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研究|王江松
劳工研究|王江松

中国劳工学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观察、追踪、分析、研究中国当代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

当代中国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谱系

王江松文集(1~4)销售链接

亚马逊:1、卷一:《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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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最近四十余年中国的启蒙运动和社会运动中,作为宪政民主右翼的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宪政民主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时间上晚出、在影响上微弱。自从2010年中国劳工运动兴起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就被推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了,正像欧洲劳工运动曾经把社会民主主义锻造成了欧洲社会和世界范围内一支基础性、结构性的思想政治力量一样。本书从哲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出发,全方位阐述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学理、根据、源起和发展前景,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伟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关键性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作者对其亲身参与的十年中国劳工运动的总结和提升,可谓字字呕心,句句沥血;这是作者生命体验和思想探险的结晶,处处洋溢着深挚的社会责任感、鲜活的知行合一风格和无畏的理论勇气。

2、卷二:《劳动文化学:当代中国的劳工意识》(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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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谈到文化,人们大都想到的是贵族的、士大夫的、资本的、权力的文化,很少有人想到一种独立而完整的劳动文化或劳工文化。本书与它的前身《劳动哲学》(人民出版社,2012)一样,是由作者在汉语文化圈中首创的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学研究成果,其宗旨和中心思想是,劳动者和劳工阶级要成为独立而完整的历史主体和社会主体,要发起卓有成效的组织行为和集体行动,要作为宪政民主左翼力量积极地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就不能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和文化,否则就永远只能蹒跚地、被动地跟随在别的阶级之后。 所谓劳动文化,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一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一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所谓劳动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紧紧抓住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主观性方面,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把劳工哲学意识、劳工经济意识、劳工政治意识、劳工心理、劳工伦理、劳工法律意识、劳工审美意识、劳工文学、劳工艺术、劳工文化传播等内容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劳工文化体系。

3、卷三:《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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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这本书是对当代中国第一次劳工运动高潮的同时态的亲历、追踪、记录、呐喊、思考和传播,围绕着四个主题构成了全书的结构和内容:劳工界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和思想家、 中国社会转型与劳工运动、关于劳工问题的思想争鸣和理论探讨以及关于劳工运动的评论、文告、声明、访谈。正像作者在序言《从倾听底层到致敬底层》中所论述的,这表明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与底层民众相结合,与他们一起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生活价值,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 本书深刻而厚重的苦心孤诣在于,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既不能弃底层于不顾而径直追求自己的目标,更不能愚蠢地把底层民众推到极左或极右那边去。中国的社会转型,有赖于依托中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右翼与依托劳工阶级的宪政民主左翼的团结和联合,否则必将长期陷入转型陷阱而无法自拔。

4、卷四:《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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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是《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一书的姊妹篇,精选了二十来个发生在本世纪一0年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劳工集体维权经典案例,客观记录和描述了这些事件的过程,对其成败得失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和评论,像教科书一般向劳工大众和社会公众介绍劳工运动的优势和弱势、战略和策略、经验和教训,同时具有很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 由于遭受强力打压,以珠三角地区为主的第一波劳工运动目前已经陷入了低潮,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劳工还将再一次、很多次奋起。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必将载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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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谱系

如果以自由和平等、宪政和民主两者高度完满的统一状态为原点和轴心,就会出现中左、极左、中右、极右四种区分:中左追求更多平等和民主但不否定自由和宪政,中右追求更多自由和宪政但不否定平等和民主;极左已开始时是只要平等和民主而不要自由和宪政,但这种极端的平等和民主必然导致极权专制,比如苏联、东欧、中国、古巴、朝鲜、柬埔寨等共产主义国家;极右一开始时是只要自由和宪政而不要平等和民主,但这种极端的自由和宪政也必然转变为极权专制,比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智利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中左与中右竞争互补,极左与极右两极相通。

一、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1、传统与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与现代是一对广泛使用于哲学、宗教、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日常生活的概念。一方面,这两个概念具有相对性,彼此以对方为参照系,离开一方另一方就得不到界定,双方在主要特征上是对立的;另一方面,这两个概念又具有连续性,就是说,传统之中孕育了现代的萌芽和因素,现代之中也继承了传统的成分和要素。这样说来,传统和现代并不是截然两分的、断裂的,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所谓传统社会是指以一组彼此关联的要素为主体结构的社会形态,所谓现代社会是指以另一组彼此关联的要素为主体结构的社会形态。

