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寻找“最知名女贪官”杨秀珠

一

我在温州寻访杨秀珠遗事，专门去了一趟上海见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是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在杨秀珠7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她只结过一次婚。杨秀珠和李松坤在一起生活了约10年时间。由此可见，对于在时间的长河中打捞杨秀珠的那些陈年往事，李松坤是多么难得的核心当事人。

李松坤也是一个古稀老人了。与杨秀珠离婚后，他又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之所以会在上海，是因为他再婚后生的女儿在上海生活，我联系到他的那段时间，他正在这个女儿家。那天下午，我和他在嘈杂的上海西站附近见了面，那个地段连一家像样的咖啡馆或者小茶馆都没有，我专门在一个小宾馆开了一间房，我们就坐在那个简陋的客房里聊了约两个小时。

回忆起来，李松坤已经不能确切记得他与杨秀珠结婚的具体年份了，只记得是在“文革”期间，“不是1967年就是1968年，”当时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温州的武斗也正闹得凶。他们的婚姻维持了约10年时间。李松坤也已不能确切记得他们分开的具体时间了，“1978年或者1979年，最迟是1980年，”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杨秀珠的仕途也开始起步。

李松坤与杨秀珠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李松坤在温州市供销社秘书科，杨秀珠则在温州市饮食公司下属的“中心店”，“市饮食公司有很多分店，大的店铺有二三十人，是国有性质，杨秀珠的‘中心店’只有五六个人，是集体性质，就是做些馒头、包子、馄饨来卖。”李松坤生于1941年，杨秀珠小5岁，“当时都到了结婚年纪，年龄合适，出身、成分差不多，都是工人，两个人文化程度相当，都有一份工作。”

而且，他们在“文革”中的“观点”也一致。李松坤和杨秀珠都参加了造反，属于相对温和的“温联总”一派，“当时人家都认为我们这一派是保守派，对老干部要好一些，当时我们还不承认。”“文革”结束了，“四人帮”被整肃，相对于被认为是“四人帮”“爪牙”、“干将”的“工总司”，“温联总”这一派的遭遇就非常不同。

他们很快结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婚礼很简单，没有摆酒，也没什么仪式，只是叫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做点东西吃一吃。”婚房是借来，“我们两家都不富有，有个朋友家在近郊农村，房子多，他说就住在我家吧。”那是一间一二十平方米的空房，他们购置了些家具，搬进去，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杨秀珠出生于温州，在与李松坤相识时，家住东门一带。就李松坤所知，杨家祖籍永嘉，应该是在杨秀珠祖父这一辈来的温州，杨秀珠的祖父在青年时候来温州给人打铁，“是打的锚这种大铁，”后来留了下来。杨秀珠的父亲是市起重队里的工人，母亲也是工人，在市玻璃厂。杨家孩子多，杨秀珠兄弟姐妹共有七人，她是老大，家里负担重，所以在温州二中读初中后，“有没有毕业不清楚，”就出来工作了，到市饮食公司的下属店铺当工人。“那时都是这样，读完初中就不再读了，因为家里吃不消。”温州一中、二中、六中是当时的名校，李松坤读的是六中，像杨秀珠一样，他也是读了初中即参加工作。

结婚后，杨秀珠夫妇在近郊那位农民朋友的房子里住了约一年时间，之后便搬进公家分配的一个房子，地址在“县前头“。李松坤回忆，“1979年或者1980年”，一天，杨秀珠突然从家里搬出去了，两人自此分居。这时候，李松坤已是市供销社副主任，杨秀珠也已是市妇联副主任，正在官场慢慢崛起。回溯起来，杨秀珠的仕途乃是起步于1976年底至1977年初这段时间，当时“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杨秀珠被市饮食公司的上级单位商业局抽调过去做清查工作，“她工作很积极，性格泼辣，她不怕难为情，别人不好意思做的工作她都能做，所以在清查工作上是做出了成绩的，在清查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她到市妇联做了副主任。”

对于二人为何会分居，李松坤至今都“讲不出是因为什么事情”，“杨秀珠当时也没有说原因，就搬出去住了。”搬出去后，“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1981年上半年，李松坤写了一份“自愿离婚协议书”，当时离婚需要单位领导同意，他送过去签字，领导知道了他们要离婚的事，“都说‘离了好’，因为他们都知道杨秀珠是个怎么样的人。”李松坤回忆，在他与杨秀珠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杨秀珠总是一天到晚都很忙的样子，家事都是由李松坤照顾，比如做饭也是由李松坤来做，“不知道她在忙什么”。在市供销社，李松坤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工作，“工作量比商业局的还大，杨秀珠就显得比我忙多了。” 

