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絨兔子
絲絨兔子

經濟學入門仔 / 夾縫中的人 / 美與詩意的追求者。

白日青春|散場以後

看完《白日青春》以後,我遇到了一個南亞裔小男孩。

講講《白日青春》。


第二次去香港是為了辦事情。想著又有藉口來,怎麼能浪費。沒聽到想聽的講座(報名滿了),就揀一套電影來看。

(因為我太拖延,本文開頭跟結尾隔了數月,文章寫完電影早已下檔。所以本文沒有在避免劇透,介意的人請繞行。)


我可以感受到這套戲的勤力。有幾個長鏡頭/片段非常明顯地承襲王家衛的風格:色彩、配樂、節奏。毫無疑問,是美的。


前半段幾場應該情感噴薄的戲我都相對無感(而我其實是一個容易被打動的人),但旁邊有人一直在抽泣。我想也許同個人經歷有關,我同我爸爸之間的感情總流於輕薄,我實在難被父子之間的張力觸碰。


再到結尾的道別戲——到了這裡,是伸出手就可以碰到我的地方。我哭到有些恍惚,連散場以後戲院門口黃色的燈都變得朦朧而溫柔。不知是這套戲的功力,還是我的心為這些聲音同畫面加了碼。


電影看完(但故事當然沒講完),我來到深水埗的半杯寮,一個非常美好、神奇的地方。

半杯寮是深耕深水埗社區的共享空間。店員維怡姊姊靈巧、溫柔、包容、有足夠的能量撐起一個社區空間。


我去的那晚剛好是半杯寮的「社區客廳」,大家一起飲茶、聊天,也有小朋友角落,可以叫社區裡的小朋友一起做遊戲。


其中一個小朋友是南亞裔人,著住一套素色的長衫。他的性格非常跳脫:會突然大叫引起大家的注意;下雨了跑進雨中快樂淋雨;咬蠟筆,用蠟筆在我臉上畫鬍子。作為一個從小至大的乖乖牌,我看到這樣的小男孩會下意識想要躲遠——但在社區活動中,我是來幫忙的姊姊,我不可以對小朋友們有親疏的分別。我擺好笑容,卻察覺到自己的內心有一絲驚惶。


這種隱隱不安的感覺,好熟悉。

——喔,原來它藏在在剛剛散場前的電影裡。


電影的故事發生在兩位男主角之間:莫「青春」,南亞裔的小男孩,在父親死後加入街頭幫派,在跟警察的衝突中奪走手槍,闖下大禍;陳「白日」,年輕時從大陸逃港後來港定居,中年計程車司機,他間接導致了青春父親的死亡,於是想要拯救被通輯的青春。

我的不安,始於電影中青春對白日謊稱,槍不在自己身上。之後,我便不由自主地跟白日一起,在這漫長的不安的黑夜中等待,等待一聲槍響,等待謊言被揭開後的失望。


只是,這不安怎就蔓延到了生活中,怎就蔓延到了我眼前的這個有著相同狡黠的眼神、相同膚色與穿衣風格的小朋友身上?如果我沒有在這個時刻按下暫停鍵檢視自己,那麼這樣的不安感是否會繼續加固我對這個族群的刻板印象?


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疑問。其中一種對《白日青春》的批判,正是來自於這部電影的情節對族群刻板印象的加固。「香港人憑什麼以為自己總是可以做少數族群的拯救者?為什麼要強化南亞裔移民犯罪的印象?」

導演並不是從未考慮過這樣的批判。而他用以下的論述說服自己跟觀眾:「電影描摹了一個南亞裔社群。在這個社群中,有人犯罪、有人善良、有人絕對誠實。而《白日青春》對任何一種人都有著墨。這是一種誠實的對生活的反映。」


但是,這種著墨的力道卻是不均勻的。輕輕帶過的配角善良正直,而濃墨重彩的主角危險多變、聰穎狡黠、令人不安。(但當然也是可愛、可憐的。)

我並不能確認現實中社群的組成比例。但退一萬步講,就算電影準確地呈現了社群的分佈,在創作一個藝術作品的時候,我們就應該如此切片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創作自由,但如果要我來揀,我更願意完成/欣賞抵抗刻板印象的創作。比如:去有意識地書寫有力量的女性,即使真的有許多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女性存在。去有意識地呈現被污名化的族群的真誠與善良,即使真的有一些該族群的罪犯常常見於報端。


我不願過度批判這套戲,因為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套戲觸碰到了香港人的一部分。它聰明地呈現、映照了由大陸來港的移民以及南亞裔的移民的身分認同轉變,敏銳地指出了南亞裔移民的困境。與此同時,它在重重紅線下,以最大的限度貼近香港的時代,直面現在香港社會中瀰漫的末日感。它當然有它的珍貴之處。

但我仍舊在想辦法關閉那份不安。仍舊在感受伴隨不安出現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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