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2012：一个人的农村电影消亡史

1962年夏天，刘公信才十岁，户县大王公社成立后的第一批放映员刘应秀在宋东村用发电机放映张平和葛存壮主演的电影《粮食》。刘公信永远记着那句台词：他四爷，在面柜里钻着！主题歌《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旋律至今还在他耳朵里灌着。那个晚上，刘公信的爷爷惊奇地喊叫：“你看这些人能行不，从哪里把这些鬼牵来的？在布上站着，又说又笑，又唱又跳！”

关于户县电影放映史，《西安电影志》记载：1939年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进驻户县牛东后，周围群众第一次看到无声电影。解放后，省文教厅在1952年派电影队到户县巡回放映。1956年10月，省文化局将27队移交户县，成立户县第一放映队。1958年，在大王成立了第一个公社放映队。

1973年，刘公信从军队复员不久，就被招录为大王公社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干了一辈子电影放映，他对电影放映工作再熟悉不过。他爱放映机，爱它射出的光影，爱它发出的声响。放映机由传动、输片、光学、还音和机体构成。供电机供给动能，经齿轮、链轮、皮带、涡轮旋杆传导给输片部。输片部将成卷的影片从供片盘送到片窗，借着灯泡的照射在银幕上映出鲜活的画面。还音部分把光学声带转化为声频电流，在耳朵里形成逼真的声音。

碰到长电影，胶片在片窗前最远要走四公里。马尔蒂十字车和遮光板合作，胶片在光线穿过时稳定地留在片窗口，在银幕上投着清晰的成像。供收片盒、运动机件、各种滑轮、片门和画幅调节装置发出的哒哒声在刘公信听来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响。

八月下旬晚八点多，天色逐渐变得暗黑，气温也转凉了。时间到了，刘公信打开1.3吨重的松花江5505型电影放映机，吧嗒一声，一束强光投向了远处挂在墙体上的银幕。

他放了三本《新闻简报》、一本关于蔬菜保鲜的染色胶片科教片，依然意犹未尽。科教片快要结束的时候，老伴杨玉娥说：“老刘，该结束了吧？！”话语之间是催促和些微的不耐烦。刘公信急忙说：“别急，还有一部没放！”杨玉娥轻声地揶揄他说：“只有三个观众，你还这么在状态！”刘公信边换片子，边笑嘻嘻地拌嘴：“三个人和三百个人一样，我都要把电影演好！“

从1974到2012年，刘公信放映了三十八年电影，总计放映了一万一千多场次。他主要在大王镇方圆的村庄定一、定二、定三、罗堡、曹家滩石桥等30多个村子循环放了38年电影。

2012年，刘公信昔日辉煌的电影放映业务基本归零了。大王镇周边的农村绝少请人放电影，不远处的化工学校虽有放映需求，但已是鸡肋。从2000年到2012年12年间，刘公信看着化工学校的电影放映量从最初的每星期一场变为每年一场。农村电影放映市场已无希望，养活不了徒弟和门市，这才下决心关闭电影放映业务，随之他也要与自己大半生的放映员身份告别。

其实，早在2005年以后，刘公信明显发现自己的电影设备出勤率吃不满了。从这年以后，刘公信的放映机每个月要停八天左右，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没活干。但是他热爱这一行，对放映事业有点发烧，不计成本地坚持下来了。干了将近40年放映工作，没有挣下钱，只是图了爱好，留下来的是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和作为佐证的放映机。

老伴杨玉娥很不满地说：“别人还以为我们有钱。我说没钱。钱都到哪儿去了？钱都买了铁疙瘩了！”有一年，他以废铜的价格从西安收购了12台变压器。收购价是600元，他精通电器，修理后把其中10台以数千块的价格卖了。那次挣了大钱，最后都用在电影设备改进上。

“人家是以艺养家，我们家是以家养艺”，老伴杨玉娥无奈地说。

最后一段故事片放映结束了，松花江55050放映机停止工作，机体仍然处在高温状态。这台编号为NO.930110的座机由海尔滨电影机械厂生产，此刻正烫得不能触摸。2700瓦的灯泡工作了两个小时，释放的热量不及时排出会损害放映机。放完电影，刘公信像照顾小孩一样，没有立刻关机，而是让风机继续运转为放映机降温。