李松坤把领导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交给杨秀珠，杨秀珠收了，“她一直没动静，”李松坤一度以为杨秀珠是要提出一些离婚要求，但并没有，1986年，他们夫妇都相识的当地派出所的一个副指导员找到李松坤，把户口薄交给陈，当时国内正在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李松坤一看，户口薄上只有他一个人了，“分户原因写着‘离婚’。”到这时，李松坤才算与杨秀珠正式离婚。李松坤后来听说，杨秀珠之所以会在这一年跟李松坤“分户”，是因为她要再婚了，对象是市二医的一个医生，但是后来杨秀珠并没有再结婚。

“当时杨秀珠的仕途蒸蒸日上，她看不上那个医生。”一位与杨秀珠相熟的温州人士这样告诉我。

二

在杨秀珠在“县前头”的家中搬出时，她与李松坤有一个养女，李松坤回忆，结婚后杨秀珠一直没能生育，1970年，杨一个工友的邻居捡到一个弃婴，是个女孩，见他们没有孩子，“两个人都有工作，条件好，”就交给他们抚养，李松坤给这个孩子取名陈哲，杨秀珠离家时，也把这个孩子带走，之后李松坤再也没有见过杨秀珠母女，后来他知道，养女已改名杨哲，她一直跟在杨秀珠身边生活，从温州大学毕业后，在市政府部门工作，并在温州结了婚，“对象是温州一个建设项目的副指挥，”杨秀珠后来到省建设厅任职后，杨哲夫妇也到了杭州，随着杨秀珠出逃，杨哲夫妇也一同外遁。 

1984年，李松坤调到粮食局的近郊粮管所工作，1999年从市粮食局退休。杨秀珠的官则越做越大，自“文革”结束，曾先后任温州市妇联副主任、西城区副区长、城建局副局长、规划局局长、市长助理、副市长等职，1998年起至案发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2015年，中国政府向全球公布百名红色通缉令人员名单，杨秀珠名列榜首，这使她又一次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杨秀珠是在2003年4月出逃海外的，随着她的案发与出逃，从那时起，她早已是国内舆论的焦点，她被指涉嫌在土地开发、项目推进、建筑面积增加、配套费减免等事项上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同时涉嫌贪污公款。

在李松坤看来，杨秀珠“后来搞得动静这么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贪污，她被认为贪污数额非常巨大，曾有传言涉案金额在2亿元以上；另一个，就是“跑出去”。“如果不跑，在国内的话，可能事情会搞得清楚一点，”李松坤说，“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这么多，反正政府会查她。” 

杨秀珠的这个结局令李松坤非常意外。“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不是什么既得利益集团，但也都拥有比较富裕的生活了，工作收入是稳定的，我们的干部工资比人家还要高一点。”李松坤由此认为杨秀珠“很笨，不聪明”。

李松坤说：“她当那么大的官，工资肯定是很高的，女儿也有工作，而且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也不错，因为‘温联总’在各单位都有熟人，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方便。好多熟人也说她笨。你还贪污干什么？！” 

尽管自杨秀珠从家里搬出后没有再见面，因为“与她好的人，与我也很好，都有来往，她干什么了，见了面，都要说一下”，李松坤对于杨秀珠的事情还是很了解。他这样介绍杨秀珠在仕途升迁上的一个“特点”：

“有些事情，她的胆子是大一些，比如有些难为情的事情，她肯出面。我到粮食局后，一些人参加过她的会议，说拆迁、征地这些都是很难搞的事情，她上下两下，人家就服从了。他们说她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有点魄力。这些事情，也并不是说光拍领导的马屁就能做到的。她能升迁，当时的领导也是看中了她能干点事。”

三

“县前头”现在是温州市的核心老城区，在一家在当地很知名的汤圆店的边上，有一个由温州地方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住宅小区，包括杨秀珠的两个妹妹在内的她的一些亲属就居住在这里。