相应的,所谓传统性,是传统社会具有的一组基本特性,如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各人类族群之间的封闭性、族群内部成员之间的等级性、文明发展进程的缓慢性等等,与之不同的是,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的一组基本特性,如人类对自然的能动性、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各人类族群之间的流动性、族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平等性、文明发展进程的快速性等等。

2、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结构

    (1)生产结构或生产方式。在人类与自然的之间的物质生产和交换方式上,传统社会以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直接依靠自然生态条件的产业为主,以手工业和商业为辅,而现代社会以工业、商业、服务业等深刻而大规模改造自然界的产业为主,以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产业为辅;与此同时,在生产知识、技术和工具方面,传统社会以经验、习惯、手工工具为主,现代社会以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为主。

    (2)经济结构或经济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层面,传统社会以各生产单位(家庭、庄园、工场)之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现代社会以普遍的市场经济为主,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辅;与此同时,在各生产单位内部,传统社会存在着奴隶制、农奴制、仆役制等人身依附关系,而在现代的企业(工厂、公司)里则普遍实行基于人身自由的雇佣关系和劳动契约关系。

    (3)政治结构或政治制度。在全社会的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和分配过程中,传统社会以暴力以及基于暴力的政治权力为主,以经济性的生产、交换和分配为辅,现代社会则以经济性的生产、交换和分配为主,以暴力和政治权力为辅,因此,在政治制度上,传统社会以极权、专制、权治为主,尽管也有宪政、民主、法治的萌芽,而现代社会以宪政、民主、法治为主,尽管也会出现极权、专制、权治的回潮。

    (4)文化结构或文化形态。在思想文化层面,在价值观上,传统社会强调人类服从于自然、个人服从于社会,人性和个性受到宗教、血缘、宗法、地方和国家等共同体的强制性约束,而现代社会则高扬以人类为中心、以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改造自然的人类主体性原则,以个人为本位、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价值的个体主体性原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传统社会以一元论和决定论为主导,现代社会以多元论和互动论为主导。

    (5)社会结构或社会构成。在整个社会的结构形态上,传统社会是一种以上下等级为主、以左右竞争为辅的、垂直矗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左右竞争为主、以上下分层为辅的、横向展开的、扁平化的社会结构,由于强大而深远的历史惯性,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也延续了贫富两极分化而中间很小的金字塔结构,但随着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的发展,仅仅经过一二百年,这种结构就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转化了。

     3、现代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我们就把它叫做现代化,或者叫做建立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欧美国家已经进行了二百来年,如果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几个准备阶段也算进来的话,已经有五百年左右的历史了。现在,欧美国家已经进入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阶段,或者叫做后现代的阶段了。日本的现代化肇始于明治维新,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日本比较顺利,中国的现代化则异常曲折和复杂,日本侵华战争、苏俄的全球政治和东亚地缘政治以及国内历史的、现实的复杂矛盾冲突等各种原因纠结叠加在一起,中断了中国现代化的正常进程,使中国进入了一种极为畸形、变态、扭曲、本质上是反现代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形态,以一种“后现代的”、“超现代的”、达到了“人类历史最高阶段”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取代了中国必须完成的、不可逾越的现代化事业,在很长时间,现代化这个概念,因为带有资本主义的烙印和色彩,甚至在中国被清除了,直到1975年第四届人大才重新提出了仅仅限于生产力、器物、工具层面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政治、文化等价值、理念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才由民间推动一步一步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还处在艰难跋涉、艰苦拉锯的过程之中。

二、左右划分的主要依据

1、左右划分的历史前提

在古代奴役等级和极权专制社会,基本上只有垂直的上下尊卑之分而没有横向的左右之分。思想政治上的左和右主要是一种现代的划分,左右划分主要是一种现代的现象。诚然,在传统社会或古代社会,在一定的区域范围或者一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某种趋于扁平化的社会结构,虽然那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思想政治上左和右的概念和意识,我们现代人也可以用左和右的概念去进行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等地的城邦共和国,由于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荡平了一些思想政治上的等级隔离,给有限数量的公民提供了一个可以竞争的扁平的舞台,于是便出现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贵族、家族、富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右,而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左。在古代中国,在几个封建诸国争雄或皇权专制衰败的时期,也有这种情况:春秋战国时期,道家、阴阳家、纵横家、法家依次偏于右(阴),而儒家、兵家、农家、墨家依次偏于左(阳);魏晋时期,鉴于儒学的虚伪腐化堕落,可以把以儒解道的何晏、王弼算作右派,而把以道破儒的竹林七贤算作左派;明末清初,出现了以江右学派为代表的王学右派和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从后者中衍生出李贽、汤显祖、徐渭、袁宏道、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等启蒙思想家。