二

刘公信这辈子就是爱玩电影放映机，从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是他在农村电影放映领域大战宏图的时期。90年代开始，全国很多农村放映队在电视的冲击下都走下坡路了，刘公信也不例外。1988年，中国出现了电视热，全国到处电视机都卖得很火。一台18英寸的电视机在户县当时卖到3000元，户县农民在90年代之交走入了电视时代。

录像厅也随着电视的兴起迎来了黄金时期。在户县村镇的大街小巷上，录像厅随处可见。录像厅开设门槛低，设备简单，片源众多，动辄“少儿不宜“的宣传噱头吸引了青少年的目光。户县农民过事的时候，不再请人看电影了，而是摆上两台21寸的电视机放录像。当地很多农村电影放映队从此消失了。

为了应对冲击，刘公信变化手段，努力实现与西安市各大电影院同步放映新片，同时琢磨如何升级自己的放映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建立的电影机械厂生产16毫米和35毫米的移动式有声电影放映机，供全国工矿企业和农村放映队使用。后来在哈尔滨建立的电影机械厂制造35毫米固定电影放映机，供电影院使用。

刘公信看上了后者的效果，农村放映队使用后者生产的电影院座机在全国找不出一例。1993年，西安解放路电影院拆迁，影院要处理一些设备，刘公信瞅着时机，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套松花江5505型座机。

座机虽然放映效果精良，但体格庞大，人力无法移动，必须借助机动车搬运。刘公信产生了一个想法，连带自己多年来放映电影的一个难题也一并解决了。农村电影流动放映受天气的影响很大。刮风下雨，放映场飞沙走石，观众睁不开眼睛。机子进了尘土和细石容易损坏，更担心进水短路。

刘公信深受其害。一次他在大王镇放电影，突然下起了大雨。刘公信操作放映机，六年级上学的儿子刘敏龙放学后帮忙打伞。伞太小，刘敏龙只好优先考虑放映机，自己在雨中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刘公信把电影放完。

刘公信想到的主意是设计一台集成式的流动电影放映车。把设备往户县运的时候，他请教过西安市电影院的技术员张便斋。张便斋说：“这不成，小刘，不是老师挡你，全国没人弄？“”我图亮！”刘公信说。“弄不成，一个灯泡1200，你一个电影能挣多少钱？”张便斋是好心。

刘公信还是干了。1996年，刘公信着手设计并制造全国第一套大座机流动放映车。当年3月15日开始筹划，7月25日制造完成。流动放映车焊好后，他做了一个实验，开着放映车以50码的速度在砂石路上行驶，想检验灯泡会不会颠坏。结果一路跑下来，灯泡完好。

他高兴坏了，知道自己的事情能往下干。后来，日常演出时都是以20码速度行驶，灯泡从来没被震坏过。只有一次，灯泡没坏，座机的底座被震坏了。这是1999年春天，刘公信当气得半个小时没说话。太难肠了。

1996年8月1日，刘公信自己设计电路和结构的全国第一台流动电影放映车开始了它的第一场表演。那晚，他挂了12米的大银幕，特意把功率调到了3500瓦，音响放到了40瓦。当晚放映的是一部印度歌舞片，放映结束后，观众不散场，都来参观他设计的流动放映车。

流动放映车建成后，刘公信的电影放映事业迈入快车道，在大王镇红火大半边天。那时候，一台车每年演出300多场电影，行驶5600公里以上。从1996年到2002年的6年多时间里，是流动放映车最红火的时期。刘公信驾驶着他的放映车，跑过了30000多公里。每一次放映观众都保持在800人左右，最少时不低于500人，最多时超过1500人。看到效果不错，1997年刘公信焊接了第二套设备，1998年安装了第三套设备，紧接着在1999年安装了第四套设备。

1999年，刘公信在《中国电影市场》杂志第6期发表了一篇约稿文章《农村座机流动放映大有可为》。这篇文章还让刘公信拿到了人生第一笔121元的稿费。刘公信的流动放映车使用几年后的2000年，中国才有了给偏远地区配发的流动放映车，车上配发105型提包机，还不是大型座机。