杨秀珠有两个妹妹，大的叫杨秀英，小的叫杨秀兰。杨秀英早年是知青，后来也到了市饮食公司工作，但不与杨秀珠在同一个店铺，工种也略有差别，杨秀珠在“中心店”做助理会计，杨秀兰是保管员，后来杨秀英到温州市社队企业局工作，现已退休。杨秀兰也是普通工人，曾经在“中糖公司”的一个店铺做营业员，卖糖果烟酒，现在也应该已经退休了。

在县前头的这个小区，杨秀英与杨秀兰两家分住在两栋楼上。“她们经常出来，跟她姐姐长得很像，很容易认得出，”一位住户这样告诉前去寻访的我。一位在该小区经营理发铺的师傅则介绍，几年前杨秀珠的母亲去世了，小区里贴出讣告，他才知道原来是杨秀珠的妹妹住在这里。我曾去敲开杨秀珠一个妹妹的家门，一位年龄稍长的男性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连说“对不起”，表示“她的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在兄弟姐妹中，杨秀珠排行老大。杨秀珠出了事，除了两个妹妹没受牵涉之外，四个弟弟都出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我在杨秀珠亲友处了解到，杨的大弟杨龙翔，早年也是下乡知青，回城后“顶替”退休的父亲到市起重队当工人，没多久，“文革”结束，原本在“文革”中被“打烂”了的温州市的公检法系统重整，要人，他去报名，“经过审查，家庭条件好，思想条件好，就通过了，是正常程序，”之后杨龙翔一直在市检察院工作。在杨秀珠外遁之后，杨龙翔被审查，“有人给他送了10几万元，但是审查结果是这笔钱跟他的职权没有关系，不是拿钱给人办事，”杨龙翔“提前退休”。

杨秀珠的二弟名叫杨寿弟，原是温州市二轻局下属的剪刀厂工人，在杨秀珠做官后，他与三弟杨进军共同经营浙江明和集团有限公司，杨进军是公司老总。杨寿弟与杨进军外逃比杨秀珠还要早两年，在2001年出逃。2015年9月，与杨秀珠同列“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的杨进军被遣返回国，杨寿弟至今仍在美国。

随着被遣返，杨进军成了杨家兄弟中最为知名的一个，在他之外，四弟杨光荣也曾经很知名。杨光荣曾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秀珠曾任金温铁路副指挥长，杨光荣任这个职务肯定与杨秀珠有关。”一位知情者这样对我说。2003年2月，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查出杨光荣被一名电器商人行贿18万元，杨光荣被抓，在此背景下，杨秀珠即于同年4月携养女夫妇一同出逃。2004年3月，杨光荣获刑10年6个月。杨光荣已出狱，现下落不详。

我在温州走访了解到，杨光荣或是杨龙翔曾居住在温州垟儿路的“市府宿舍”里，这是由两栋住宅楼组成的一个院落，一位住户告诉前去探访的我，“杨秀珠的一个弟弟住在这里，但有五六年没见过他了，听说是卖掉房子搬走了。”

“他们一家都不怎么出来了，”李松坤这样对我说，“平时我们这些退休老人都喜欢去华盖山、海坦山、马鞍池这些公园里去逛逛，以前杨家的人也常去，有人碰到他们都会跟我谈起，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到了山上，有人七问八问，听人议论，他们不好意思。”

四

在杨秀珠在1970年代末任温州市妇联副主任也就是在官场开始起步的时候，张瑜时为浙江省妇联温州地区办事处主任。张瑜生于1926年，是一名南下干部，在温州政界资历很深。我在温州期间，在她的家中，张瑜向我介绍了那一时期有关杨秀珠的一些情况。

“在文化大革命中杨秀珠是造反派，她是属于文革后赢了的这一派。”张瑜回忆说。尽管早前张瑜就与杨秀珠认识，但两人并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1年温州地市合并，张瑜当市妇联主任，杨秀珠当副主任，两人成为同事。当时张瑜就对杨秀珠的印象很不好：“她很会拍马，当时就已经把市里的主要领导搞定了；她跟男同志讲话，会拍你肩膀，把你搂起来，对领导也动手动脚，她不认为这有问题，不在乎。” 

张瑜回忆，在地市合并时，全区妇联干部开会，“推荐合并后谁能上来，结果杨秀珠是零票，大家都反对。”张瑜也认为杨秀珠不适合留在妇联工作，向市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是这样，一方面由于市里主要领导支持，一方面杨秀珠与担任省妇联副主任的一位省委书记的爱人“搞上了关系”，杨秀珠仍是留在了地市合并后成立的温州市妇联，成为三名副主任中的一名。

