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忍看到那些保守的年轻人

昨日听我最喜欢的播客“忽左忽右”。当主播程衍梁聊到如今年轻人中的“三观党”时，我能感觉到他汹涌的愤怒。

“三观党”，其实就是目前流行于中国年轻人中的一种“文艺批判”群体。他们对于文艺作品的评判，会建立在一种道德观念之上，而并非基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在他们看来，好的文艺作品，必须要“三观正”，道德上一定要正确，最好是无懈可击的圣洁。在这样的道德审查之下，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属于负能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宣扬“恋童癖”，《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诲淫诲盗，莫言的作品是“低俗小说”，影史经典《廊桥遗梦》因为描绘了一名美国中西部寂寞主妇和摄影师的婚外情而属于“三观不正”。包括最近Netflix奈飞的爆款日剧《初恋》，也因为男主“抛弃”未婚妻的行为而被许多“三观党”刷屏批判。我也曾在某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提问：“弟弟喜欢看三岛由纪夫这类阴暗的日本作家，如何才能让他充满正能量的步入正轨呢？” 总之，在道德审判之下，我们目前已知的经典，多半都是不应该看的“禁书”和“禁片”。按照“三观党”的要求，优秀的文艺作品，大概需要兼具新闻联播和春晚的气质：质朴，大气，接地气，以及满满的正能量。

“三观党”的存在本身并不是问题：用某一种道德观念去评判文艺作品，是一种无可厚非的个人选择。而“三观党”变成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则是一个不得忽视的问题。在我看来，如今“三观党”的大行其道，其实只是中国社会日趋保守的现象之一，其体现的是中国年轻人集体的保守主义转向。甚至可以说，以我有限的经验来看，中国当代年轻人整体的保守程度冠绝全球。年轻人本该是最离经叛道，对社会既有的规训最厌恶，对束缚人性的体制最反抗的群体。但在中国，大量的年轻人的思想意识甚至比不上父辈 — 他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所迸发出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至今让中国人怀念。你从未见过哪一个国家的当代年轻人，如此成批量成建制的向往体制，或者集体的对来自别国的文化抱持着一种蔑视或是仇恨态度，又或者如此的拥护主流叙事，甚至自觉地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而与此同时，西方年轻人的普遍左倾和自由主义倾向，几乎难以阻挡，甚至到了激进的程度。社会权威进一步解体，信教人数连年下降，millennials和gen z世代在西方深刻影响着社会主流文化的叙事，大有争夺社会主要话语权的态势。甚至在俄罗斯，年轻一代对于西方都并未产生那种本能的排斥。我曾看过一个视频，一位记者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期间采访莫斯科街头的年轻人，问询他们是否对西方世界怀有仇恨。70-80%的年轻人都表示自己作为个体的俄罗斯人，对西方并无任何仇恨。可如果同样的采访发生在北京街头，估计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被采访的年轻人已经在怀疑对方是否是“境外势力”了。

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的年轻人普遍存在一种保守的，甚至是老气横秋的色彩？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近十年来价值观的单一。主流叙事和严厉的管控几乎扼杀了任何自由的表达。在一次访谈里，《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说道，他最反感的词就是“渣男”和“渣女”。一个“渣”字，仿佛就可以涵盖人性全部的复杂程度，是一种粗鄙简单的表述方式。而这种过度的简单化，其实就是年轻人保守思潮的一种表现。我曾很恶趣味的想到，如果让这些人用他们的浅薄的道德观去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们的大脑会不会就此宕机，甚至会如CPU一般过热冒烟。毕竟，陀氏的作品“描绘了人内心的全部深度”。在德国哲学家尼采看来，道德其实是弱者用来约束强人的一种工具。我们暂且不论尼采的弱者和强人具体有什么意义，但是年轻人道德观念的简单化保守化，一定是一个社会思想匮乏的结果。如果社会足够开明进步，各种思潮互相涌动，最容易吸收新知识的年轻人就会发现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无论用哪一种思想下的道德观解读文艺作品，都无法涵盖一部优秀作品的全貌。甚至，年轻人会发现，用道德来评判文艺，本身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现代社会学奠基人韦伯把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称为“诸神之战”，他就认为，在“诸神之战”中，人们应该选取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因为没有哪一个“神”会把另外一个“神”彻底说服。而如今的中国，几乎回归到了一神教的信仰。这个一神教阉割掉了中国年轻人的血性和稚气，把他们变成了比中年人更中年的中年人。