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后的那段时间，是刘公信的放映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在大王镇的南街南端上开的门市部，主业放电影，闲暇的时候修理电器，补贴放映生意和家用。最红火的时候，他招了四个徒弟姚安平、朱楠、毛福田和胡四四。徒弟们跟他学艺，也是他放映电影的帮手。

发明座机流动放映车之后，刘公信觉得被人雇佣放映不过瘾，他看到城市影院办得红火，萌生了在大王镇建乡镇露天电影院的想法。1999年，他从镇上租了一亩多地，在院子北面建了8间2层共16间房子，筹划电影院的生意。露天电影院建成后，刘公信只卖过两次票就停了。他发现，在乡镇办电影院不现实，小地方乡情重，都是乡党，看电影不买票，刘公信又拉不下面子。最终，刘公信放弃了办影院的念头。

盖好房子之后，电影院办不成，刘公信也不想让这些地方空着。2001年，女婿邓兵礼刚下岗，正愁没有工作。一家人商量后就把露天电影院改造成一个幼儿园。

三

90年代以后，农村电影放映走向的纯粹的市场化，反之，80年代的放映生活更平衡，更充实，更有味道。 那是，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凭着修理放映机学来的电路和机械知识，刘公信在镇上开了一家电器修理部，兼作他的电影放映联络部。他自悟能力强，举一反三，不断钻研，修电器，做配电柜，收入不菲。

他对电影放映的发烧从那时候就开始了。1984年，刘公信自己筹了4200元买了一台35毫米的放映机。他东凑西借，甚至连杨玉娥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这一年，他成立了户县大王镇第一个35毫米电影放映队。《西安电影志》记载：1984年，户县出现了个体办电影队，批准了24个个体电影队，并批准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农村35毫米电影队——大王电影队。这个35毫米电影队就是刘公信建立的。

1984年前后，全国陆续上映了《少林寺》《少林寺弟子》等武打片，出现了观众竞相观看武打片的热潮。在农村，观众追着放映队到处跑是常见现象。在刘公信记忆中，有时候，一部电影被观众从一个村追到另一个村看，刷了几遍才肯罢休。刘公信手里的35毫米的放映机当时一年演出150多场，每次收费140元。扣除片租60元，管理费6元，交通费20元，刘公信每场能净挣40元。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片放映在农村受到重视。刘公信记得，82年之前农民不关心农业知识，不爱看科教片。他放映科教片的时候，农民经常发牢骚：“演正片吧，把科教片取掉！”种地种田，只听队长的号令，农民个人没有学习积极性。在生产队，一些队长还愿意接受科学教育，而一些队长天生的大老粗，相信自己老一套的经验，不愿意看科教片，造成各队的生产效率不同。1984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才开始关心科教片，很少有人要求把科普加演片去掉。

1988年，刘公信新购了一台上海八一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井冈山104放映机。这款放映机亮度好、声音好，清晰度高，农民都爱看。当时井冈山104放映机的市价是6300元，在全民争当“万元户”的年代是一笔巨款。刘公信先手里现钱不够就采取赊账的办法，先是首付了2000元，剩余的 4300元赊账。

他有财命。年底，为还账发愁的刘公信忽然想起堆在修理部墙角从各种电器里拆下的黄铜。铜是电器的主要材料。刘公信刚开电器修理部的时候，黄铜的价格是4元钱每斤，到了1998年，黄铜的价格一路涨到19元每斤。积累了多年，他从修理部的旮旯里一口气拉出820斤黄铜卖了。他不但还清了赊账，手里还余将近一万元。

放映机的光学系统对放映效果影响很大。《西安电影志》记载：“1984年，全省电影系统召开技术革新表彰大会，户县新光源改革受到省文化厅的表彰奖励 ”。1984年，市场出现了新型光源铟灯，放映效果好。这一年，刘公信为了提高放映效果，和户县电影公司的人一起去成都升级光源。把溴钨灯换成了铟灯之后，刘公信从星光电工厂招待所出来，准备和县电影公司的人在成都火车站汇合，然后一起坐火车回户县。不幸的是，他在坐11路公交车的时候被贼偷了火车票，最后不得不花了78元重新补了一张票。1987年，新型的氙灯出现了，这种灯接近太阳光色，对各种光谱的还原率达到95%，刘公信又率先采用了氙灯。

