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研究|王江松
劳工研究|王江松

中国劳工学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观察、追踪、分析、研究中国当代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之一:社会人的竞争合作

自由主义、原典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各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社会民主主义也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其主要的范畴是“社会人的竞争合作”、“社会个人所有制”、“劳工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

一、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是经济人之间的完全竞争。

首先,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共享“经济人”或“理性自利者”假设,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这一假设给予了最初的表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个假设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1、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并且力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土地所有者追求地租的最大化、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劳动者追求工资的最大化,其他经济主体如消费者、自耕农和手工业生产者、自由职业者、文化人、政府官员,也无不利用手中的资源,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区别只在于行为的方式和结果上,而不在行为的动机和动力上。

2、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并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任,而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然权利这个前提,就事先限定了个人权利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个人是完全自由的,越出这个边界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利益则是不被允许的。

3、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本质上都能够成为理性的自利者,如果损人利己,通过侵害他人而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只能取得眼前的和短期的成功,长期来说,会出现两种不利的结果:一是因为受到他人强有力的反击而被迫把自己侵吞得来的利益吐回去,二是所有人或很多人像狼一样长期相互争斗,最终同归于尽,自己和其他人一起陷入毁灭。

4、经济人、经济实体和经济领域本质上具有非政治性、非道德性、非意识形态性,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完成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功能,对内遵循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法则,对外适应价格机制,形成一个自身完整的、独立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经济领域,经济人和经济实体可以在经济生活的边界之外,在工作和职业生活之外,成为教堂的礼拜者,成为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的道德楷模,成为艺术品的收藏家,成为慷慨捐赠的慈善家,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则只遵循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拒绝来自外部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

由上述具有自利性、独立自主性、理性、非政治非道德性的经济人组成的经济世界,就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或纯粹竞争市场,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和数不清的消费者和购买者,任一卖者和买者对于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均不能控制,买卖双方对价格都无影响力,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 产品价格只能随供求关系而定,企业的任意提价或降价行为,都会招致对本企业产品需求的骤减或利润的不必要流失。

从理论上说,完全竞争市场相对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更能够促进微观经济的高效率运行,更能够促进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消费需求满足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他经济学流派很快就发现和指出了完全市场竞争预设和模型的缺陷:

1、在现实经济实践中,即使存在着大量小企业的竞争,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仍然可能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小企业不能进行规模生产,生产成本高,小企业也无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的效率难以有较大的提高。

2、完全竞争市场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为无数小企业在技术进步和外来干扰的冲击下很容易在竞争中失败,在它们被迫退出市场时,其具有专用性的设备与劳动力在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也被迫停止使用。

3、完全竞争市场中完整信息和知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在一般情况下,生产者对其市场地位、发展方向以及影响市场的各种因素的信息和知识,都不可能完整掌握,消费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场上全部产品的价格、品质等方面的情况。

4、最重要的是,完全竞争一定会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形成不平等的、等级固化的经济结构,但自由主义者虽然正确地提出政治领域的无赖假定,主张把权力关进笼子,却无视经济领域的人性之恶,无视资本和财富集中对自由、平等和正义所带来的危害。

总之,经济人的完全竞争只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种理论假设,是他们进行经济分析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虽然说在经济思想史上这的确是一次伟大的革命,相对于部落主义、宗法主义、暴力主义、专制主义的经济学而言,是一种伟大的进步,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它只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近似地出现过,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普遍模型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相反的另类乌托邦构想。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共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预设,即道德人假设和非竞争完全合作模型。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奴隶经济也好,封建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资本主义经济也好,都是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的阶级压迫经济、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唯一、真正自由平等的经济只能是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竞争的共产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基本的逻辑和历史前提是,无私、利他的道德人取代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完全合作取代完全竞争,道德人的联合体取代经济人的市场,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直至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这是性善论在经济学中的贯彻和运用,这一假设在20世纪风靡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却为人性之恶的肆虐大开了方便之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人道灾难。它已经被证伪,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主体和经济领域性质的基本预设,处于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和完全竞争模型与共产主义的道德人假设和完全合作模型之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人假设和竞争合作模型。