“当时我不买杨秀珠的帐，她就去走那位省委书记夫人的路线，要求留在市妇联，杨秀珠拜她为干妈，这样她就成了省委书记的干女儿，省委书记的夫人还留她在家里吃饭、睡觉，就像自家女儿一样，杨秀珠送这送那，影响很不好。”张瑜回忆说。 

即便是在仕途起步之初便已经有了反对声音，杨秀珠还是节节高升，她很快就离开了温州市妇联，成为西城区副区长，而之后在温州市规划部门的任职，则成了其从政经历的一个重要节点。生于1924年的胡显钦早年曾任温州市建设局局长、建委副主任，在改革开放之初又曾先后担任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职务，“搞了26年的建筑，”对在城建部门“崛起”的杨秀珠颇为了解。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胡显钦回忆，杨秀珠之所以能够进入规划部门，是碰上一个“机遇”，“政府需要培养城市规划人才，杨秀珠被选中，到同济大学念了几个月的培训班，就过去了，”当时还未成立规划局，是建设局下属的规划处，杨秀珠先是副处长，后来任升格后的规划局局长。 

在胡显钦看来，是“形势造就了杨秀珠”：“她很泼辣，敢说，敢闯。无论是到规划局，还是后来到市政府，组织部门都认为杨秀珠魄力很大。如果做得对，魄力大可以出成果，在那个时期杨秀珠也是做出了一些成果。”

但是，就像张瑜对杨秀珠的印象一样，胡显钦也回忆说，“杨秀珠是个女同志，对于市里的一些领导，她会施展一些异性的手段，比如她站在你旁边，会靠在你身上，显得很亲近，”胡显钦认为杨秀珠是在“有意利用这些东西”。杨秀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骂人”。胡显钦回忆说，“她跟人讲话，喜欢骂人家‘狗生的！’”

在胡显钦的记忆里，在杨秀珠升任市规划局局长时，有人大常委会委员给她提出了八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杨秀珠在长辈丧礼时收了不少人情钱，后来组织部门就这些问题进行考察，结果是“基本上没有问题”，杨秀珠的局长任命顺利通过。后来修建金温铁路，杨秀珠被任命为市长助理、副指挥长，胡显钦爱人的侄子是总工，胡显钦回忆：“当时我交代他两句话：一，把工作搞好；二，跟杨秀珠保持一定距离。”胡显钦说他当时就已觉察出“杨秀珠这个人不好，”把侄子放在她身边，他不放心，“而且那时杨秀珠身边已经有自己的一伙人了，”后来杨秀珠出逃，“温州市抓了二十几个人，都是杨秀珠周围的人，”胡显钦的侄子“清清爽爽，没有问题”。

1995年，杨秀珠升任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胡显钦回忆，“她是怎么上来的呢？本来是要在三个月后的人大会上提名通过的，这很不容易，而常委会只有40几个委员，结果市里提前在常委会上来通过。”温州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则告诉我，为了能让杨秀珠顺利当上副市长，“当时市里主要领导给委员打电话做了工作。” 

而随着杨秀珠的步步升迁，温州官场的反对声音一直都没停止。张瑜回忆，在杨秀珠担任市长助理、金温铁路副指挥长时，温州市的10名南下老干部曾向纪检部门上书，并无下文。因为反对的声音很大，一度传出要把杨秀珠调出温州到丽水去做副市长的消息，“杨秀珠骂骂咧咧，说有人搞她，没能调成。”张瑜还曾向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提出意见：“有人说人大常委会开了多少次会，提杨秀珠的意见，都动不了，你们老同志去讲一讲，也许会起作用，他们认为我对杨秀珠很了解，在她在馄饨店开票时就认识了，我就去找了组织部长。” 

张瑜回忆，当时她对组织部长说“杨秀珠的事情真的要注意啊，影响太坏了，搞不好会把事情搞很大”，组织部长表示“不要听那些人乱说”，“他认为我们有偏见。”

五

位于温州市黎明西路138号的一栋高约八九层的普通小楼，原是温州市规划局的办公场地，2014年规划局搬迁至新址，这里被弃用，一直大门紧闭。就在这栋办公楼里，杨秀珠曾经工作过很多年。 