四

由于距离陕西省会西安较近，户县易得革新风气之先。《西安电影志》记载：1958年大王公社成立了全陕西省第一个公社电影队，由陕西省第十七电影队改建而成。当时全省有27个电影放映队。

197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农村电影队发展工作的通知》，要求人民公社组件放映队，放映队是文化事业单位，人事上属于人民公社，业务归口上级电影部门管理。刘公信1973年从工程兵部队复员回家，观念新，脑子活，有美术功底和审美能力，当时公社放映队需要补充力量，放映员贺志修看上了刘公信，把他招到了公社放映队。

70年代，中央对电影的定位是“党的宣传喉舌”，要求“党委有号召，银幕有回声”。公社放映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公社党委和县上的政策做宣传。公社社情不同，宣传中心也有所区别。刘公信制作的宣传幻灯片好看，通常是些诸如“三夏大忙，抢收抢种“、”龙口夺食，人人有责” 之类的口号。在户县，“三夏大忙“就是收麦子，”三秋“大忙就是收包谷。

电影幻灯片制作简单，先用广告色在玻璃上刷上底色，然后用竹笔在上面刻字和画画，制作幻定所耗的时间不等，粗活10分钟足够，细活需要半个多小时。刘公信至今保存着师傅贺志修1974年送给他的幻灯箱。老旧的幻灯片还安安静静地排列在里面，好像睡着一样。刘公信画了几年幻灯片，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画的也就少了。

70年代电影是农民主要的娱乐形式。农村没有书报刊，一直流行在关中农村传统的戏曲秦腔的很多剧本也不能再演了。《下河东》《苏三起解》《王宝钏》等传统秦腔名戏被打上了“才子佳人“的标签而遭到禁演。当时，刘公信放映的影片主要有新闻片、样板戏和科教片。

1976年，国家提倡电影普及放映，每部电影不能有死角，村村都要看到。大王公社当时有22给自然村，27个生产大队。刘公信循环往复地演电影，演出最多的是样板戏电影以及一些故事片。他把《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白毛女》等电影看过不下七八遍。

给刘公信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时放映的《新闻简报》。因为拍摄、洗印和发行关节过多，农村公社放映队往往在新闻发生三个月后左右才能接到片子。《新闻简报》影片拍摄精美，叙事节奏舒缓，有专门的乐团演奏背景音乐。看到毛主席接待外宾的新闻片，农民都是哗哗地拍手。

一部名叫《猪囊虫》的宣传片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年月，家里死了猪，农民舍不得掩埋是正常现象。有些农民见了死猪会有凑合吃的想法。这部科教片放映后，农民都知道了死猪肉最多用来榨油，肉是千万不能食用的。

从1974年到1976年的两年里，刘公信的工作充实而有规律。放映员的职责是上午七点到八点参加学习，吃完早饭八点参加公社会议。有工作部署，回去就要制作幻灯片配合宣传。放映生涯中最犹豫的一段时间也是那时候跨过去的。农民的休闲时间是在晚上，因为每天晚上回不了家，他间或有些沮丧和动摇，但不久想通了，此后一辈子都没遗憾过。

五

70年代和80年代，放电影在农村是一件稀罕事情。一村放电影，周边十里八村的青壮和小孩步行或骑自行车，都会来看。夏天，农民光膀子，扇扇子；冬天，农民裹着棉衣瑟瑟发抖，银幕下都挤满人。刘公信一次在户县定州村放电影，本村和从邻村赶来看电影的人挤满了巷子，前后都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人群。

放映机到银幕的18米范围内挤满了人，放映机后面10多米范围内挤满了人，银幕后面10多米范围了也人头攒动。为了防备放映机被挤到，身体强壮、身高1米78的刘公信把 20多公斤的放映机抱在怀里放映。在1米6的镜头高度上，他晃晃悠悠地放完了电影。