第二个原因，恐怕就和经济的全面溃败有关。经济讲的是预期。没有对未来良好的预期，就如同一个人进入了脑死亡。任何行政上刺激经济的政策，都不过是在脑死亡的身体上一次次的电击而已。未来太过不确定，私人领域不断被侵占，谁都不知道明天到底会如何。于是，连对风险最不敏感的年轻人，都不得不考虑进入体制去谋得一份铁饭碗。保守的思潮和民族主义叙事，更是会在这时混合在一起，变成裹着糖衣的砒霜，被那些失落的年轻人如饮甘露般的吞下。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对希望的落空，只能凭借一个“空想的共同体”来得到安慰：即使我今天只能打打零工，但是一想到我属于华夏五千年文化的一份子，一种对于社群的归属感会立刻临身。于是，你会观察到，年轻人中最保守，最民族主义，最反西方，最喜欢道德审查的，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或者处于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

我也曾见过这样一些论述：年轻人如果不保守，中华文化以后就要被西方文化代替，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就会被西方文化所腐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基就会荡然无存。可见，许多人认为，用”绝对道德“这根大棒来抽打文艺，乃是中国人”保家卫国“的一种体现。对这种论述，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搞清楚真正到底是谁在“刨中国人的祖坟”。年轻人对世界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并不会导致传统的消失，反而会让中国人对自己的特殊性有着更深刻的认知。比如说，日韩无论从社会的意识形态，还是地缘政治，其实都已经属于西方国家之列。日韩的年轻人深入的融合于世界，并未有和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格格不入之感。但是日韩的传统丢失了吗？昨天晚上我看了奈飞最新的日剧《舞伎家的料理人》，故事讲述的是一对来自日本小城的姐妹，在京都学习传统舞伎表演。故事本身的设定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两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标准的00后，却愿意认真学习一项传统的技艺。而剧中所展现的京都传统之美，更是异常生活化的，并非生搬硬套。从学习舞伎专用的语言，到街头巷尾的唐风古韵的和式建筑，再到满街穿和服上街办事的人，都无处不在说明，日本人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传统并未被丢弃。

如果说日韩的例子不够有说服力，那么台湾的例子恐怕更有力量。在大陆官方的叙事中，两岸同文同种，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都是毫无疑问的一家人。在控制这个变量之后，我们会发现，尽管台湾年轻人的自由主义倾向在东亚首屈一指，但是近年来台湾年轻导演的作品并没有丧失其独特的“台味” — 那是一种华人传统和台湾本土文化迷人的结合。2020年由台湾年轻导演许承杰所指导的《孤味》横空出世。故事讲述了一个华人家庭在父亲葬礼前后的人情冷暖和家庭代际差异。华人家庭内部的欲言又止，葬礼前一家人坐在一起叠纸钱，葬礼上同时出现的佛家和道家，几乎就是费孝通笔下“乡土中国”的一个台味翻版。可见，台湾的年轻人并未因为其自由主义倾向而丧失了文化之根。

对大陆年轻人的保守思想，身为大陆年轻人的我，一直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我深知，年轻人在如此壮年，选择一种向权威靠拢的生活，多半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苍茫“盛世”之下，谁不想能稳定的端着一碗米饭呢？我总在想象，如果我处于同样的境地，我所能作出的选择，甚至还不如这些同侪。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对大人世界的腐朽规则，毫无还手之力。年轻人不全部是被保守思潮驯化的螺丝钉。许多的年轻人，只是被迫失声，或者恐惧表达。在当前国内的语境下，公开表达自己不符合主流的政治立场，几乎像是一次出柜。但是，如果你愿意有一些耐心，和一些不需要太多勇气的勇气，去在社会的边角中仔细聆听，还是会听到那些微弱声音。有那么一些年轻人，还是会拒绝对社会议题选择失语。从前段时间发生在校园内的反抗，到微信朋友圈频繁的被删帖，有些年轻人在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态度。他们会愤怒，会悲伤，会悲悯，但就是不会冷漠。在我看来，身为年轻人，也许有许多现实的因素让我们不得不选择沉默，选择表面保守，但哪怕心灵深处，对那些不公不义，对那些被规定好的话语，产生一寸的愤怒或者不认同，就算完成了作为一个年轻人在社会中的使命，就算是一次个人伟大的反抗。

最后，我想钱理群教授的故事会对我们有些启示。钱理群在文革时被贬黜到贵州深山做工人。在那里，他教大山里的孩子读诗，读鲁迅。他说那是一个“连保持沉默都不被允许的年代”。当迫于形势不得不说假话空话套话时，他给自己设定了三个原则：

1. 要分清是非，要认识到说谎这件事，是自己被迫做错了一件事
2. 你必须是被迫的，绝对不能主动的说谎话，说违心的话
3. 即便是说谎话，也绝不能去损害别人的利益，绝不建议去检举身边亲近的人

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是那个时代的另外一次可怕回归。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人宁愿要幼稚的激进，也不要腐朽的保守。每一个年轻人的自我审查，每一个年轻人的失语，都是再一次把未来推向黑暗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