生于1943年的原温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丁俊清1987-1997年在市规划局工作，历任技术处长、总师办主任等职务。回忆起来，丁俊清当年到市规划局，还是杨秀珠调入的，当时杨秀珠是规划局副局长，局长是娄式番，后来娄式番到旧城改造指挥部当总规划师，杨秀珠升任局长。

“杨秀珠刚到规划局时，把娄式番捧得很高，”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丁俊清介绍说，“刚开始我们不清楚，现在回头看，肯定是杨秀珠把娄式番搞出去的。”在温州官场与坊间至今流传的杨秀珠遗事中，杨与娄式番之间的恩怨是较为著名的一例。我在温州寻访杨秀珠旧事期间，年近90岁的娄式番生活在温州，但身体已不大好，我在一个晚上联系到他的女儿，但他的女儿以“年龄大，耳朵听不清”为由替父亲婉拒了我的采访。

在刚进入市规划局时，丁俊清对杨秀珠的印象是“讲话很厉害，很能说，胆子大，是个搞行政管理的料”，娄式番与他同是同济大学毕业，“属于老同志，技术上过硬，资格也很老，但搞行政不行。”最初，杨秀珠在业务上要依靠娄，“娄是个书生，根本不是杨的对手，后来杨慢慢把娄挤走，并在规划局充实自己的人，杨秀珠遁逃后，温州市多名官员获刑，其中就以规划局最多，“都是杨提拔的那些人”，如：腾德寿，原管测量的处长，后当副局长，后又调到市政府；高云光，原副局长，后任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副指挥；叶小青，原规划局用地处处长，后任温州市政园林局副局长；陈宝田，原在规划局工作，后调任土地管理局局长。原规划局办公室主任林素华，在杨秀珠任副市长时，被调到温州市安居工程指挥部当副指挥，在杨秀珠出逃后受审查期间自杀。“此外还有一些处级干部受处理，规划局是她的大本营。”

胡显钦回忆说，当年“三讲”期间，是他带队进的规划局，那时杨秀珠已经到省建设厅任职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揭发出她贪污腐败之类的问题，我们发现，她到了厅里，规划局的一些事情还是要听她的。” 

丁俊清也回忆说，“在杨秀珠在规划局工作时期，对于她的贪腐，我们还不知情，但她做局长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她对一些问题看得很准，比如‘控规’，也就是控制规划，当时规划局的这个工作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也是被部里作为典型来抓的；规划局原是二级局，归建委管，后来脱离建委，提升为一级局，这也是在杨秀珠手里搞成的。”

丁俊清认为杨秀珠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擅于走“上层路线”，“很多事情她都是直接跟上面挂钩，她当副局长，娄式番根本管不住她，她也不把建委主任放在眼里，就是直接跟书记、市长这些人挂钩，向上靠；” 

二，看问题准，胆子也大，“她要想提拔一个人，可以信口开河，还没提拔，就可以说‘我要提拔你当xx长’，根本不经过党委，但后来她都能变成现实，在市里她能讲得动；” 

三，派性很强，喜欢拉帮结派，“我们这些老同志，被她看成娄式番的人，后来她调了一批人进规划局，形成小团体，对我们很提防；”

四，很聪明，有独到之处，“对于规划工作的整体趋势有自己的想法，她拉关系，不仅能拉到市里、省厅，连部里都能拉得上；” 

五，干事情不偷懒，“也干得很苦”。

“从总体上说，杨秀珠有能力，但本质不好。”丁俊清说。 

六 

熟悉杨秀珠的人士对于杨的擅走“上层路线”，无不印象深刻。

其前夫李松坤就曾这样对我回忆：“她在上面认识的人多，那时我们还没有离婚，她在商业局或者市妇联工作，遇到省委书记这些人，就过去说‘xx书记，我有事要找你’什么的，一点都不害怕。”

而杨秀珠与原温州市长陈文宪之间的著名恩怨，也与她的“上层路线”有关。陈文宪在1990-1996年间任温州市长，1996-2001年任浙江国信总经理，2001年被查，2002年因受贿罪获刑11年，主要犯罪事实是收受某港商13万余元财物。2015年6月30日，陈在杭州病逝。温州一位资深媒体人向我介绍说，“陈文宪任市长期间，是温州改革开放之初，他大力进行旧城改造，金温铁路、港口、码头、机场这些大项目都是在他手上建成，温州人对他很有感情。”原温州副市长胡显钦也回忆，“陈文宪工作很积极，在温州搞出了一些名堂，比如体育馆、体育场都是他搞起来的，但是他在与企业家的来往上不警惕，比较随便，后来就出了些问题，尽管金额不大。”