电影放映久了，刘公信觉得电影就是教材，放映机就是学校。他经常会琢磨电影中的意涵和味道。几十年时光荏苒，他仍然记得由陈静波导演，朱虹、鲍方、高远主演的《审妻》。电影讲述了隋炀帝杨广横征暴敛，昏聩暴戾，刑部尚书王日成之妻素娘顶替义父庄天栋之女美容入宫，意欲刺杀杨广的故事。

这部电影留给刘公信的教训是“人跟人斗心眼很可怕”，他一声都秉持”少作恶，多为善”的做人信条。

1976年发行的35毫米电影《欢腾的小凉河》由刘琼和沈耀庭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剧情讲的是在“文革”时期，小凉河的二队和九队在农业发展方向上产生了分歧。二队要根治小凉河，实现自流灌溉。九队要退耕还林，大兴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1976年6月，刘公信开始在大王镇周围村庄放映这部电影，8月他在户县斗门中学放映完这部影片后，9月底这部电影就被封了。

不久，刘公信看到一些影片的片心和片架都被抽掉了。《海南民兵》《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等影片被封存了。“文革“时期”禁演的戏曲《三滴血》的电影版《三滴血》放映了，陕西的秦腔剧团看到电影上映才敢公开唱这折戏。

那几年，刘公信隐隐觉得，一种说不出的变化发生了。

六

在农村放电影，土生土长的刘公信也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一次，刘公信的一个小学女同学的男人让车给撞了，问题并不大，他在医院躺了一段时间。快要出院的时候他去了吸氧室吸氧，结果吸氧室爆炸了，人就没了。医院赔了一大笔钱，女同学想给男人好好办个白事。

农村过白事要放映电影。女同学找刘公信，要刘公信选一个新电影。刘公信取了一个电影《诸葛孔明》。取片前，刘公信没看过片子。他没想到电影剧情出现了火烧赤壁的镜头。放映后，女同学非常愤怒地质问刘公信：“我男人是烧死的，你放“火烧赤壁“是什么意思？！”女同学拒绝支付220元放映费，刘公信也没要。

还有一次，邻村死了一个女人，请刘公信放电影。刘公信取了一个新片《合同夫妻》。电影放完之后，主人质问刘公信：“老刘，你这是糟蹋我咧！”我的情况你不知道？！刘公信急忙辩解：“你家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得那么详细呢？” 这家主人父母生子时没有结婚证，婚后女人跑到甘肃跟了别人。又过了几年，女人又回来过日子了，最终死在了当地。那次60元放映费也泡汤了。

如果发现得早，事情还可收拾。一次，龙西大队的王木匠父亲死了，要定电影。刘公信和王木匠在过事前三天就把电影定了下来。王木匠细致，当天上午11点的时候，他让刘公信把影片取到了村上。

王木匠问刘公信：“老刘，你取的电影叫什么名字？”“《笨人王老大》！”刘公信回答。王木匠说：“我爸就叫王老大，这个片子不能放！”在户县农村，“老大”的意思是憨人和傻子。于是下午三点半重新取片，还来得及，算是躲过了一场误会。

“撞了皮，撞了题！”刘公信说。演电影不给钱的事情，刘公信遇到有七回，回回原因不一样。

在刘公信记忆中，90年代之前放映的电影中娱乐片很少。90年以后，娱乐片越来越多，再后来几乎就是娱乐片的天下了。从70年代一路走来的刘公信觉得，电影业失去了教育功能和涤浊功能，电影不搞思想教育是个大失误。

他怀念《喜盈门》那样的农村题材电影。《喜盈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1981年摄制，赵焕章导演。影片讲述了80年代发生在一个北方农村家庭的故事。老大的媳妇百般算计，斤斤计较，在小家庭里面计算得失，后来在大家劝导下改正思想，一家人重归于好的故事。多少年后，刘公信脑海里还浮现着《喜盈门》在农村受欢迎的场景：老汉喜欢，老太婆喜欢，女人喜欢。