不过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传统社会胞胎里孕育的现代性因素、现代性萌芽,不能把左右划分当作对于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分析框架。古代社会或传统社会,是一种垂直的、等级制的、极权专制权治的社会结构,根本没有得到横向的展开,因此占绝对主导和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意识,是上下、尊卑的意识,还缺乏自由、平等的意识;暴力和强权代表和占有了真理和正义,还不曾出现基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自由平等竞争的真理和正义。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有极权专制与开明专制、暴政与仁政的区别,还不可能出现自由民主主义(偏右)与社会民主主义(偏左)的区别。

左右划分以三个历史条件为前提:一是工业化、商业化、分工和交换的普遍发展,带来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这意味着经济的多元化和自由竞争,经济领域因为吸引了最多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而成为社会生活中权重最大的一个领域,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自由平等交换的经济逻辑,要求冲破暴力和政治权力对于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直接控制;二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横向的、相对独立的扩展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和文化对于政治的独立发展,使得过去人们只能顺着等级政治的阶梯往上爬这种狭隘的行为模式,转变为朝着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不同的方向自由选择和发展的行为模式,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三是政治上由极权、专制和权治初步转向了宪政、民主和法治,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向了横向的、扁平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总之,没有社会结构的横向展开,没有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保障这种展开和扩展的宪政民主法治,就无所谓左右划分而只有上下划分。当然,在现代化的早期,由于传统社会的惯性力量,还会出现财富、权力、文化等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严重分化乃至两极分化,但是,以暴力和政治权力维系的僵硬的等级制度到底是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生产的阶级和阶层的分化,而这些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横向竞争,原则上是没有血缘、宗法、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垂直的、牢不可破的隔离和屏障的。

2、左右划分的几个依据

(1)以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多寡为依据

通常,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精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右的,拥有最多社会资源的人群是最右的;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左的,拥有最少社会资源的人群是最左的。这当然不否认,有些精英会成为左派,而有些平民会成为右派。

(2)以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为依据

现代社会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偏向。一般而言,右派虽然不否认平等和正义,但坚定地把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重视消极自由而相对忽视积极自由;如果也承认平等,那只承认与个人自由完全一致的人格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而坚决反对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拒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如果也承认正义,那只承认基于自由的正义而否认基于平等的正义。与此相反,左派虽然不否认自由和差异,但坚定地把平等放在第一位,重视积极自由而相对忽视消极自由;要求起点平等以及尽可能的结果平等,要求较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要求基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公正。

(3)以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为依据

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或所谓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认为价格这只无形之手完全能够有效地调节供求矛盾,达到市场均衡,不存在所谓市场失灵,市场竞争能够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包括自动地调节劳资冲突和贫富分化;左派则主张社会市场经济,即认为市场不是孤立的和天然自足的,它受到来自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各种力量的制约,尤其是受到联合起来的劳工力量的制约,劳资集体谈判这种有形之手或劳动力集体定价机制,取代劳动力供求关系这只无形之手或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而成为决定劳动力价格和调整劳资关系的主要机制。

(4)以公民社会自身建设的逻辑和方式为依据

右派从个人自由优先的原理出发,主张较低程度的公民结社或联合,认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人之间,最多只存在阶层的区别,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决反对威慑个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左派也以承认个人自由和权利、公民结社自由为前提,但认为公民是分为不同阶级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应当上升为阶级的自由和权利,阶级一旦产生,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个人自由,个人应该放弃一定的自由和权利以实现阶级的团结、互助与联合,通过阶级之间的博弈而不是个人抗争或个人成功来解决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5)以对国家、政府、政治权力的态度为依据

右派主张最小国家和最小政府,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允许国家、政府插手,国家、政府只需要维持市场竞争的秩序、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市场不愿提供或没有能力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可以了,或者说,在宪政、民主、法治中,右派更重视宪政和法治,而相对忽视民主,如果也认同民主的话,主要指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而反对大众民主和直接民主;左派虽然也认同宪政、民主、法治,认同“大社会、小政府”的基本框架,但更重视民主和法治而相对忽视宪政,认为一个民主的政府,有义务为更多的公民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福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此左派呼吁更多和更直接的民主,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质上的自由和平等。