相对经济人和道德人而言,社会人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1、社会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止于合理和满意的程度,并不一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进入到竞争性市场经济之中的人,作为一个经济主体,主要的动机当然是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地租、利润、工资),但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以达到相对的、自己感到满意的利益为限,并不追求最大的利益:一是在人们内在的需求结构中,并不只有生存、积蓄、致富、享乐层面的物质性需求,还有尊重、友爱、创造、自我实现层面的精神性需求,当人们追求一种经济利益,会冒着失去尊重和友爱的危险,或必须付出牺牲自己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机会的代价时,他们很可能会降低对于经济利益的期望值,而倾向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并有时间和条件去满足自己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不是片面地追求财富量的增加,而是追求生活质量,或者一种叫做“幸福”的价值;二是在客观的外部社会环境中,当竞争主体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时,由于“最大化”缺乏客观尺度而取决于主观评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强有力的人剥夺弱小的人,或者发生强者之间同归于尽的“火并”和 “撞车”,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交易系统的“堵塞”乃至“瘫痪”,并且进一步引来最强者对整个市场的垄断和管制,导致一种充斥奴役和压迫的统制经济,使大多数人的利益非但得不到最大化,毋宁趋向于最小化。恰恰是有节制地追求较大利益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行为,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最坏情况的出现,并推动市场经济朝向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2、社会人是与其他人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相对自由和独立的个体。社会人不是抽象的个体,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单子。不是说每个人都画一个圆圈,圈里是自己的,圈外是别人的;社会人不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首先,在时间的、纵向的、历史的维度上,每个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父母和祖先那里繁衍下来的,身上带着父母和祖先的血液和基因,而每个人又成为后代人的父母和祖先,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是接受、吸收、消化一系列历史所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而长大成人的;其次,在空间的、横向的、社会的维度上,每个人都受到社会环境的积极或消极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都是社会关系之网上的节点,都依次成为家庭、宗族、社区、阶层、阶级、社团、民族、国家等社群的成员。这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当然,每个人永远是一个特殊的个体,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创者、发起者、推动者,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个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的确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不可能有绝对的、无限的自由和独立。

3、社会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同时也具有非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是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一个基本信念。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经济人假设显然是建立在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然而,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却几乎颠覆了理性人的假说。首先,人只具有有限的信息、知识、智力、理性能力,他们还可能经常处于盲目、无知、短视、偏见、贪婪、恐惧、嫉妒、病态、精神错乱乃至疯狂的状态;其次,人性固然具有真善美的基因和倾向,同时也具有假丑恶的基因和倾向。种种非理性内驱力会经常突破个人理性和社会规则的禁忌和压制,而表现为带有攻击性、破坏性的行为。那么,当这些具有种种理性和人性缺陷的人进入市场竞争之中时,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地保障经济生活的顺畅而和谐的运行呢?怎么可能出现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经济秩序呢?怎么可能自动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呢?只有正视人的理性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事实,才不会一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理性人的假设上,而是诉诸于有限理性之间、非理性之间的相互制衡上,也就说,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人们,基于自省、自制、自我批判和自我约束,达成关于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基本共识、契约、习俗、道德、法律,以客观化的、普遍化的制度规则来约束每一个人的经济行为。

4、社会人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这是科学分析和学科分工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三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它们彼此之间有无数条进进出出的通道,源源不断地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只不过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分别在不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已。经济人、经济主体(如资本家、工人、雇主、雇员)也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正如政治人、政治主体(如政治家、公务员)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文化人、文化主体(如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每个人都同时具有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区别只在于比重不一样;经济主体是带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政治倾向、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审美趣味等等进入经济竞争过程中的,它们一定会影响投资、经营、管理和劳动的态度和方式,对投入产出和成本收益的计算,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对利润水平、工资水平、就业水平的确定,一句话,对所有的经济指标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摒弃经济主体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使之成为赤裸裸的“经济机器”或“经济动物”,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仅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展开经济竞争时,在没有制度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以及强者之间的对抗,这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整个经济体系出现短路、堵塞和瘫痪,二是为了免于同归于尽,会出现一些最强者对整个市场和经济体系实行强制和管制,形成统制主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经济体制,使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理想化为泡影。

与社会人假设相匹配的是竞争合作模型,即竞争性合作或合作性竞争模型。更加接近真实的经济状况的,并不是完全竞争假设,也不是完全合作假设,而是非完全竞争假设和非完全合作假设,即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相比完全竞争和完全合作,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垄断这个词,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垄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集中”、“合并”、“资源整合”、“规模经济”的意思,甚至可以带有“联合”、“协作”、“经济合作”的褒义,与竞争是可以统一的:

1、垄断来自于竞争,非完全竞争来自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接近于完全竞争,无数凭着小笔资本起家的企业蜂拥而出,然后沿着个人和家族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竞争必有输赢,一些小企业破产了,一些小企业勉强维持现状,另一些小企业,由于兼并了资本、劳动、技术、管理人才、市场份额而变大了,这是一种自然而必然的发展趋势,相反,停留在分散的、无限多元的、完全竞争的状态,反而是违背逻辑和历史规律的。

2、大企业具有小企业所不具备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市场上可以获得大规模购置原料、厂房、设备以及轻易得到贷款和社会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机会和价格优惠,从而大幅度降低产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物流和销售的成本,使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在大企业内部可以实行广泛而精细的分工,得到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分工带来的倍增效应,从而大幅度增加产出。这一增一减产生的优势,是小企业和完全竞争不可能具备的。