刘公信放映《喜盈门》还闹出过一个小故事。刘公信的家庭和《喜盈门》里的家庭有些相似。他也是三个兄弟和三个妯娌。刘公信在兄弟们中排老二。在《喜盈门》中，老二的媳妇端庄贤惠，孝敬公婆。电影放映后，乡党见了刘公信就说：“你演的电影，明着是夸你媳妇好咧！“

七

放了38年电影，刘公信实实在在遇到三轮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在90年代前后，电视机和录像厅出现了，很多农村电影队从此就消失了。刘公信不认输，在设备和同步片源上下功夫，跨过了世纪之交。2004年，户县的农村电影衰落趋势已经无可挽回，他依靠自己设备和热情撑着。2010年之后，农村似乎变了，他坚守了几年，好像是在为农村电影唱着最后的挽歌。

早几年，他下意识的开始收集、整理电影放映器械了。放映生涯给刘公信留下了数不清的铁疙瘩。自己用过的和收购的，他的库房里摆放着36套电影放映设备。一套放映设备包括两台轮流放映机以及配套的放映设备——整流器、一台扩音机、电源线和一个银幕。提包机、固定机和座机， 8.7毫米、16毫米、35毫米和70毫米，什么放映机都有。

有台70毫米的放映机是当时国家分配给西北五省用的，有深圳的商人出高价收买，被刘公信拒绝了。在刘公信看来，这个放映机绝对不能走出陕西，他不能为钱当罪人。他的电影设备和零件总共占有十几间房子。前年搬家的时候，各种设备陆陆续续搬了一个多月。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是世界上拥有东西数量最多的人。听到这话，很多都笑岔气了。那些机器零件的确多到无法清点。

他爱电影胶片。黑白胶片可保存150到200年，彩色胶片寿命短些。国产胶片可保存80年，进口胶片可保存150年。一本胶片电影的额定放映场次是600场，实际上600场之后还可以继续用。这些胶片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糟蹋了可惜。他的库房存放着几百个电影拷贝，房门打开的时候，散发出浓浓醋酸的味道，那是醋酸片基散发的气味。

放了几十年的电影，刘公信对片子长度了如指掌。在他记忆中，电影厂喜欢出9本的片子，长的有11本，当然也有更长的。当年放映的10分钟的《新闻简报》片长280米，《风云再起》有9本，长2700米，《火焰驹》12本，长3600米。最长的故事片是1978年放映的《创业》，一共13本，一本长300米，总长3900米，他放了两个半小时。1996年后，国家将一本胶片从300米加为600米，放映员换一本胶片的时间从10分钟延长到20分钟，轻松多了。

八

2012年，电影放映生意彻底停下之后，刘公信不想浪费时间。“我不愿意打牌，不是我看不起任何人，我没有时间。我现在进入倒计时，人有个大限，第一个大限是七十三，第二个大限是八十五。有空的时候我坐在木头前，对木头有个构思。”他想完成自己的另一桩心愿。

在电影放映这个行当上，在户县乃至西安的农村放映队里，刘公信认为，没有人在创新方面比他做的更好。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既是国家的，也是自己的。不缅怀过去，只憧憬未来。

2007年他尝试着完成了一件他年轻时喜欢的木刻艺术作品，想检验一下自己还能不能再干雕刻。结果还行。2008年他尝试了浮雕圆雕，2012年完成了毛主席的木版长卷，赠送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他的想法是最终要把原版赠送给韶山毛主席纪念馆。这本来就是属于韶山的东西。

老板杨玉娥埋怨的占地方的电影放映设备，他也有了处置意见。电影是公共资产，搁在咱这里不如捐给国家。捐给国家才能保护得很好，最终都是公共文化。搁在家里不行，这些电影机械不是家里搁的东西。他只等着机会早点到来，让那些电影放映机去它们应该去的地方。

时代的风云际会有时候会无视个人的挣扎和努力。刘公信看到了历史的车轮坚决无比，没有人力可以阻挡。70和80年代，他在村里放电影，全村男女老少都会看。

90年代以后，电视普及了，老年待在屋里看电视，只有青壮和小孩出来看，还挺热闹。2000年后，出屋看电影的只有小孩子，成人们都在忙生活。而这几年，连小孩子都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