嗎?

一件商品在推出後定會有人檢測其原本計劃的可行性和持續性。它有像預期般帶來效益嗎?如果沒有的話,那要如何處理?消費者興趣減低的話如何處理?有改變方向的餘地嗎?同樣地,一項文遺發展計劃開展後,有定期審視它的進行過程嗎?在進行時,有改變、保留可逆性的餘地嗎?帶來的成效可持續嗎?各個持份者的意見是怎樣?誰來報告?

一個好商家絕不會過度濫用自己的資源,因為資源需要時間累積,魯莽浪費就不一定能從新獲得。同樣地,這些思想如何套用在發展文遺上?

這些問題的背後,或許只有一個主旨:一件商品/文遺能夠在發展途中持續被各持份者理解、並與各持份者產生由衷的聯繫嗎?

結語

上面這些問題,其實都向我們啟示,保留我們所珍重的,並非一定阻礙我們的發展,問題在於我們從哪個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無論是用保留記憶這個抽象角度,還是持續發展這個應用角度來看,對待文遺從來不是要麼保留要麼砍掉的二分問題。

將要成為溜冰場的荔枝碗船廠(Image: 力報)

最後有兩點作為補充:第一,記憶與商品 — 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 都有其發展的過程。若兩者都有保留其可變性和持續性的可能,而文遺又可以「記憶之結」和「商品」來看待的話,那把上述看法放諸發展文遺便變得有可能,重點就在於我們如何實踐,以及實踐的哲學是什麼了。

雖則我們大部分都不是政策的計畫者或執行者,而一些世界普遍使用的框架,如聯合國的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s)、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專題指標」(Thematic Indicatos for Culture)等等 , 還未見在澳門普及(雖然這些框架的實踐已經在澳門周邊各個地區進行得如火如荼 ),但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卻可以記憶之名,珍重我們多元的記憶、衷心欣賞我們的「記憶之結」,使我們說起「保育遺產」時更有中氣。

第二點,筆者必須表明,擁護我們多元的記憶時亦要記住「歷史」對我們的啟示。作為原則,「歷史」要求我們求真,讓我們對一件文遺本身有更多認識,而「記憶」則要求我們要著重人性,讓我們理解人與文遺之間的多重關係。「歷史」提醒我們要檢視我們的城市,而「記憶」則希望我們內觀我們與城市的聯繫。

註釋:

註一:翻譯自筆者。“History is perpetually suspicious of memory, and its true mission is to suppress and destroy it.” 出自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1989): 9.

註二:這個詞現在尚未有已出版的中文翻譯,故此「記憶之結」只為筆者所用。

註三:「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由聖約瑟大學的Research Laboratory for Cultural Sustainability舉辦,於2023年4月26日進行。

參考書目:

  • Chan, Ka Yin Caspar. "Heritage, the Illusion of Inheritance and the Volatility of Memory: A Reflection 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Passion of Our Lord the Good Jesus, Maca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18, no. 4 (2023): 31-48.

  •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1989): 7-24.

  • Rothberg, Michael. “Introduction: Between Memory and Memory: From Lieux de mémoire to Noeuds de mémoire.” Yale French Studies 118/119 (2010): 3-12.

  • Silverman, Max. “Memory Traces: Patrick Chamoiseau and Rodolphe Hammadi's ‘Guyane: Traces-Mémoires du Bagne’.” Yale French Studies 118/119 (2010): 22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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