(6)以要求进步的快慢、变革的急缓为依据

右派除了在其上升时期,在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斗争时期主张彻底的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外,在其成为主流政治思想力量后,就倾向于对现存秩序持保守的态度,如果也要求进步和变革的话,那一定是主张温和的改良和缓慢的变革,坚决反对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左派则对现存秩序持比较激烈的批判态度,要求更多、更快、更彻底的改变,甚至要求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7)以对待传统的态度为依据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右派接替了传统统治阶级,而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社会里占据了主导的、强势的地位,甚至一度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实行专政(比如限制底层民众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因此,右派对传统有更多温情的理解和包容;左派通常以弱势群体的代表为己任,认为现在的强势阶级和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继续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甚至要求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三、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关系

上文对左右的划分,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严格地说,只适用于中左和中右,而不适用于极端的左和极端的右,因为中左和中右是围绕着中道而展开竞争与合作的,而极左和极右则是与中道完全相反的,虽然说极左是把中右推到极端的产物,极右是把中右推到极端的产物,但其实极左不仅是与中右对立的,与中左也是对立的,而极右不仅与中左是对立的,与中右也是对立的。因此,只有极右、中右、中左、极左四分法才能准确地反映复杂的思想政治光谱。

1、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

(1)极右。通常指那种突破平等的底线而赤裸裸地主张“优等人”的绝对自由和公开的社会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这往往是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力量,或者其他某些社会力量如政治的、种族的、宗教的力量发展到极端的必然产物,是在丛林状态中获胜的强者的权力宣言,它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就是极右势力的典型代表。

(2)中右。通常指那种主张自由优先兼顾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是典型的中右。自由主义按其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不同理解,本身又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居中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偏左的是社会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竞争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之为思想指导的中右政党如英国的保守党、美国的共和党、德国的基民盟,长期居于执政地位。

(3)中左。通常指那种主张平等优先兼顾自由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思潮属于中左,其中以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社会主义按其本身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理解,也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居中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偏左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温和形态)。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以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左政党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经常获得执政地位。

(4)极左。通常指那种突破自由的底线而主张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思潮属于极左,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曾经在19世纪中后期获得较大的影响,但后来转入衰落并逐渐边缘化了,以之为指导思想的欧美国家的共产党正在趋于消亡。但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国家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等等,一度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和力量,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鼎盛而终于转向衰落。

2、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相互关系

一般人都以为,极右和中右都属于右,中左和极左都属于左,前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左的共同性,后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右的共同性。然而,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那就是中右与中左的共同性大于中右与极右的共同性,中左与中右的共同性大于中左与极左的共同性;或者说,中右与中左正从右和左两个方向向中间汇合,而极右和极左则各自走向极端并且两极相通,成为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否定性和破坏性力量。

(1)中右和中左向中间区域的融合

由于资本的劳动化和劳动的资本化,使得智力劳动或者人力资本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物质资本和简单劳动而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由于中产阶级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逐渐成为主导的阶级,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尤其是自由主义中的左翼(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正像资本与劳动谁也消灭不了谁并趋于融合一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以至于中右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劳工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而中左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

中右和中左,除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走向融合外,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双方都认同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而在政治上都认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国学者陈子明先生准确地把中右称之为“宪政右派”,把中左称之为“宪政左派”。网上有一个叫胡常根的民工兄弟,又把中右称之为“民右”或“民主右派”,把中左称之为“民左”或“民主左派”。只要认同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法治,不管中右和中左有多么大的差别、矛盾和冲突,总是可以通过结社、集体谈判和集体博弈、政党竞争、选举和立法等等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法治的方式予以化解的。当然,我们希望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成为文明世界的主流发展方向。

(2)极右和极左两极相通

极右和极左,表面上是针锋相对甚至绝对对立的,前者鼓吹强权就是真理、精英治国、优秀种族或神的选民统治世界,少数杰出人物可以代表全社会、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后者则鼓吹劳动创造人本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党和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唯物史观、人民史观),但细观之下,就会发现物极必反,而且两极相通:

首先是思想上相通。顾名思义,极右和极左都是一种极端思潮,作为极端,它们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共享一些同样的东西:信奉一元论和决定论;自认为掌握了宇宙真理和人类正义,是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的化身。