陈文宪刚到温州任市长时，杨秀珠是规划局局长，胡显钦回忆，一开始，杨秀珠也是“拉”陈文宪的，陈文宪对杨秀珠的评价也很高，陈在大会上介绍杨，说她是“同济大学的，表现很好”。胡显钦听说，甚至在午夜，杨秀珠都要到陈文宪初来温州时住的宾馆里找陈，“陈文宪在这个问题上很警惕，他对杨秀珠说你白天来找我，不要夜里来”。后来杨秀珠跟市里的主要领导靠近，开始排斥陈文宪，陈后来离开温州，也与此相关。 

汪月霞在温州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生于1936年，是1970年代的老电影《海霞》的原型，是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温州洞头县委书记，还曾任温州六届人大副主任。早在杨秀珠还在市饮食公司当工人时，汪月霞就已经跟杨认识了。汪月霞对我回忆说，“那时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杨秀珠很‘拍’我，后来陈文宪来了，她对陈‘拍’得也很厉害。”在陈文宪离开温州前，“杨秀珠他们正在搞陈文宪，”汪月霞曾到陈文宪家中，汪月霞回忆：“陈文宪对我说你怎么不讲杨秀珠这个人的品质，我说我最了解这个人了，那时想给你讲，你也听不进去。”陈文宪告诉汪月霞，“杨秀珠当市长助理时，还老实些，他讲话她还听，后来当了副市长，就不听了，两个人就有矛盾了。”汪月霞也对我介绍说，杨秀珠是跟市里某位主要领导“搭到一起”后，“就开始搞陈文宪了。” 

在温州，杨秀珠不止于走一位主要领导的“上层路线”，据汪月霞回忆，更早前，某位市主要领导的母亲生病，住在疗养院，杨秀珠多次主动去疗养院照顾他的母亲，“后来杨秀珠主动提出要给老人家做干女儿，”这样就传开了，温州人都说杨秀珠是这位市主要领导的“干妹妹”，而这位市主要领导至今在温州政声甚好，“对于杨秀珠给他母亲当干女儿这件事，他在之前并不知情。”

杨秀珠的“上层路线”也不止于温州市。我在温州寻访期间，多位政界人士都提到这样一则流传甚广的有关杨的“逸事”：为了能有进入某位省委书记家中的机会，杨秀珠曾把自己的养女放在这位省委书记的家门口，养女被省委书记家人领入家中，她趁机登门。

胡显钦回忆说，杨秀珠已经到省建设厅任职了，她仍旧在施展此类手段，“她曾任省人民大会堂的筹建办公室主任，她经常在吃午饭时间，胳膊夹着图纸，到省长吃饭的饭堂去汇报工作，她是女同志，容易让人接受，省长就边吃饭边听她汇报，但在别人看来，就显得是省长跟她很接近，一起吃饭呢。”

除这些外，至今在温州仍流传着有关杨秀珠在温州任职期间，为讨好省里某领导，帮其亲属在温州拿地块拿项目的传闻。丁俊清回忆，在他任市规划局总师办主任期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学院路某地块的规划，按正常程序，本应委托规划院来做，之后交总师办，组织专家讨论，再交由局长、副市长来批，“杨秀珠把我们撇开，直接叫当时还在建设管理处的高云光到杭州，在宾馆里做的规划。”丁俊清认为，这个地块虽是合理使用，但其规划是用非正常手段完成的，“当时都说某位省领导的亲属是这个地块开发公司的成员。” 

“现在政界仍旧关注有关杨秀珠的话题，”我在温州期间，一位市政协委员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这样对我说，“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杨秀珠事件涉及的官员，他们有的已经提拔了，有的已经退休了。” 

彼时，杨秀珠仍是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中的头号人物，滞美未归，大概过了一年，2016年11月，杨秀珠回国投案，2017年10月被杭州市中院以犯贪污、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至此，备受关注的杨秀珠公案算是尘埃落定，而作为遗事流传于温州官场、坊间的杨案“上层路线”故事的所涉人物，并未被触及。 

这些故事还将继续在这座城市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