3、大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利润总量较高,有足够的资金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或者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权,而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在一定期限内的排他性使用,可以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或自然垄断利润,这也是小企业很难做到的。据加尔布雷思的说法,美国几百家大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大量的需求与更丰富的偏好。

4、大企业管理团队的人才优势和集体决策模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并据此做出较为科学的决策,从而避免小企业老板独裁制所固有的信息短缺和盲目决策的弱点,降低长期平均管理成本。

5、大企业比小企业雇佣大量的员工,面对庞大的消费者,与社区和政府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固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大企业在社会上独断专行、横行霸道的案例,但更多的案例表明,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愿望也更有能力承担对于劳动者和公众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而在其拒不承担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会成为社会和公众大规模、低成本、高效力监督和反制的对象,并且引发制度性条件的改革和变迁。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在确认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吸收了共产主义经济学的道德人完全合作假设的合理成分,从而形成了扬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的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总的来说,社会人的竞争合作,是一种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是竞争性的合作或合作性的竞争,比经济人的完全竞争和道德人的完全合作两个极端,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更强的生命力。

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市场经济中普遍出现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民主治理等经济现象。

首先是资本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企业、跨国企业的出现就是明证。

其次是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地区工会、全国和国际工会的出现就是明证。

再次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集体谈判、参与管理、员工持股、利润共享、劳资共和的出现就是明证。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不害怕甚至欢迎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规模经济,是因为资本的联合也为劳动的联合准备了条件。工会,作为劳动的联合,跟资本的联合一样,也是一种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现象;工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但它是资本的垄断性的必然对应物,没有工会的垄断,就无法制衡资本的垄断,就无法形成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的力量均衡的的劳资关系;工会,只是劳动在一定范围的联合,跟资本在一定范围的联合一样,也是一种垄断性竞争和竞争性垄断,是市场经济基本构架的组成部分,与完全垄断的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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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1、卷一:《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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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最近四十余年中国的启蒙运动和社会运动中,作为宪政民主右翼的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宪政民主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时间上晚出、在影响上微弱。自从2010年中国劳工运动兴起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就被推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了,正像欧洲劳工运动曾经把社会民主主义锻造成了欧洲社会和世界范围内一支基础性、结构性的思想政治力量一样。本书从哲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出发,全方位阐述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学理、根据、源起和发展前景,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伟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关键性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作者对其亲身参与的十年中国劳工运动的总结和提升,可谓字字呕心,句句沥血;这是作者生命体验和思想探险的结晶,处处洋溢着深挚的社会责任感、鲜活的知行合一风格和无畏的理论勇气。

2、卷二:《劳动文化学:当代中国的劳工意识》(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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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谈到文化,人们大都想到的是贵族的、士大夫的、资本的、权力的文化,很少有人想到一种独立而完整的劳动文化或劳工文化。本书与它的前身《劳动哲学》(人民出版社,2012)一样,是由作者在汉语文化圈中首创的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学研究成果,其宗旨和中心思想是,劳动者和劳工阶级要成为独立而完整的历史主体和社会主体,要发起卓有成效的组织行为和集体行动,要作为宪政民主左翼力量积极地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就不能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和文化,否则就永远只能蹒跚地、被动地跟随在别的阶级之后。 所谓劳动文化,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一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一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所谓劳动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紧紧抓住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主观性方面,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把劳工哲学意识、劳工经济意识、劳工政治意识、劳工心理、劳工伦理、劳工法律意识、劳工审美意识、劳工文学、劳工艺术、劳工文化传播等内容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劳工文化体系。

3、卷三:《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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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这本书是对当代中国第一次劳工运动高潮的同时态的亲历、追踪、记录、呐喊、思考和传播,围绕着四个主题构成了全书的结构和内容:劳工界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和思想家、 中国社会转型与劳工运动、关于劳工问题的思想争鸣和理论探讨以及关于劳工运动的评论、文告、声明、访谈。正像作者在序言《从倾听底层到致敬底层》中所论述的,这表明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与底层民众相结合,与他们一起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生活价值,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 本书深刻而厚重的苦心孤诣在于,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既不能弃底层于不顾而径直追求自己的目标,更不能愚蠢地把底层民众推到极左或极右那边去。中国的社会转型,有赖于依托中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右翼与依托劳工阶级的宪政民主左翼的团结和联合,否则必将长期陷入转型陷阱而无法自拔。

4、卷四:《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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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是《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一书的姊妹篇,精选了二十来个发生在本世纪一0年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劳工集体维权经典案例,客观记录和描述了这些事件的过程,对其成败得失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和评论,像教科书一般向劳工大众和社会公众介绍劳工运动的优势和弱势、战略和策略、经验和教训,同时具有很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 由于遭受强力打压,以珠三角地区为主的第一波劳工运动目前已经陷入了低潮,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劳工还将再一次、很多次奋起。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必将载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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