其次是政治上相通,即两者都要求取消多党竞争、结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建立一个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党国体制和极权国家体制。因此陈子明把极右称之为专政右派,把极左称之为专政左派;胡常根的说法是专制右派(右愤)和专制左派(左愤)。

第三是组织技术和执政方式上相通。当其处于上升和谋取权力阶段时,极左会以被统治阶级、社会底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忠实代表的面貌出现,极右则会以民族、国家、文明的最优秀代表的面貌出现,利用宪政民主下包容多元的制度、文化与和平发展空间,扩大影响和选民基础,一旦利用竞选程序上台(纳粹),或者利用国家权力出现溃败状态时政变或武装暴动上台(布尔什维克),就逐渐抛弃宪政民主法治的外衣和羁绊,以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武装到牙齿的党军宪警暴力集团,对所有政治反对力量、异议人士、中间人士和内部不坚定的成员,不择手段地进行思想控制、灌输洗脑、欺骗利诱、造谣惑众、威胁恐吓、监视举报、劳改囚禁、刑讯逼供、判刑流放,直至政治谋杀和判处死刑,从而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和制度。极右和极左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是因为极右的乌托邦敌视左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右翼群众自发自觉的支持,极左的乌托邦敌视右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左翼群众自发自觉的支持,它们仅仅靠宪政民主法治下的理性说服都是很难得到群众的同意和授权的,于是只能动用欺骗和暴力手段了。

第四是极右和极左在掌握权力的条件下向对方转化。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都缺乏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都违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规则,其本质上是无法解决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无法在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建立一种有序而通畅的关系。极左派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一定会极力掩饰他们自己也是精英这个事实,而处处标榜民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旦民众帮助他们获得了权力,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一定会因为缺乏民众的监督和制约而蜕变为极权专制权力,极左因此也就转变为极右,尽管他们还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标榜极左。此即所谓“形左实右”也。极右派虽然不惮于鼓吹英雄史观,但也深知要获得和掌握权力,必须极力煽动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而在上台以后,为了巩固政权,也会实施一些极左的、平均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政策,诱使底层民众为其对内极权专制、对外穷兵黩武充当炮灰。此即所谓“形右实左”也。总之,不管极右和极左是如何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其反自由、反平等、反正义的极权、专制、权治的实质是一样的。

(3)自由主义是极右的尅星,正如社会主义是极左的尅星

社会主义当然也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后者,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自由主义则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只要极右得势,自由主义就会首遭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奋力反抗,而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大和发展,会侵蚀掉极右思想政治力量赖以产生的垄断性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反过来说,自由主义虽然也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共产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由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使它铲除不了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因为社会主义能够有效地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使底层民众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满足了自由主义满足不了他们的对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诉求,才釜底抽薪般地消除了极左思想政治力量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4)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竞争与有效合作,是弱化和消除极右、极左势力的唯一途径

如果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你死我活地斗起来的话,极右与极左就会趁虚而入、大举发展:如果自由主义输了,战败了的自由主义者会转化为极右派,而社会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左派;如果社会主义输了,战败了的社会主义会转化为极左派,而自由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右派。只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分别防止和阻止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滋长蔓延,同时把越来越多的选民吸引到中右和中左的范围,通过中右和中左的有序的政权轮替,巩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极右和极左才会逐渐被弱化和边缘化,而且实际上,随着宪政民主法治的巩固和发展,也逼迫极右和极左淡化了自己的极端色彩,原则上和基本上接受了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于今,与其说它们还是极右派和极左派,不如说它们只是激进右派和激进左派了。当然,在很长历史时期,还会存在极右与极左回潮与复辟的现实可能性。

可以用几何图形来显示和标明上述关系:

中右、极右、中左、极左四者构成的不是一条从一个原点出发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无限延伸的直线(这条直线不能够表现中右和中左向中间靠拢,极右和极左相反相成的关系):


而是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并且最终形成一个圆形或椭圆形,就像人们从地球上任意一点向东向西或向南向北运动,最终都会在地球背面上对称的位置相遇一样:


四、中国的左右问题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1、民国时期的左右问题

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初步实现了宪政、民主和法治,在这一基本框架内,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说传统的农业经济、臣民社会和专制主义还有强大的惯性,并且不断出现反弹和复辟,但社会结构的横向展开总算是开始了,左右的分析范式和方法基本上可以得到运用了。

早在20世纪10年代,西方各种右的和左的思潮都进入中国了,经过兼并重组以后,到20、30年代,基本上形成了如下四种思想政治派别:(1)极右:国粹主义、国家主义青年党(靠近中右);(2)中右: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国民党(靠近中左);(3)中左: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党、民盟;(4)极左:马列主义共产党。

这种格局大体上是接近西方社会结构中的思想政治界分的,但是有两点极为重要的区别:

第一,在20世纪上半叶,在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工业经济、现代市场经济虽然先进,但所占的比重太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两大主导性阶级,劳资矛盾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虽然中右与中左、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政治力量出现了,但并没有取得主导性的、领导性的地位,而是深陷在各种极右和极左力量的包围和渗透之中,以至于本来靠近中左位置的国民党出现了极右化和法西斯化的倾向,搞起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军政和训政,埋下了失去民心和政权的祸根。

第二,按中国社会内部本来的发展逻辑和发展趋势,中右和中左的力量会逐渐壮大,但是,由于日本侵华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苏俄全球战略和地缘政治战略对中国的深度干预,由于美国放弃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使得极左力量得到爆炸性的增长。中共武装力量由抗战之初不足三万人暴涨到抗战胜利时的一百多万人,并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仅用几年就赢得了内战的胜利,使在西方国家日益边缘化的极左力量在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

2、毛泽东时代的左右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或者显性的层面是,中共建政以后继续革命,即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这是一个不断左化的过程,先是通过所谓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消灭了最右边的;然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次右边的;最后通过反右运动,消灭了右倾势力在政界和知识界的代表。到此为止,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一统天下了,但毛泽东还嫌不够,不够左、不够革命,他要在有生之年消灭漫长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不够革命、不够先进的东西,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消灭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他昔日的战友和助手。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极左力量不仅达到了中国历史而且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点。毛泽东俨然成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

然而物极必反,从另一个层面也是更为深刻和隐性的层面来看,毛泽东和中共用二三十年时间,实际上完成了从最左、极左向其反面即最右、极右的转化,或者说,因为这个政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消灭了一切偏右和偏左的,成了唯一的政治力量,因此它本身就集极左与极右于一身,既是极右又是极左,是极左与极右高度统一的利维坦怪兽:说它是极左,因为它以平等之名消灭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由,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了一个垄断和控制所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政权;说它是极右,是因为它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反而建立了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其中权贵特权官僚阶级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普通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居于金字塔的中间,而占人口百分九十左右的农民则被牢牢地控制在金字塔的底部,像农奴一样被圈禁在人民公社之内。

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一个偏左的政党上台执政后,在其施政过程中,会照顾到右翼的权利和利益,其政策会比上台执政前向右边摆动一点,这样一方面还能坚持其左翼立场,另一方面又能大体上兼容右翼,而不是一举消灭右翼。但是中共作为一个左翼革命党取得政权以后,不仅消灭了一切右翼,而且把中左和党内不够极左的力量也当作右翼消灭了,它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极左,这个极左政权在取消了从前境况较好的阶级和阶层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并没有真正给予从前境况不好的阶级和阶层以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是让他们普遍处于既无自由又无平等的奴隶状态,只有位居金字塔顶的权贵官僚才享有为所欲为的、任性的自由和特权。这样的政权不是极右的政权又是什么呢?

3、邓小平时代的左右问题

邓小平时代,泛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由邓小平直接掌控或者生前确定了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年代,包括胡赵时期、江朱时期、胡温时期,共计三十余年。对于这个时代,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等等,拥护普世价值、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后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型时代;极左派则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时代。

不管各种观点如何,我们先确认一些客观事实: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了,经济总量成为世界老二了,但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人权、生命、健康、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和无法计量的,需要以后几代人来偿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了,但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和平等度并不高,仍然深受权力操控,尽管进入WTO已经超过15年了,主要西方国家仍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私有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度超过了国有经济的总量,但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由最初的国退民进又转回到了国进民退的路子,国有企业占有60%左右的资源,却只解决20%的就业,贡献40%左右的GDP和税收,这其中的超额利润基本被“内部人”掌握并分配了,与此相反,民营企业只占有40%左右的资源,各方面并未受到平等对待,产权保护和经营自主权保护严重不足,一部分已经破产,另有相当一部分挣扎在破产的边缘,但却贡献了60%左右的GDP和税收以及80%的就业;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消费自由、婚姻恋爱自由等纯属私人生活的自由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只要涉及到公共领域,随时可以被惩罚并且被取消,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选举与被选举等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仍然付诸阙如,任何推进这些权利得到落实的言论和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

对这样一个时代,如何从左右视角出发做出评价呢?

从表层来看,改革开放是极左体制向右、向后的一种退却,是一种统治策略上的调整和让步,以便获得极为稀缺的合法性即被统治者的同意,获得更多的统治资源、技术、手段和工具。这种解读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让人们看到极左体制是怎样逐步放宽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限制的。

但是这种解读没有看出共产极权主义体制融极左与极右为一体、形左实右的本质,误以为中共还在独家垄断左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从极左立场的一种退却都可以看成是右的表现,于是就形成一种凡是拥护中共统治的就是左派,凡是偏离、质疑、抵制、不合作、反对中共统治的就是右派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恰好是60多年来中共一贯的话语逻辑。中共这么看不成问题,它只要心知肚明自己是形左实右就可以了,但如果民间异议和反对人士也这么看的话,就恰好中了人家的圈套,这个圈套就是,由党国垄断全部左翼的思想政治价值,始终把西方率先发现和实现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看成是“右”的即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而中共自己则永远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在这个圈套里面,那些发生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真正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构成批判和制约的、倡导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左派就无处安身了,而只能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站在一起成为右派了。于是,西方社会中那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为坐标体系的左右(极左、中左、中右、极右)分析框架,就不可能引入到中国来了。

因此应该从更为深刻的层次来看待改革开放。既然共产极权主义是形左实右的权贵官僚阶级专政,在这种专政之下,广大人民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那么改革开放就不应该看作是权贵官僚阶级主动的放权让利、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过程,而应该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抗争和推动过程,是他们逼迫统治阶级不断做出让步的过程,因此,这不是由极左向右方、后方的退却,而是从极右向左方、前方的进步,相对于极右的权贵官僚主义体制而言,不论是增加了自由,还是增加了平等,都是一种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自由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产业民主、劳工运动,都是站在极右体制左边的,都是左派。

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认同中共垄断了极左意识形态,那么不管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右(自由主义),还是中左(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就都是右派;另一方面,从共产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右专政体制而言,民间任何一种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努力和形式,又都是左派。这两者都是有道理的,恰好证明以拥护现存体制为左、以反对现存体制为右的简陋区分,是错误的和不适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两种视角的平衡之中找出一种综合性的、对应于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适合于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左右区分,即有条件、有限制地引进西方的左右分析框架;只有在极权主义、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被否定了以后,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以后,中国才能完全采用西方国家的左右分析框架。

4、当代中国的左右问题

(1)处于极右位置的是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这是在“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贵官僚+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和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而在邓小平时代变换形态的特权统治阶级,在开启、引进、推动市场经济以后,这个阶级运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控制、利用市场机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即一边养肥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一边收割这个阶级的财富并通过这个阶级收割更多的社会财富。其意识形态有两个层面:表层是其过去赖以造反和革命的极左意识形态即官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用来忽悠愚民和脑残的;深层是极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红色江山万万年”的特权、权贵意识形态(继承和发扬了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法家秦制传统),这个才是其真实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忍不住发出“用三千万人头来换江山”的咆哮。

在极右这个思想政治光谱上,还有一种与权贵官僚意识形态形成耦合的民间意识形态,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中捷足先登,通过与权贵官僚的钱权交易而暴富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当然会巧妙地隐藏起权贵官僚控制市场这个前提,而以一种纯粹形态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型(在现实生活尤其是中国语境中,这个模型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为获得暴富的富豪阶层提供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辩护;它同时认为,市场竞争出现胜负和贫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国的劳工已经获得了其劳动力要素的合理回报,不存在剥削,从而也就否认了官商联盟共同剥削劳工的事实。

处在极右光谱最左端并向中右过渡的思潮是一度风生水起的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变种:儒家宪政派、社宪派和党宪派,就其拥护中共的领导而言,属于极右,但就其宣称宪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终目标而言,已经在向中右靠拢了。

(2)处于中右位置的是中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虽然受到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掠夺,经过将近30年的发育和发展,好歹还是形成了一个以中小资产阶级、企业管理者阶层、中高级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崇尚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成为其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又分为两派:偏右的一派主张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极权、专制和权治,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劳工和底层的平等权利诉求,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依照法律保护双方的市场地位和市场权利,在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主张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干预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偏左的一派即社会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呼吁落实劳工阶级和底层民众更为实质的自由和平等。

中右派,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即以拥护现存制度为左,以改变现存制度为右的话,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划分,那么它只是相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而言才是右的,相对于正在利用、扭曲市场经济并阻挠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成长发展的极右力量而言,它又是左的、进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张激进革命的。

(3)处于中左位置的是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及其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新生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一起出现并发展起来的,迄今总数已经达到三亿五千万之巨。应该说,它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在时间上是落后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随大流,发展到接受这一趋势,再进一步则积极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提升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是一致的,尽管工人中知道这一中左思潮的还很少,但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波高潮中,参与其中的先进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数劳工机构倡导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属于中左,在社会民主主义左边一点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更重视劳资集体谈判、产业行动和社会保障,而民主社会主义更重视经济民主、产业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它与自由主义一样属于右派(凡是主张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在当局眼里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划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与偏右的自由主义(中右)相对而立的、各自代表劳资双方进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竞争对手,也是共同维护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合作伙伴。当下中国的民间思想舆论,因为还没有普遍引进西方的左右划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划分,结果是不知道有中左、宪政左派、民主左派,一说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认为是马列毛左或极左,徒然地使极左垄断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间。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4)处于极左位置的是最底层民众及其意识形态。在权贵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个垫底的阶层,或劳工阶级的最底层,主要包括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现存权贵市场经济中一败涂地并且陷于绝望的城乡贫民,他们本能地、理所当然地趋向于接受马列毛左或极左。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加以区别:一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标榜的、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共产党的宗旨和路线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主要是贪官污吏,这是被官方成功洗脑的毛左或极左,本质上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是奴才和太监思维,在网上又被人称之为“皇左”或者“自干五”;另一些人则是真正的极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的极左,虽然他们与老的极左派(实际上是掌权的极右派)共享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但他们认为正在掌权的共产党只是伪左派,是伪共产党,是已经蜕化变质的共产党,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一个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是未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一派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肩负着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按中国官方的左右划分,这一派本应该是予以镇压的敌对势力,骨子里头是右派而且是极右派。但迄今为止它还能够得到比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大的话语空间,一则它还只是一种思潮而不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还没有发展到威慑现政权的地步;二则它所高举的旗帜也是极右当局曾经并还在继续高举的旗帜,它比当局更加高调地宣扬极左思想,使得极右当局投鼠忌器,害怕因为打击他们而暴露自己的极右本质;三是需要利用他们来打击和遏制倡导普世价值、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目前极左和极右还处在相互利用的阶段。

如果按照西方模式的左右划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极左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只要极左思想不诉诸于暴力行动,就是可以容忍的,只有通过铲除极左思潮得以产生的社会土壤,才能真正使之边缘化并最终消失。

以上我们大体上按照西方模式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格局和结构做了一种划分。之所以可以引进这一分析框架,是因为,不管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在多么暴虐地阻挡普世价值、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以及宪政民主法治的进程,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经济毕竟是不可逆转的了,伴随着它们而出现的中右、中左、极左力量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了。但是不能简单把西方的左右模式照搬到中国来,其中有三个很大的区别:

第一,极右在西方只是一种边缘化的思想政治力量,而在中国确是一种占非常强势地位的统治力量,对所有其他思想政治力量形成一种压倒性、压迫性的优势;

第二,中右和中左在西方占明显主导地位,二者轮流执掌政权构成西方政治的常态,而在中国,中右和中左的力量还相当弱小,只有当它们成为主导力量时,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转型才算基本完成;

第三,在西方,极左已经边缘化并且很难东山再起,但在中国很难说,如果极右当局封杀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力量的一切发展空间,如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使中产阶级以及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陷入破产和绝对贫困化,那就意味着底层无产阶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多,那时再爆发一场由极左思想所引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

唯一能够有效制止这一趋势并将中国引向世界文明主流的,是加快实现中右与中左、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作,扩大和发展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空间。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对现存制度和政权的性质的判断上,中右—中左联盟与极左其实是相当一致的,即双方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右的制度和政权,只不过前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资产阶级专政,后者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双方的实质区别是,取而代之的,究竟是一种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还是一种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现代化的高度和整个过程来看,中国的首要问题无疑是要解决极右当局与中右、中左、极左之间的矛盾,其次是要解决中右—中左联盟与极左之间的矛盾。至于中右—中左联盟获胜并建立了宪政民主法治之后,中右与中左之间如何展开新的、长期的竞争,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下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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